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晓倩
内容提要 陆游养气说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又借鉴了道家养气观念,在承继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创获,由对道德品行的要求扩展到文学批评尤其是诗学批评领域,由文“以气为主”拓展为诗“以气为主”,由治心养气的诗学主张延伸出“悲健”的美学风格,突破了传统养气论的诗文界限,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陆游;诗学;养气说;悲健
养气之说发源于《孟子》。孟子倡导的养浩然之气一直为儒家学者奉若圭臬,属哲学范畴。真正文学评论意义上的“养气”滥觞于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以气为主”的论题。但曹丕所言之“气”偏重的是作家个人的禀性气质、创作才思,“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刘勰《文心雕龙》专辟《养气》一篇,重在阐述作家虚静气畅的创作状态。可见,浩气和文气最初本不相关,分属哲学和文论两个不同范畴。勘破二者界限的是唐代韩愈,他将养气和文气结合起来,提倡“气盛言宜”:诗文之盛气源于道德、学识之养。
宋型文化具有与前代迥异的鲜明特征,宋代诗人多是政客、学者和作家兼于一身,重视到文化遗产中去澡雪涵泳,为诗作文极重涵养吾气之后的才华发散,因此韩愈养气之说得到普遍认同和共鸣,以气论文者不乏其人。苏辙说“文者气之所形”,而“气可以养而致”;李纲言“文章以气为主”,要求“渊源根柢所蓄深厚”;吕本中也说过诗文“欲波澜之阔去,须于规模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陆游重视兼收并蓄前代经典以涵养自身之气,但他并非是对前人的简单承继,而是拓宽视域,广泛师承,建立了系统的养气观。
一、养气说的渊源
陆游言气,集前贤之大成,包含了哲学层面的养气和文艺理论的文气二层意义。
从哲学层面看,养气为文气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陆游以气论诗直接导源于儒家的养气哲学,陆游标榜养气,力主悲愤之气鼓荡诗文,是为自己的具体诗学实践找到合适的理论依托,也是为自身的行为实践提供哲学支撑。在此基础上,陆游将养气说推广到现实生活的实践层面,为其政治理想服务,从前贤时辈的宦海跌宕、抱负难伸中,他看到了自己的身影:“某闻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傅崧卿)每言虏,言畔臣,必愤然扼腕裂眦,有不与俱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缩者,辄正色责之若仇。一时士气,为之振起。”傅崧卿所养之气,与陆游政治理想深相契合,为陆游悬挂了一个终极追求目标。再看陆游这段陈述:
臣伏读御制《苏轼赞》,有曰:“手抉云汉,斡造化机。气高天下,乃克为之。”呜呼!陛下之言,典谟也。轼死且九十年,学士大夫徒知尊诵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于气高天下者。令陛下独表而出之,岂惟轼死且不朽,所以遗学者顾不厚哉?
孝宗喜苏文,“读之终日,亹亹忘倦”,亲序苏文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东坡文章之妙,得益于气高天下。陆游顺着孝宗之意更进一层,不单诗文,“天下万事,皆当以气为主”。因此,陆游上书孝宗,劝谏孝宗将浩然正气推广到天下万事,认为赵普、寇准、范仲淹、狄青、韩琦、富弼、文彦博、唐玠、包拯、孔道辅等名臣之所以能却敌千里,成就旷世奇功,也“大抵以气为主而已”。由此,陆游希望孝宗能将“气”贯彻落实到朝廷的施政方针之中,由朝廷权力的引导和干预,鼓舞当时朝野低靡的士气,从而起大厦于将倾,形成“人才争奋,士气日倍”的政治局面。这样,北取中原也就指日可待了。陆游将孟子首倡的养气哲学,与南宋偏安的政治环境联系到一起,成为他的思想武器。
在讨论陆游养气的哲学意义时,学界往往忽视了陆游养气的另一哲学渊源:道家的养气观念。陆游养气观中包含道德学问的厚积薄发、人品文气的历练涵泳等儒家内容;陆游对道家闭守玄关、服食养气等思想也浸润颇深,这在他晚年的思想生活中表现明显,而又尤以去世前几年最为集中。试以他去世的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为例:
灰中火如萤,燎原从此始。元气一点存,危疾亦不死。
养得山林气粗全,此怀无处不超然。日长琴弈茅檐下,岁晚江湖箬帽前。天上本令星主酒,俗间妄谓世无仙。今年茶比常年早,笑试西峰一掬泉。
气住即存神,心安自保身。……气沂如潮上,津流若酒醇。(其一)周流惟一气,天地与人同。天道故不息,人为斯有穷。
卫养元无术,衰残只自悲。
