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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魂与越中山水魂

  杨义

  内容提要 陆游是时代的诗魂,他的心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一起跳动。对他早年受江西诗派影响,不应仅作负面评估。陆游的山水诗根源于故乡越中山水的钟灵毓秀,他以博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重新审视山水之根,从而赋予山水以高远的审美感受和深邃的哲学体验,推进了山水田园诗的民俗化进程。

  关键词 陆游 诗魂 山水魂

  在浙江绍兴市召开陆游诞辰880周年的纪念会,并且对养育了南宋这位最杰出的诗人、至今还滋润着我们的越中山水文化进行国际性的研讨,是一种沟通传统与现代、沟通人与自然、沟通土地与诗魂的非常有价值的行为。传统与现代沟通,使我们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人与自然沟通,使我们掌握了空间的主动权;土地与诗魂沟通,使我们掌握了更深层次的精神创造的主动权。三者的相互融贯,是我们这次会议的基本主题,它将有可能激发与会者的灵性和才情,容纳丰富多彩的知识和智慧,从而使会议获得深刻的思想文化的收获。

  陆游是他那个时代充满灾难、陷入危机的土地上的诗魂。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的危机时代,在《读陆放翁集》一诗中说:“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梁启超是以启蒙者的激情,推崇陆游为中国新生中千年一翁的诗魂的。陆游生于北宋王朝崩溃之际,生于忧患,长于坎坷,但他的心始终与危难之际的民族国家的命运一起跳动。他捧出了一颗被泪水反复浸洗过的心,即所谓“忧国孤臣泪,平胡壮士心” (《新春》) 。这种悲壮的意志,连梦也不能使之昏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这种悲壮的意志,连死也不能把它阻断:“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示儿》) 南宋前期和它的末年,有两首以死亡的分量来证明不可摧毁的民族意志的诗,另一首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原、汗青、丹心,这就是他们不惜以人生大限的死亡来证明的留给我们的沉甸甸的遗产。拥有并且高扬这份遗产的民族,是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迎来振兴的民族。

  作为“六十年间万首诗”的多产诗人,陆游作诗的过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诗学的宝典。对于陆游所述“功夫在诗外 (《示子遹》)、诗之妙处“正在山程水驿中” (《题萧彦毓诗后》) 的议论性意见,研究者多有阐发,成就可观。不过,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我们同样应该、甚至更应该注意他的作诗过程所提供给我们的经验,注重他的“言外之教”。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陆游与同时代的范成大、杨万里作诗,都是从师法江西诗派入手。陆游一再表达,他“自童子时”就读吕本中诗文,他“儿时”就景仰曾几,“愿学焉”,并从中得到作诗的“玄机”。他对自己四十二岁以前的万余首诗,曾两次进行十删其九的大幅度删削,大概所删者多为他的诗学观念转变后不再加以爱惜的江西诗风的诗。这种删诗行为和杨万里有些相似。问题在于这种少年学诗的习作过程是否必要。后人对江西诗派“资书以为诗”的规矩批评较多,但是忽略这些规矩训练对培养诗人作诗的基本功的作用。基本功当然不能代替诗人的创新能力,但缺乏基本功的创新,难以形成精品,甚至会造成才华的浪费。因此弊端不在于诗人早期是否接受过江西诗派锤字炼句、驾驭典故的训练,关键在于是否对这种严格的规矩既能入乎其里而得其精髓,又能出乎其表而驰骋才性,融会万象,又独出机杼。如果能够这样,基本功的训练还是必要的,从江西诗派处入手也不必过分非议。还是出于这种理由,戴复古才在《读放翁先生〈剑南诗草〉》中说:“茶山衣钵放翁诗,南渡百年无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闲言语变瑰奇。”戴复古本人也被时人称为“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而诗益进” (楼钥《石屏诗后集序》) 。陆游的经验表明,面对一个成熟的诗派,入其门而不能出者死,入其门而能出者活。入只不过是手段,出而能自主创造才是目的。

