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晓
陆游与江西诗派的关系问题，前人曾以为他是“不蹑江西篱下迹，远追李杜与翱翔”[①]，今人则更多地强调他从生活中获得创作灵感，亦即“工夫在诗外”的一面，以为他是在批判并抛弃江西诗派形式主义以后才取得了这样高的成就。笔者以为，此事似远非如此简单，需要详细考察江西诗派本身的发展嬗变、陆游师承的具体情况以及他的诗学思想和创作实际等各种因素后，对此做出更符合实际的阐释。下文对此稍作考辨，以就正于方家。
一、陆游是江西诗派的嫡传弟子
说陆游是江西诗派的嫡传弟子，既非故作耸人听闻之论，也并不辱没陆游这样一名极其杰出的诗人，而是基于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陆游师从曾几，而曾几又是《江西诗社宗派图》作者吕本中的弟子。曾几，字吉甫，号茶山居士，卒谥文清。陆游在《曾文清公墓志铭》中称其“治经学道之馀，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以杜甫、黄庭坚为宗。……初，与端明殿学士徐俯、中书舍人韩驹、吕本中游，诸公继没，公岿然独存。道学既为儒者宗，而诗益高，遂擅天下。”[②]曾几以江西诗派继承者自居，倡导学习江西诗派不遗馀力，后人也把他目为江西诗派的一员，是连接江西诗派和南宋众多诗人的桥梁式诗人，刘克庄直接将曾几与吕本中相提并论，视为黄庭坚以后江西诗派的南北二宗之一。[③]
陆游在拜曾几为师之前，并未窥得作诗门径。其《答刘主簿书》云:“某才质愚下，又儿童之岁，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几二十，始发愤欲为古学。然方是时，无师友渊源之益，凡古人用心处，无所质问，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④]是曾几把他领进这个给他带来莫大荣誉的诗歌殿堂。其《别曾学士》讲述了拜曾几为师的过程：
儿时闻公名，谓在千载前，稍长诵公文，杂之韩杜编。夜辄梦见公，皎若月在天。起坐三叹息，欲见亡繇缘。忽闻高轩过，欢喜忘食眠。袖书拜辕下，此意私自怜。……所愿瞻德容，顽固或少痊。公不谓狂疏，屈体与周旋。……他时得公心，敢不知所传。[⑤]
千载之后，读之犹令人想见当日陆游拜师之虔诚。而曾几对这位年轻的后起之秀也倾囊相授、毫无保留。陆游《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云：“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常忧老死无人付，不料穷荒见此奇。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人间可恨知多少，不及同君叩老师。”[⑥]可见陆游确实从曾几处获得了做诗的“玄机”，同时他对吕本中也心怀敬意，恨不能从其学诗。所作《吕居仁集序》对吕本中的诗文给予极高评价，并云：“游自童子时读公诗文，愿学焉。稍长，未能远游，而公捐馆舍。晚见曾文清公，文清谓某：‘君之诗，渊源殆自吕紫薇，恨不一识面。’游于是尤以为恨。则今得托名公集之首，岂非幸欤!”[⑦]凡此种种，均显示陆游与江西诗派之间有极深的渊源。
据邱鸣皋先生考证，陆游初见曾几，应在绍兴二十一年，陆游二十七岁，曾几六十八岁。至乾道二年(1166)曾几去世，陆游师从曾几前后凡十六年。[⑧]在这十馀年的时间中，陆游与其师过从甚密，有很多资料为证：
发似秋芜不受耘，茶山曾许与斯文。回思岁月一甲子，(自注：游获从文清公，时距今六十年。)尚记门墙三熏沐。[⑨]
某自惟幸会，最辱知怜;识度关之云，距今十载。[⑩]
河南文清公早以学术文章擅大名，为一世龙门。顾未尝轻许可，某独辱知，无与比者。士之相知，古盖如此。……读公遗稿，不知衰涕之集也。[11]
某从公十馀年，公称其文辞有古作者馀风。及疾革之日，犹作书遗某，若永诀者。[12]
陆游时刻没有忘怀其师对他的提携、奖掖和教诲，对其师的感情从青年时期至其晚年，亦未尝有任何减弱，《书李商叟秀才所藏曾文清诗卷后》云：“陇蜀归来两鬓丝，茶山已作隔生期。西风落叶秋萧瑟，泪洒行间读旧诗。”[13]对其师感情之深，令人慨叹!他在《跋曾文清公奏议稿》中落款署“开禧二年，岁在丙寅五月乙巳，门生山阴陆某谨书”，时陆游已届八十二岁高龄，还自称“门生”，足见他终生都是自视为江西诗派弟子的。邱鸣皋先生以为陆游从童年时仰慕吕本中，至拜在曾几门下，从而正式进入吕本中—曾几这一诗统之中，亦即正式进入了江西诗派，所言甚是。有资料表明，即使在晚年，陆游也没有抛弃曾几传授给他的江西诗法，所作《夜吟》诗云：“六十馀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14]江西派口吻十分明显。
二、江西诗派的嬗变及对陆游的影响
