货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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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先王的制度,从天子、公侯、卿、大夫、士到奴仆、守门的、打更的,其爵位、俸禄、侍奉、赡养、住宅、车辆、服饰、棺椁、祭祀、死生的规定都有不同的等级,年纪小的不得越过年纪大的,地位低贱的不得越过地位高贵的。
  由于这样,所以上下有序、民心稳定。
  于是辨明土地、川泽、丘陵、高峻与平缓、肥沃与低湿等不同情形,教导百姓种植树木饲养牲畜;从五谷六畜到鱼、鳖、鸟、兽、荻、蒲、材、干、器械等资财,用来养生送终的东西,没有不全部植养的。
  按时植养,而使用时有节度。
  不到九月不伐薪;不到九月、正月,不猎捕鱼;不到七月不射杀鸟。
  既然要按照时令来选择物用,就像山上不乱砍被伐树木重生的枝条,不击杀正在长而未长成的草木,小虫、鱼、鹿子、鸟蛋,都常常有禁忌。
  所以顺应时节,使万物繁盛,用度丰富、完备。
  然后、士、农、工、商四民依靠各自的特点,发挥各自的智谋才能,夙兴夜寐,来从事他们的事业,相互地以其所有,交易所无,而都不匮乏,没有政府的征发和限期交纳,使远近都充足。
  所以《易》说“:君王依靠财用以成教化,称赞天地长育万物,来救助他的百姓”,“备取万物而极其功用,拿制成的器物把它作为天下人的利益,没有比这更品德高尚的”,说的就是这一点。
  《管子》说古代的士、农、工、商不允许混合居住。
  士人在闲散的宴席上一起谈论仁义,工匠在官府里一起议论技巧,商人在交易场所相互交谈财利,农民在田野里共同谋划农业生产,从早到晚从事自己的事业,没有谁观视它物而改变自己的本业的。
  所以他们的父兄的教育不严肃而他们的事业能够成功,子弟的学习不费力而所学的东西能够学会,这是因为他们各自安于所居而乐于本业,认为其食物味美,认为其服饰华丽,即使看见奇丽粉华,不是他们所学习的,像戎、狄对于于越一样避开它,不参与进去。
  因此欲望少而事情简洁,财用足而不互相争夺。
  于是位居百姓以上的君王,用道德来引导他们,用礼仪来约束他们,所以百姓有廉耻之心而懂得尊敬,认为礼义贵重而鄙视利益。
  这就是夏、商、周三代君王用德、礼统治百姓,刑法不严而能够治理国家的大概原因吧。
  到周室衰微,礼法破坏,诸侯鲁桓公雕刻宫椽、饰红屋柱,大夫臧文仲的房屋有雕成山形的斗拱,画着水藻纹的短柱,在厅堂跳着八佾舞,在殿堂用《雍》乐伴奏进食。
  其流风下至士人、平民,没有谁不背离诏制而抛弃农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少,从事商业的人多,粮食不足而货物有余。
  衰落延至齐桓公、晋文公之后,礼义彻底破坏,上下相互遮掩,一国之内政治不同,一家之内风俗殊异,欲望无节度,僭越等级没有止尽。
  于是商人交换难得的财物,工匠制作无用的器物,采用违反道义的行为,来追逐时人的喜好而获取世间的资财。
  欺诈的人违背事实以求取名誉,邪恶狡诈的人损害他人以求取功利,篡权杀君得到国家的人成为王公,强取豪夺建立家业的人是英雄。
  礼义不足以约束君子,刑戮不足以威慑小人。
  富有的人,木土披上了文锦,犬马有吃不完的肉粟,而贫困的人短褐破烂不完整,只是含豆饮水以充饥。
  他们是普通百姓,地位同等而在财力上相争,虽为奴仆,但还没有怨恨的表情。
  所以那些粉饰欺诈为非作歹的人,自我满足于一时;守道循理的人,不免于饥寒的忧虑。
  教令从上面兴起,是由于法律制度的无限。
  所以列举他们所作的事情,来记载世间的变化。
  从前,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重用范蠡、计然。
  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得作好备战工作;了解货物何时为人所需求购用,才算懂得什么是财货,掌握了‘时’与‘用’二者的规律,那么各种货物的流通情况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所以,天旱则备船以待涝,天涝则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勾践照此治国,十年后国家富起来,拿出丰厚的钱财来收买兵士,于是消灭了强大的吴国,洗刷了会稽被困之耻。
  范蠡叹息说“:计然的致富之策十条,越国用了其中的五条就实现报仇雪耻的愿望。
  既然用它施用于治国而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乘着一叶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到陶邑改名为朱公。
  朱公认为陶邑为天下中心,各地诸侯从四面八方通达这里,交流货物是很容易很便利的,于是他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而不另靠人力经营。
  所以他作为一个善于生财致富的人,能够不靠人力而随机应变。
  十九年间三次积累到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贱之交和远房的本家兄弟们。
  后来范蠡年老,听任子孙继治其业并有所发展,终致家财万万钱。
  所以人们谈论富翁时称他为陶朱公。
  子贡在孔子那里学习之后,退而做官于卫国,又在曹国和鲁国之间经商。
  孔门七十多个高足弟子中,端木赐(子贡)是最富有的。
  而另一高足弟子颜渊箪食瓢饮,栖身在狭窄的巷子里。
  而子贡却乘着四马并驾齐驱的车子,带着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同他平等行礼。
  但孔子认为颜渊贤能而指责子贡,说:“颜回这人呀,他的道德学问也算是差不多了,家里经常揭不开锅,但乐在其中。
  端木赐不顺从天命,去学作生意,猜测行情,倒十拿九准哩。”白圭是西周国人。