陆游一直相信神仙可学,去世前几年,返老还童的“还婴”愿望极其强烈,其养气观念和“还婴”思想一致,二者均在去世前数年间表现尤其充分。养气是陆游达到“还婴”的手段和途径。陆游所言之“气”,为道家思想中的“元气”,重在持久不断的积累和修炼,要小心卫养爱护,勿使世俗名利乘虚而入致使元气泄漏乃至消散,即所谓“防疾如待敌,爱气如守关”,“尽力扶元气,精思去病根”。养气的诀窍在于虚静不动,清心寡欲,心无旁骛,气驻神存:“人生饥寒固亦有,养气不动真豪杰”;“气全自可忘忧患,心动安能敌死生”。心境虚空澄明,细心呵护,全气才可以不泄漏,人的生命才可以长久。
陆游接触道家思想伊始,就进入了勤奋的养气历程:“学道虽恨晚,养气敢不勤。”陆游一直以道家养气历练自己:“平生啬养气粗全,两脚驰走轻如烟”;“养气勿动心,生死良细故”;“自笑胸中抵海宽,韭盎麦饭日加餐。住山缘熟尘机息,养气功深槁面丹”;“平生养气心不动,黜陟虽闻了如梦”。
道家和儒家的养气具有不同的哲学内涵,但都偏重内心境界净化,故所养内容和追求的目标虽然不同,却还是有一些内在相通之处。陆游以博览群书、学习前贤来修养儒家正气,也借用了道家思想,这正是陆游养气理论不同于时人的地方。
陆游是一个文学家,其建立于儒家、道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养气哲学,落实在了诗文创作及其诗学思想之上。陆游论气,多和诗文紧密关联。《桐江行》:“文章当以气为主,无怪今人不如古。”《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蜕。”陆游之气,和曹丕所言的先天禀赋无关,而关乎诗人后天的持续历练和修养。他慨叹诗不易言,就是因为诗歌需要诗人付出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才能达到“气全”。陆游也并没有否定而且还颇为重视“才”在诗文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荣不盖愧,诗由此出,而欲追古人之逸驾,讵可得哉?……方德亨,名丰之,才甚高,而养气不挠。吕舍人居仁、何著作播之皆屈行辈与之游。德亨晚愈不遭,而气愈全,观其诗,可知其所养也。
首先,“才”与“气”互补互济。才得之于天,其先天因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力虽然不能掌控先天之“才”,但 却可以支配后天自身颐养之“气”。因此,“才不才间未必全,胸中元自要超然”,如若先天不足,可以后天的勤奋养气来弥补,胸次超然,诗文仍可流芳百世。陆游曾不无自豪地说;“某束发好文,才短识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篱,然知文之不容伪也,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贫贱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笃,自守愈坚,每以其全自养,以其余见之于文。”其次,即使具备了先天卓异之才,也不能放弃养气。养气的重要功用是御才,使才不至于散漫横流为异端。以气御才,二者相得益彰,方能进入“笃学仁何远,穷居道亦行。能充气刚大,谁蔽性光明”的超然境界。
从“文气”角度而言,“气”是联系“文”与“道”的津梁。中国诗学在处理“文”、“道”关系上,往往重视“道”而忽略“文”。特别在理学兴盛的宋代,重“道”轻“文”的观念更是普遍存在。而陆游不同,他“文”、“道”并重,竭力为理学阴影下沦为“小技”的诗文正名:“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成小技。诗者果可谓之小技乎?学不通天人,行不能无愧于俯仰,果可以言诗乎?”这是在为诗正名。“恭惟明公道德风节,师表一世,当功名富贵之会而不矜,践山林钟鼎之异而不变,非大有得于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与至道同一关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这是在为文正名。可见,陆游在为诗文正名时,抬出的是他“养气”的法宝。学通天人,品端德劭,修养不辍,大德蕴于内而光华发于外,浩气流荡于诗文,便是陆游所谓的“必有是实,乃有是文”:
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海之涛澜,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实,乃有是文。夫心之所养,发而为言,言之所发,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观其文,则尽矣决矣,不可复隐矣。爝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为金石之声,潢污不能为江海之涛澜,犬羊不能为虎豹之炳蔚,而或谓庸人能以浮文眩世,乌有此理也哉!……贤者之所养,动天地,开金石,其胸中之妙,充实洋溢,而后发见于外,气全力余,中正闳博,是岂可容一毫之伪于其间哉!