  与这次会议的主题相关,陆游诗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山水诗写作的精神过程。首先应该承认,陆游对自然山水的诗性敏感,是与他的故乡越中山水的钟灵毓秀分不开的。他即便病卧异地,也忘不了这条精神上的根:“我家山阴道,湖山淡空濛。小屋如舴艋,出没烟波中。” (《病中怀故庐》) 然而他这条精神的根已经不是沾沾自喜于一角残山破水的根,不同于画家的“马(远)一角”、“夏(珪)半边”,不同于永嘉四灵的“因狭出奇”,而是以博大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重新审视山水之根,从而赋予这处山水以高远的审美感受和深邃的哲学体验。他降生于淮河舟中,童年就漂泊于黄、淮、江、浙。中年宦游,足迹及于闽、蜀、浙、赣,甚至晚年写下这样的《感昔》诗:“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尝记早秋雷雨后,舵师指点说琉球。”这成为中国诗人最早写到台湾的诗歌之一。脚下的地理空间的阅历,在富有感受性的诗人心中可以转化为精神空间的拓展。“剑南九年”的从军从政生涯,对陆游的精神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在这里他得到了“放翁”的别号,这一放不要紧,放出了一种气壮山河的诗歌审美气象。气象对于文学是非常难得的,气象大于风格。正如陆游的《感兴》诗所说,他“饱以五车读,劳而万里行”,这才接上“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也就是司马迁、李白的精神源头,以及中国文化的大家气象。再反过来观照他所面对的山水田园之时,才可能出现“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的境界,才可能获得“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材”的自由。这种自由、境界和气象是贯注在他每时每地的山水情境的体验之中的。他写江南、写越中山水之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游山西村》) 的哲理把握,出现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 的情境体验,出现了“云归时带雨数点,木落又添山一峰” (《晚眺》) 的审美直觉。刘克庄说:“古人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后村诗话》卷二) 清人陈衍说:古人写景句脍炙人口者,亦不过代数人,人数语,而在宋代,则以陆放翁为最 (《石遗室诗话》卷十四) 。应该说,陆游诗中大量富有精神、令人眼睛一亮的对句的出现,不应埋没他早年受江西诗派锤字炼句、化用典故的训练,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行万里路而接上了司马迁、李白以及诗骚、杜甫的大家气象,是一种功力与气象相融合的诗学创造。由此他与南宋范成大、杨万里诸大家一道,推进了中国山水田园诗的风俗化进程,赋予山水田园诗以人间性和民俗性的素质,或如他自述:“今代江南无画手,矮笺移入放翁诗。”(《春日》) 这样,他的山水田园诗的风格,也就由于民俗人情的热量和压力,膨化为一种气象。

  前面已经提到,陆游精神的根联系着越中山水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越中山水是东晋风流和唐宋山水诗词的重要的灵感源泉,认识了越中山水文化,就从一个角度认识了东晋风流和唐宋山水诗词的审美情趣。东晋风流的代表人物王羲之说,每行山阴道上,如镜中游。他与谢安、孙绰等人的兰亭雅集,以及他写下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使这里成为书法文化的圣地,有“永和春色千年在” (刘长卿语) 、“曲水流觞千古胜” (陆游语) 的美誉。《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王献之的话:“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这就使得“山阴道”成为由晋至唐最有魅力的山水名胜。会稽多名士,它的山水也在人文化的过程中,飘散着清逸的名士气。王谢两个家族在会稽郡的经营,使越中山水成为中国山水诗的重要发祥地。东晋风流宰相谢安高卧东山,“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 (《与王胡之诗》) ,成为中国士大夫非常倾慕的名士风采。淝水之战是谢家军的战争狂欢节,但战后,谢玄即请求改授会稽内史,在东山附近构筑始宁别墅,怡情山水。这种谢氏家风,直接影响了谢玄的孙子谢灵运自称的“山水,性之所适”的性情,他好山水胜过好高官。被贬为永嘉太守时,无心政务,肆情于游赏奇山秀水。后来干脆称病回祖父在会稽的始宁别墅居住,与族弟谢惠连等结成“四友”,以“曲柄笠”遮阳,以“谢公屐”登山,在越中山水漫游中开辟了中国诗歌以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的可能性。因此,越中山水是中国山水诗创设和衍化成千古不绝的诗脉的大功臣。晚明袁宏道(中郎)曾经把越中山水和唐宋以后名声日盛的杭州西湖山水相比较,写了一首《山阴道上》的诗:“钱塘艳若花,山阴芊若草。六朝以上人,不闻西湖好。平生王献之,酷爱山阴道。彼此俱清奇,输他得名早。”最为杭州西湖添声价的诗,出自苏轼之手,《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云:“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它由此得了“西子湖”的雅号,但这位西子即西施,也是越中山水所产:“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 (李白《西施》) 苏轼喜欢西湖,以越中诸暨苎萝山这位美神喻西湖;陆游喜欢梅花,为了赏梅,甚至说“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 (《梅花绝句》) ,因此他以这位苎萝山美神喻梅花:“苎萝山下越溪女,戏作长安时世妆。白白朱朱虽小异,断知不是百花香。” (《红梅》) 正是感染到越中山水中从先秦到东晋的风流信息,陆游写了《春晚自近村归》的诗:“山阴道上柳如丝,策蹇悠悠信所之。”考虑到南宋民间几乎没有马的情形,他所驱策的这匹“蹇”很可能是行动迟缓的驴。这令人联想到他的《剑门道中遇微雨》诗:“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又为中国历史上诗人与驴的因缘,增添了一个带有名士气的故事了。

