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旭
辛弃疾的词以其内容上的爱国思想，艺术上的革新精神，在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作为时代的歌手，辛弃疾在作品中表现了当时重大的抗战、爱国主题。他喊出了当时人民群众普遍的抗战要求，抒发了人们的强烈的爱国感情。抗战与爱国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为爱国就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不容许有外来侵略，有侵略就要奋起抗战，而抗战的实际斗争，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奋不顾身，则是爱国思想感情的具体体现。可以说，坚定的抗战决心，强烈的爱国热情，顽强的斗争精神，豪迈的英雄气概，构成了辛弃疾最有价值的优秀词的基调。他善于创造多种生动的抒情艺术形象，这是前代词家所没有的。这些形象，大都体现了上述基调。抒情主人公的爱国志士、民族英雄的特色就十分鲜明突出。如【破阵子】中那个挑灯看剑的战士，【水龙吟】中那个登赏心亭的“游子”。有时则写到古代杰出人物，如廉颇、孙权、桓温、刘裕等，也分明体现着词人的思想，性格，总是生气勃勃，大有作为，雄姿英发。有时候即使客观静止的景物，在词人笔下，也具有活力、激情。以动态写静物，花起舞，鸟唱歌，是为了迎送他，青松摇动枝叶，也是为了搀扶他，山像骏马回旋那样奔腾驰骤。“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甚至与人相亲相爱：“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辛弃疾词中的古人也好，景物也好，都充满生命力，饱含激情，都反映着作为爱国英雄的辛弃疾的精神面貌。
其次，辛词的基调既然是抗战决心、爱国热情、斗争精神、英雄气概，那就必然要继承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推倒词为“艳科”的旧说，打破“诗庄词媚”的界限。辛弃疾走豪放词的道路，并且向前发展，苏轼“以诗为词”，他进而“以文为词”。前人曾称苏轼为“词诗”，辛弃疾为“词沦”，而拘守陈旧观念的人就通通目之为“别调”、“变格”，不能正确认识苏、辛词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需要指的是，对辛词的豪放，不能简单地只理解为“大江东去”那样的歌唱。辛弃疾的豪放与苏轼的豪放是不同的，而且豪放也不能概括辛弃疾的全部词作。要从实质上去理解，不能停留于表面，不能以为作风粗犷、不受格律限制、句法散文化、辞语激烈就是豪放。辛弃疾的词，从写战斗场面到写田园冈光，从写登临怀古到写相思离别，从写百姓流亡的苦难到写美人失宠的哀愁，从写对朋友的热情勉励到写自我的幽困难遣，都包罗得广，触及得深，与旧时词中的“妮子态”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豪放，又与多种多样的内容、丰富深沉的感情结合在一起。辛词气势磅礴，感情奔放，充分体现着阳刚之美。“豪放”主要是辛弃疾的情志、气势的反映，由“豪”与“放”两种气势、风格所组成。豪情要横溢，要求词人必须有崇高的志向和远大的理想。像上面讲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气节、抗战决心、爱国热情、斗争精神、英雄气概等，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深刻的社会意义。从总体上看，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方式，包括传统题材和手法的运用，体现着抗战爱国的基凋。
第三，为了表现多种多样的内容和丰富深沉的情感，辛弃疾在词的形式、格律，语言手法上大胆创新。词因歌唱的关系，一般分小令、双调。双调分上下片，写法上多是上片写景，下片抒情。他的【摸鱼儿】词，上片惜春时，下片哀美人;【水龙吟】词上片侧重写登临之景，下片侧重写登临之意。但他可以不受分片的拘束。如【破阵子】词前九句写军营生活，联贯而下，在于末句来一大转折，感情观实，手法上是前所未有的。又如【清平乐】词写农村劳动者一家生活，也无所谓分片，同样一气呵成，由屋内写到屋外，由大儿、二儿、写到小儿，又是采用民歌习用的排比手法。【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中，也不分片，开头五句写啼鸟伤春之恨，第六句“算未抵人间离别”转到写人间离别之恨，下面排列四个古代离别的典故：王昭君出塞辞别汉元帝，戴妫回娘家陈国辞别卫庄姜，苏武归汉辞别李陵，荆轲赴秦辞别燕太子丹。然后到啼鸟：“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末二句方点明送别：“谁共我，醉明月。”不写离别的环境、时间、心情、祝愿，而罗列四个关系国家兴亡的离别故事，见出这不是一般的离愁别恨。通篇又使用江淹《恨赋》，《别赋》的笔法和布局，一般词中没有这种写法。所谓“以文为词”，由此可见，不仅汉是用了散文化的句子，此外，在手法上，辛词有时大量运用典故，有时又纯粹采取白描。在语言上，辛词大量熔铸成语，经史子集，驱使笔端，显得典雅古奥，而有的语言则是从口语提炼，或直接采用口语，浅显通俗。在风格上，辛词有的慷慨激昂，有的苍凉沉郁，有的含蓄婉转，有的清新明媚。总之，辛词抒发爱国感情有其基调，而具体在艺术表现的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却是能刚能柔，纵横如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