  当魏文侯在位时,李悝致力于尽地力之教,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成丰歉的变化,所以他搞的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商业经营。
  他能做到不讲究吃喝,摒弃嗜欲,节省穿戴,与做事的奴仆同甘共苦,抓紧发财的时机就像猛兽搏取食物时那样迅速敏捷。
  所以他说“:我干经商发财致富的事情,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膑、吴起用兵,商鞅推行法律那样。
  所以,如果一个人智够不上与我通权达变,勇不能够做出决断,仁不能够正确取舍,强不能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习我的经商发财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发财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猗顿以经营池盐起家,而邯郸郭纵以冶铁积起家业,其富有可与诸侯王相提并论。
  乌氏蠃经营畜牧业,待到牲畜繁殖众多之时,便统统卖掉,用卖牲畜的钱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
  戎王还赠他十倍等于所献物品买价的东西,给他牲畜,所给牲畜多到用谷子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
  秦始皇诏令乌氏蠃位同封君,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入宫朝拜。
  巴郡寡妇清,她的祖上得到丹砂矿,独揽其利好几代,家产也多得无法估量。
  清寡妇能守住先人家业,用金钱买通各方,借以自卫,人们不敢侵犯她。
  秦始皇把她当做贞妇而待之以宾客之礼,并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
  秦汉诏制,列侯封君享受租税的标准是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
  享有一千户的封君,一年的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别的诸侯和祭祀、馈赠等费用都要从这二十万钱中开支。
  普通百姓———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按照利率一年也可得利息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则得利息二十万钱,而更徭租赋的费用要从这二十万钱中开支,这样的人家,喜欢穿好的、吃好的。
  所以说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养猪二百五十头,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在山里拥有成材木树一千株。
  安邑千株枣树;燕、秦千株栗子树;蜀、汉、江陵千株桔树;淮北、荥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千株楸树;陈、夏千株漆树;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子;以及大国中有一万户的城市,城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以及千亩报卮子、茜草,或者千畦生姜、韭菜,拥有上述某项财产的人,其收入都可与千户侯的收入相比。
  民间谚语说:“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文采不如当街做买卖。”这说的是末业,是贫穷之人为致富所凭借的手段。
  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一年之中,酒家酿酒一千瓮出卖,醋酱千缸,饮浆千儋,屠剥牛羊猪皮千张,贩卖谷物千钟,柴草千车,拥有船只的总长千丈,大木材一千根,竹竿万根,轺车百乘,牛车千辆,涂漆木器千只,铜器总量千钧,未漆的原色木器、铁器及卮子、茜草千石,马二百匹,牛二百五十头,羊、猪二千只,奴仆一百人,筋角、丹砂千斤,绵絮、细布千钧,有花纹图案的彩色丝织品千匹,粗布或皮革千石,漆千斗,蘖曲、盐豆豆支千合,鲐鱼、鎦鱼千斤,杂小鱼千石,腌咸鱼千钧,枣栗三千石,狐貂皮衣千件,羔羊皮衣千石,毛毡毯千条,还有水果蔬菜千钟,利息钱千贯,牙商或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不太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拥有以上某项财产或经济收入的人也比得上千乘之家,这是大概情况。
  蜀郡卓氏的先人是赵国人,以冶铁致富。
  秦国攻灭赵国时,迁徙卓氏到蜀郡。
  夫妻推着小车前行。
  那些同时被迁徙的人,稍稍有些余财,便争着送给管事的官吏,乞求把他们迁徙到近处,结果被安排在葭萌县。
  惟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贫脊。
  我听说岷山下是一片肥沃的田野,地里生长着大芋,有此物充粮,人到死也不会挨饿。
  那里的百姓又善于交易,做买卖方便。”于是请求迁到远处。
  结果被迁到临邛县,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冶铸,并动脑子计划筹算,在滇、蜀百姓中做生意,成为大富翁,乃至于拥有奴仆八百人,享受的田池射猎之乐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被秦国从山东迁徙到西南地区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把铁器产品卖给当地蛮族,其富有程度与卓氏相等。