学术界长期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陆游早年学诗于曾几，受江西诗风影响，后来从军南郑，亲历战争生活，因而从江西诗派的形式主义影响中解脱出来，步入现实主义创作轨道。证据即是陆游《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所言：“我昔学诗未有得，残馀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毬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15]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诗人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和创作实践经验的日趋丰富，诗歌风格发生某些变化是很正常的。但是，诗风发生变化不等于完全抛弃了原来的诗学主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从江西诗派本身的递嬗演变和陆游所接受的影响两方面予以考察。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江西诗派众多诗人是严守某种统一的诗法规范还是具有各自的创作方法并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江西诗派是一个凝固的诗人群体还是一个发展变化的群体?笔者以为，江西诗派自宗主黄庭坚起便倡导求新求变，如果说黄庭坚在元祐(包括之前)的诗歌作品具有瘦硬、奇崛、拗峭等特征的话，在其贬官黔、戎及以后的作品，则更注重诗歌的平淡之美。黄庭坚在很多给他外甥、学生的书信中，不止一次强调应多读古人书，在广泛汲取前人文学遗产的基础上推陈出新，自成一家。这种思想可以说是贯穿了江西诗派的整个发展嬗变史。黄庭坚既讲求法度，又推崇创新，二者并不矛盾，讲究法度并不等于死守法度，而应灵活运用。《宗派图》作者吕本中深谙此理，于是提出“活法”说，进一步阐明了如何运用法度，亦即继承前人艺术规则的问题。“活法”说在南宋初年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巨大，成为诗坛上公认的艺术准则。
正是由于黄庭坚并不谨守褊狭的门户之见，所以其门人弟子都以求新求变为能事。如徐俯曾答客书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16]对他人赞美他与黄庭坚的渊源颇为不乐，显然意欲自成一家。与徐俯交游甚密的韩驹也曾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却说：“我自学古人。”[17]正是由于这种追求新变、力求自成一家的倾向使得江西诗派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吕本中提出“活法”说后，曾几也说:“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正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从此路。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若脱兔。”[18]“活法“之说，一时盛行于南北宋之交的诗坛上，成为促进江西诗派发展变化的重要诗学思想。除诗歌发展本身的因素外，吕本中、曾几等江西后学都经历过“靖康之变”，社会环境和诗人心态与黄庭坚所处的北宋中期大不相同，创作方法与作品风格发生变化实属必然。
比如，亲身经历过“靖康之变”的韩驹曾有“学士南来尚岩穴，神州北望已丘墟”[19]等诗句，洪炎也曾发出“田园荆楚漫流水，河洛沦胥今几年”[20]之叹，吕本中在逃难途中所作《兵乱后杂诗》等作品，既反映了战乱时现实生活的侧影，也体现出诗人忧国伤时的深沉感慨。具有深厚爱国思想的曾几，当绍兴三十一年冬，闻听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朝廷企图遣使乞和时，带病奋起上疏，慷慨陈辞：“遣使请和，增币献城，终无小益而有大害。为朝廷计，当尝胆枕戈，专务节俭，整军经武之外，一切置之。如是，虽北取中原可也。”[21]
此足以证明，将江西诗派视作一个远离生活，仅仅以雕镌文字、追求形式瘦硬拗峭的诗歌流派显然并不符合实际。既然江西诗派本身也处于一个不断嬗变的进程中，曾几又是陆游的授业恩师，则陆游与变化中的江西诗派有某种契合之处便决非无端臆测。
事实上，陆游终生持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曾几对他的影响绝对不可忽视。《茶山集》卷五中收有《雪中陆务观数来问讯用其韵奉赠》诗：“江湖迥不见飞禽，陆子殷勤有使临。问我居家谁暖眼，为言忧国只寒心。官军渡口战复战，贼垒淮堧深又深。坐看天威扫除了，一壶相贺小丛林。”陆游晚年为曾几奏议稿作跋，追忆说：“绍兴末，贼亮入塞，时茶山先生居会稽禹迹精舍，某自敕局罢归，略无三日不进见。见必闻忧国之言。先生时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22]在这篇短小的跋语中，陆游对曾几奏议稿的其他内容只字不提，唯独念念不忘乃师的这份爱国忧民之情，足证曾几此种情怀对陆游印象之深，影响之大，陆游虽然已届八十二岁高龄，仍无法忘怀。如果说陆游抛弃了江西诗派的影响，那么是否连同曾几的爱国思想对他的熏陶也抛弃了呢?