学诗当学陶,学书当学颜。正复不能到,趣乡已可观。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勿谓在屋漏,人见汝肺肝。节义实大闲,忠孝后代看。汝虽老将死,更勉未死间。
陆游继承了传统的诗文载道观念,但对时人视诗文为小技的观念,却绝不苟同。陆游认为,诗文承载至道,不仅关乎国计民生,而且还暗通于人的精神思想。只有人的道德品节在不屈不挠、持之以恒的养气过程中得到进化和升华,才可发散为至道之文。文章是至道的体现,陆游要求诗人学通天人,颐养中正宏博之气;摒邪弃伪,固守“趣乡”,勿使正气泄漏。“必有是实,乃有是文”,诗文才能真正达到最佳弘道效果,成为垂范后世的公器。可见,在审文论诗之时,陆游倡导的道家“全气”、“完气”之说,已经开始偏离道家原有含义,注入了儒学意义。道家观念仅仅为其提供了一种修养方法。
二、养气与悲健风格的追求
就个人修养来说,陆游的目标是毫无泄漏的“全气”;就诗文创作来说,是以气贯文,呈现出波澜壮阔的宏大境界。这是陆游最为向往的诗歌境界,他在诗中反复诉说这种追求:“歌罢海动色,诗成天改容。”“方我吸酒时,江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为长虹。”“白头漫倚诗豪在,手掣鲸鱼意未平。”“弦开雁落诗亦成,笔力未饶弓力劲。”“激烈哦诗殷金石,纵横落笔走蛟鲸。”“诗坚其约”家贫气未馁,礼薄情更厚。高吟金石裂,健笔龙蛇走。”“酒酣赋诗幕府和,纵横健笔谁能当。虽然郑侯志意远,虎视直欲吞北荒。”为此,陆游贯注在诗文中的至大至刚的正气,外化为一泻如注的豪气、奔腾俊伟的“老气”:“狂吟不是夸强健,老气如山未许摧”;“床头有酒敌霜风,诗成老气尚如虹;“应笑此翁诗不进,故将老气起吾诗”“荷戈老气纵横在,看剑新诗欬唾成”;“老气尚思吞梦泽,壮游曾是钓巴江。寒生事业秋毫尽,笔力终惭鼎可扛”。老气纵横,最终才能“雄豪之气,寓于巨丽之文”。
开禧三年(1207),风烛残年的陆游回顾他一生的文学创作,满怀深情地写道:“我诗虽日衰,得句尚悲健。”窃以为“悲健”一词是陆游数十年一贯追求的诗歌风格,也是他晚年对自己诗风的定评。古今学界在评价陆游诗风时,往往拘泥于杨万里所论之“敷腴”、尤袤断言之“俊逸”,并递相阐发,忽视了当事人的自我认定。陆游晚年基于创作的经验总结,应该比先他而逝的杨万里和尤袤未遍览全诗之时作出的即兴评价更为符合实际。陆游诗歌的主导风格,应是其毕生追求的“悲健”。
一般的解释认为悲健即是悲壮,或不尽然。悲健固然包含了悲壮,但悲壮却并不能涵盖悲健。这从陆游所论的“悲健”就可看出。陆游论诗,主悲愤郁积于中而光华发散于外,上引之荷戈老气、豪横壮气、纵横之气、如虹之气,是诗人学养蓄积的外化,更是悲郁之气的喷发。陆游的“悲健”之悲,其义在此。此含义“悲壮”之“悲”尚能囊括,然“健”却非“壮”可涵盖,它还包含了“壮”所没有的“雅”。陆游说:“国家自崇宁来,……党籍诸家为时论所贬者,其文又自为一体,精深雅健,追还唐元和之盛。”“雅健”联属,注入了“健”外柔内刚、独立不羁的人格力量。“‘雅健’作为宋人推崇的理想风格,是重气格的产物。”它与慷慨悲歌的建安风骨、豪迈雄壮的盛唐之音,已全然不同。因此,陆游屡屡将“健”与“博观养气”联系在一起,称为“博健”。如:“已将穷博健,更赖学忘忧。”“每将穷博健,不遣乐妨闲。”“翁将贫博健,儿以学忘忧。”可以说,陆游“悲健”风格的推崇,根基即在“博观养气”,由“博观养气”而形成的至大至刚之气,鼓荡于中,雄深雅健之诗文自然呼之欲出。“得句尚悲健”,渊源在道德学养之醇正,在理想与现实激烈矛盾之下的不同流合污、高标逸世;在贫穷苦难逼迫下的意志超然、不屈不挠。陆游自身的创作也实践了这一点。后世学者所言“放翁诗浑厚雄健”,“才气豪健,议论开辟;引用书卷,皆驱使出之,而非徒以数典为能事;意在笔先,力透纸背”,可谓放翁异代相知。“健”还和陆游秉持的道家“还婴”说一致:即便老了,也应保持一颗积极的童心、一种蓬勃的朝气。