  程郑、卓氏衰落以后,到汉成帝、汉哀帝年间,成都的罗裒的资财达到万万钱。
  起初,罗裒在京城做生意,随身携带有几十万钱,后达到一百万钱,替平陵人石氏掌财。
  这人非常努力。
  石氏的资财仅次于如氏、苴氏,对于他亲近信任之人,拿很多的资财送给他们,让他们往来于巴、蜀做生意,几年间达到一千多万。
  罗裒拿出一半的钱财送给曲阳侯、定陵侯,依靠他们的权势,借钱给郡国,人们没有谁敢不还的。
  他独揽盐井之利,一年所得是自身钱财的两倍,于是使他的钱财增多了。
  宛县孔氏的祖上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
  秦国消灭魏国之后,把孔氏迁徙到南阳,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又规划陂池,驱动成群结队的车马游访诸侯,趁机牟取商业利益,博得了游闲公子乐善好施之名。
  但他赚到的钱很多,大大超出施舍出去的那点钱,胜过斤斤计较之辈,家中财富达到几千金。
  所以,南阳地区的商人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手脚大方。
  鲁地民俗俭约吝啬,而丙氏尤甚,他以冶铁起家,财富达到万万钱。
  但他家不管老少都要遵守一条家规:低头抬头眼睛都要盯着钱,一举一动都要得到利。
  他家放债、做买卖遍及郡国。
  邹、鲁地区因这个缘故很多人都离弃文学而追求发财。
  齐地风俗是贱视奴仆,而刀间却偏偏喜欢他们,重视他们;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头痛的,惟有刀间收留,让他们追逐鱼盐商贾之利,或者让他们驾车乘马堂而皇之地去结交郡国守相,而刀间更加放任他们。
  终于得到他们的助力,积起财富几千万钱。
  所以人们说“宁爵毋刀”,说的是刀间能使豪奴自肥,而又能让其为他卖力。
  刀间衰落以后,到成帝、哀帝年间,临淄地方姓伟的财产也达到五千万。
  周地人本来就很吝啬小气,而师史尤甚。
  他以车载货做买卖赚钱,车子数以百计,在各郡各诸侯国经商,无处不到。
  洛阳位于齐、秦、楚、赵的中心,富有人家相互夸耀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经过洛阳而不入家门。
  能使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弄到万万钱。
  师史衰落以后,到汉成帝、汉哀帝、王莽时,洛阳的张长叔、薛子仲的资财也达到万万钱。
  王莽让他们都做了纳言士,想效法汉武帝,但不能得到他们的好处。
  宣曲地方的任氏,他的祖上担任过督道仓守吏。
  秦朝衰败之时,豪杰争相夺取金玉,而任氏独去窖藏仓库的米粟。
  后来,在楚汉鏖兵于荥阳之际,百姓无法耕种田地,每石米的售价达到一万钱,豪杰的金玉统统转归任氏,任氏以此发了财。
  富人争相奢侈,而任氏放下有钱人的架子节俭度日而致力于农田畜牧。
  田地和牲畜,人们争着要价钱便宜的,任氏却专要贵而好的,任家富有延续几代。
  但任氏有家约规定:不是由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东西不穿不吃,官家公事没完成则不得饮酒吃肉。
  因为这成为乡里人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又尊重他。
  国家开拓边塞地区之际,只有桥姚得以有马千匹,牛二千头,羊万只,粟以万钟计。
  吴、楚七国之乱刚发生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随军队出关作战,他们向高利贷者借贷,高利贷者认为关东镇压七国叛乱的战事胜负未决,没有谁肯把钱贷给他们。
  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贷给列侯封君,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
  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息。
  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了十倍的利息,因此富敌关中。
  关中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家族,如田墙、田兰。
  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也都有万万钱家财。
  前面的富者衰落以后,自汉元帝、汉哀帝到王莽时为止,京城的富人杜陵的樊嘉,茂陵的挚纲,平陵的如氏、苴氏,长安卖丹的王君房,卖豉的樊少翁、王孙大卿,他们是天下拥有很多资产者。
  樊嘉五千万,其余的人都达到万万钱。
  王孙大卿用财养士,与英雄豪杰交往,王莽起用他担任京城司市师,是汉朝的司东市令。
  上述这些富豪都是显著有名的人物。
  其余郡国富民从事各种行业而获利,用财货送人抬高自己身价,在乡里取得敬重的人,不可胜数。
  所以秦杨靠种田务农而为一州首富,翁伯靠贩卖脂粉而富倾县邑,张氏靠卖酒料而极度奢侈,质氏靠磨刀而富到列鼎而食,浊氏靠产销胃脯而富到车马成行,张里靠给马治病而富到鸣钟佐食,这些都超过了法律制度。
  但他们总是遵守事业,积累赢利,才逐渐而成为富有者。
  至于蜀郡的卓氏,宛县的孔氏,齐地的刀间,是公然独揽山川铜铁鱼盐的商贾之人,开动脑筋计算筹划,在上争夺君王的利益,在下专取百姓的产业,他们都陷入到越出常轨过分奢侈的罪恶里。
  又何况挖掘墓葬、打劫击杀,用诈取强夺手段发财致富的呢!曲叔、稽发、雍乐成这些人,竟还与良善之人齐齿并列,损丧风化,败坏风俗,这是导致大乱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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