陆游在诗歌探索方面与江西诗派的契合，还可以从他对晚唐诗的态度窥见一二。《剑南诗稿》卷四十五《追感往事》云：“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对当时崇尚晚唐诗歌的风气十分不满。其《宋都漕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又云：“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苦言告学者，切勿为所怵。航川必至海，为道当择术。”[23]而自黄庭坚以来，江西诗派对晚唐诗歌均评价甚低，凡此种种，都说明作为江西弟子的陆游与江西诗派的诗学祈向有着相当多的一致之处。
三、陆游对江西诗派的继承与发展
当然，陆游之所以是陆游，之所以取得了令时人和后人如此瞩目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曾几等人的哺育仅是一个方面。陆游同时将杜甫、白居易等多个前代优秀诗人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结合自己创造性的发展，才取得了这样非凡的成就。
从诗歌的思想倾向来说，陆游诗作的爱国主义远比前人强烈、深厚、真挚而感人。钱锺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陆游之前的爱国诗人只表达了对国事的忧愤或希望，“并没有投身在灾难里，把生命和力量都交给国家去支配的壮志和弘愿”，而陆游“不但写爱国、忧国的情绪，并且声明救国、卫国的胆量和决心”，这一点，很多文章都有分析，兹不赘述。
从诗歌的艺术追求方面而言，刘克庄曾说：
近岁诗人，杂博者堆队仗，空疏者窘材料，出奇者费搜索，缚律者少变化。惟放翁记问足以贯通，力量足以驱使，才思足以发越，气魄足以陵暴。南渡而后，故当为一大宗。”[24]
陆游的成就，源于他兼具足以融会贯通的学问，足以驱策遣使这些学问的力量，和足以发抒激越的才思及压倒一切的气魄。换言之，他避免了杂博者、空疏者、出奇者、缚律者的短处，其广博的学问和出众的才华使他能够做到不挖空心思即能出奇制胜，不为格律所束缚而能批郤导窾、游刃有馀，诗材源源不断而能避免空疏无学之病。而积累广博的学问，以深厚的学养作为诗歌创作的基础，正是自黄庭坚以来江西诗学的不二法门。文学创作源于生活，活生生的自然和人类社会活动永远都是文学创作的最终源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作为人类文化知识积累的各种学问就不能作为文学包括诗歌创作的间接来源。如苏、黄等人那样既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又有广博深湛的学问，在创作时能够厚积薄发，则其出而为诗，方为上品。黄庭坚谆谆教导其外甥子侄辈者在此，江西诗派几乎所有成员孜孜以求者也在此。陆游既是一名诗人，又是一个学者。他的成长道路与江西诗派所倡导者差异不大。但是另一方面，陆游能够取得比韩驹、徐俯、吕本中、曾几等江西诗派其他诗人更大的成就，也自有陆游本身的天赋、才情、生活经历、后天努力等因素在内。比如，陆游在吕本中“活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兼收并蓄，追求艺术手法的灵活多样，甚至对他鄙视的晚唐诗也颇有汲取之处。比如他晚年所作的众多闲适诗，受白居易诗的影响很大，他的艺术视野远比很多江西派的二三流诗人广阔，他对诗歌创作的执着精神、探索力度、创作经验，都远在多数江西诗人之上。所以是陆游，而不是其他江西派诗人成为宋室南渡以后最伟大的诗人。
因此可以说，陆游所取得的成就，既与曾几等江西派诗人的沾溉哺育密不可分，又源于其本人追求创新、追求自立的内在驱动力。我们不必一定要按照先打倒一面旗帜，才能树立另一面旗帜这样一种思维定势，认定陆游一定是在抛弃了江西诗派以后，才另立门户，自出机杼，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作为南宋最杰出诗人的陆游完全有可能是在继承江西诗派艺术遗产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江西诗法和艺术审美理论，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和艺术实践，走出了自己的艺术道路，取得了不凡的艺术成就。
[①] 姜特立《梅山续稿》卷二《陆严州惠剑南集》。
[②] 《渭南文集》卷三十二。
[③] 《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七《茶山诚斋诗选序》。
[④] 《渭南文集》卷一三。
[⑤] 《剑南诗稿》卷一。
[⑥] 《剑南诗稿》卷二。
[⑦] 《东莱诗集·原序》。
[⑧] 《陆游师从曾几新论》，《文学遗产》2002年第2期。
[⑨] 《赠曾温伯邢德允》,《剑南诗稿》卷五十一。
[⑩] 《渭南文集》卷六《贺曾秘监启》。
[11] 《跋曾文清公诗稿》，《渭南文集》卷三十。
[12] 《曾文清公墓志铭》。
[13] 《剑南诗稿》卷十二。
[14] 《剑南诗稿》卷五十一。
[15] 《剑南诗稿》卷二十五。
[16] 《清波杂志》卷五。
[17]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九《题山谷与韩子苍帖》。
[18] 《两宋名贤小集》卷四一百九十《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
[19]《陵阳集》卷四《抚州邂逅彦正提刑道旧感叹辄取长句奉呈》。
[20] 《西渡集》卷上《次韵公实雷雨》。
[21] 《曾文清公墓志铭》。
[22] 《渭南文集》卷三十《跋曾文清公奏议稿》。
[23] 《剑南诗稿》卷七十九。
[24] 《后村诗话》前集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