从诗学史角度来看,“悲健”之说,当为放翁论诗的一大创获。以“悲”论诗的情感积郁,早在自觉的文学评论产生之前就已为学者所重视,《诗大序》的“变风发乎情”,已然觉察到情感对创作的重要作用;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的“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以及《史记·屈原列传》“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等论断,更具体地将情感落脚于“悲”,将“悲愤”鼓荡诗文的作用发掘无隐。此后历代递相阐述,意义变化不大。然以“健”论诗,规定诗歌的风格走向,却是宋代新兴的诗学范畴。宋前一般认为“健”是散文尤其是单行散句古文的典型风格。北宋中叶,开始大规模移评到诗,一系列与“健”相关的诗学术语开始出现。这是儒学倡导的刚强有力人格精神的体现,是古文特征向诗歌横向移植的结果。尚健的诗学观已非一时一地一派的看法,而是弥漫于两宋诗坛的诗学主潮。将陆游的悲愤诗观和尚健观念置之于诗学长河,并无卓异之处;但“悲健”连属以评诗歌,却是陆游的专利。陆游将源远流长的悲情说和时代风潮的尚健观巧妙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亦悲亦健、以悲促健的全新美学风格——“悲健”。稍后刘克庄即以“悲健”评秦纲“皆悲健豪语”,显然是受陆游的影响。
最后,颇值一表的是陆游的“悲壮”诗观。陆游也曾以悲壮论诗,但不是论自己之诗,而是论杜甫之诗:“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慨然以稷自许。及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覆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然去国寝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此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俯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壤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杜甫与陆游,人生际遇何其相似,忧君爱国拳拳之心亦隔代相知。但也应看到,陆游除了不见用于当世之外,生活状况比杜甫要优越许多,虽然晚年也屡遭贫困威胁,但毕竟在自己的故乡安然度过了余生,而杜甫远没有这么幸运。所以,陆游在崇拜杜甫之时,看到的是规模宏大之气的抑郁不伸,更看到的是杜甫诗风的“顿挫悲壮”。陆游言自己之“悲健”,比杜甫之“悲壮”,多了一层自我安慰的超然放旷,少了一层无可奈何的感伤与凄凉。刘熙载论放翁诗“豪有旷”,实是有见于此。
概而言之,陆游相当重视养气功夫。他的养气说,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又借鉴了道家的养气观念。其养气说由对道德品行的要求,扩展到文学批评尤其是诗学批评领域:由文“以气为主”拓展为诗“以气为主”,由治心养气的诗学主张延伸出“悲健”风格的推崇,突破了传统养气论的诗文界限,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原载：《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