  在唐代诗人的心目中,会稽郡是“山水州”,是名山奇水荟萃的地方。李白《秋下荆门》诗:“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杜甫《壮游》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孟郊《越中山水》诗:“日觉耳目胜,来我山水州。蓬瀛若仿佛,田野如泛浮。”这些诗都表达了对越中山水的一种千里远游的向往,一种终生难忘的记忆,一种宛如神仙境界的幻觉。山水—情趣—文化的这种联结,使诗情勃发的唐代诗人纷纷游赏和吟咏越中山水。在《全唐诗》中,我们发现重要的诗人如骆宾王、宋之问、崔颢、孟浩然、李白、杜甫、顾况、戴叔伦、刘长卿、孟郊、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姚合、杜牧、许浑、赵嘏、韦庄等等,都在诗文中留下过越中山水的面影和意态。可以说,没有别处山水像越中山水那样作为审美对象,如此广泛地吸引着唐代诗人。这些诗人中还应该提到贺知章,他是会稽人。李白《送贺宾客归越》诗说:“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后来朱彝尊游绍兴鉴湖的时候,也把这位四明狂客看作越中山水的精灵,他的《鉴湖》诗说:“狂客当年归四明,经过遗迹不胜情。澄湖一曲明如镜,身在山阴道上行。”越中山水实在也是多情,他给诗人的吟咏奉上了许多名胜。白居易《沃州山真觉寺记》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州天姥为眉目。”这些名胜常见于诗者,有稽山、禹迹亭、天姥山、剡中、鉴湖、兰亭、若耶溪、山阴道等等。比如兰亭,由于王羲之等人在上巳节(也就是三月三)流觞曲水,饮酒赋诗,就使这个踏青洗浴、举行求福除灾仪式的节日增加了不少文酒风流的特色。唐朝赐宴曲江池,倾城士女都去踏青禊饮,皇帝赐宴说是“流觞想兰亭” (唐德宗诗句) ,士大夫联句作诗,也说“簪组兰亭上,车舆曲水边” (刘禹锡与白居易联句中语) 。兰亭禊饮已经成为上巳节的重要符码,渗入到士大夫的节日风俗中。又比如天姥山,远在山东的李白听到越人谈论此山,他就“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谢公宿处今尚在,渌水荡漾清猿啼。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梦游天姥吟留别》) ,淋漓尽致地几乎把越中山水游个够。

  正由于越中山水拥有如此出色的风光魅力和文化内涵,陆游在诗中一再自豪地赞叹:“吾州清绝冠三吴,天写云山万幅图” (《小雨泛镜湖》) ;“千金不须买画图,听我长歌歌镜湖” (《思故山》) 。以致后世称赞“陆放翁诗,山居景况,一一写尽,可为山林史” (清梁清远《雕丘杂案》卷一) 。直到年逾八旬,他还作了《稽山行》,叹息着:“稽山何巍巍,浙江水汤汤。千里亘大野,勾践之所荒。”他又充满自豪感地赞叹着:“禹庙争奉牲,兰亭共流觞。空巷看竞渡,倒社观戏场”;“镜湖 众水,自汉无旱蝗。重楼与曲槛,潋滟浮湖光”。他用自己的诗,来颂扬养育着自己的越中山水的泱泱大国之风,悠悠千古之思。当然,文学的地理问题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积累和更生的动态过程。越中山水的神采和意蕴是不断地丰富着、发展着,与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一道经历千古风雨而历久常新的。陆游就为之增添了他的沈园;直到现代,鲁迅又为之增添了他的百草园、三味书屋、咸亨酒店,包括酒店中的曲尺形柜台;周作人也为之增添了乌篷船。王羲之、谢灵运离现在已逾一千五百年,陆游离现在已是八百年,鲁迅离现在也将近七十年。越中山水不仅养育了千古风流、旷世诗魂,而且养育了从传统进入现代的“民族魂”。对陆游和越中山水文化的理解,因而也就成了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精神、趣味、品格和命运的理解。深刻地理解历史,将使我们更加充实、自信、理智和自强不息地走向未来。

  *本文是作者在“纪念陆游诞辰880周年暨越中山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原载:《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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