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僧是古典诗史上特殊的诗人群体。他们创作的诗歌，相当真切地反映了僧侣阶层的生活境遇和心灵世界，代表着僧侣文学的最高成就。然而，佛门历来视诗歌为“小道”、“外学”，经藏所录僧徒著述，一般收“经论”、“语录”而遗“外集”;僧徒亦极少措意于诗集的刊刻和流布。职是之故，古代僧诗散佚甚为严重。李国玲《宋僧著述考》著录的两宋释氏别集存佚比约为29/80①，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所录近代以前广东释氏别集“见”、“未见”比为25/81②。初步估算，当有七成以上的僧诗别集已不复存于天壤间。而仅存的僧诗文献，亦散无统纪。以《古今禅藻集》为例，虽网罗颇富，但所收亦仅三百七十七名诗僧的二千八百二十四首诗作③，实泰山一毫芒耳。此种状况，随着20世纪现代学术的建立、完善而逐渐得以改观，海内外学者在古代僧诗文献发掘、整理、著录、校注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本文拟对其略作综述，挂一漏万处，祈请识者补正。
一 僧诗文献研究的对象
僧诗文献，顾名思义，即释子创作的诗歌文献。但历来对诗僧、僧诗的内涵与外延均无明确界定，故在论述之前，应略予辨析。
清人魏禧曾指出：“夫僧有始于真，终于伪;有以伪始，以真终;又或始终皆伪愈不失其真者。”④僧徒此种游离于僧俗两界的现象，使人们在判别诗僧的身份时，常出现分歧。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评《古今禅藻集》的编选范围时就说：“中间如宋之惠休、唐之无本，后皆冠巾仕宦，与宋之道潜老而遭祸、官勒归俗者不同，一概收入，未免泛滥。”⑤可见诗僧身份的认定，主要还在于其为僧的真确性。关于此，我们以为余嘉锡的提法颇值得重视。他说：“……然则(周)贺平生所作诗，多作于为僧之时，其集之行世者，又或直题清塞之名，未及一一追改，故选僧诗者得而录之。若贾岛官至长江簿，以官名集，其诗又皆作贾岛，无追题其无本之名者，故不得而阑入之，是亦《春秋》名从主人之义也。昔梁刘勰出家，改名慧地;宋饶节为僧，改名如璧;而《南史》勰本传及吕居仁《江西宗派图》皆仍用其本名，以其著述成名，在未为僧之前故也。周贺少而出家，老始还俗，为僧之日长而为士人之日短;故《诗人主客图》及《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皆直名之曰僧清塞，李龏列入唐僧之中，初非漫然无所据者，不可谓之自乱其例。”⑥余氏以“《春秋》名从主人之义”及“为僧时日之长短”定夺“诗僧”之身份，显得更为灵活，也比较符合事实。像贾岛、刘勰、饶节这样很难称为诗僧者，历史上还有不少。例如，屈大均，字翁山，顺治七年广州屠城，即避难出家，更名今种，字灵一，“自首至足，遂无一而不僧”⑦。旋又浪迹岭外，拜访前朝遗老，凭吊故迹;返粤后，竟以儒者自尊，猛烈“辟佛”。这表明貌似缁流、实为遗民的屈大均，是绝不愿意人们称他为诗僧的。
“诗僧”一词较早见于中唐释皎然《杼山集》卷四《酬别襄阳诗僧绍微》、卷九《与权从事德舆书》和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等文献，所指皎然、灵澈、护国、清江、法振等，均为当世擅诗僧人。因此孙昌武认为：“诗僧可以说是以写诗为‘专业’的僧人，也可以说是披着袈裟的诗人。他们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⑧高华平也认为：“‘诗僧’并非一般指那些偶尔能吟诵一两句诗的僧侣，而是指那些以诗著名的僧人。……‘诗僧’主要是相对于‘义学僧’而言的一个概念。”⑨此二说，意在排除诗作不多之僧。“诗僧”之地位在丛林历来不显，那些仅撰有少量诗作的高道大德，若以“诗僧”目之，确非“《春秋》名从主人之义”。但就学术研究尤其文献整理而言，这一界定失之过严。正如古代大多数诗人，未必皆视吟诗为一己之业，所重者仍是借以建功立业的身份，但在文学研究中，我们所认定的依然是其作为诗人之属性。从此一层面言，凡有吟诗经历之僧，皆应称作“诗僧”。
关于僧诗的分歧主要在于佛教偈颂与诗歌的关系，历来意见不甚统一，或等而观之，或判分为二。支谦《法句经序》称“偈者结语，犹诗颂也”，拾得亦云“我诗也是诗，有人唤作偈。诗偈总一般，读时须子细”⑩。然《全唐诗》却以为释家偈颂与道家章咒“本非歌诗之流”，一并删除(11)。此种断然否认释家偈颂为歌诗的观念，在古代实非主流。唐宋的诗歌总集，入选僧人偈颂者，比比皆是。《全唐诗》之所以不予收录，正如陈尚君所言，“并不在‘非歌诗’。《全唐文序》解释不取偈颂原因为‘以防流弊，以正人心’，始道出个中原因”(12)。
偈颂，原是印度佛教的一种韵文，梵文作gāthā，音译伽陀、伽他、偈陀，意译讽诵、偈颂、颂、歌谣等，种类甚多。隋代释吉藏以为重要者有通偈、别偈两种：前者又称首卢偈，“莫问长行与偈，但令三十二字满即便名偈”，每句字数不定，句数亦不拘，齐行、散行并存，满三十二字即为一偈，在形式上与诗歌区别较明显;后者则“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皆以四句而成”(13)，句式齐整，每句字数相同，甚至押韵、平仄、对仗等与近体诗亦颇为接近。可见，人们摒弃偈颂，还在于其内容主说理而寡诗味。其实，诗歌内容的解读，见仁见智，无统一之定规，况且偈颂中亦不乏诗情浓郁之作;再者，说理诗亦为诗歌题材之一，像宋明理学家的性气诗，其说理意味并不亚于偈颂。因而，轻易将佛家偈颂逐出诗歌园地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论，僧诗文献研究的对象，应包括僧徒所撰诸体诗歌与宗门偈颂。而对于那些半途还俗的“僧徒”以及因特殊原因遁入空门的僧徒，应以“春秋名从主人之义”及“为僧时日之长短”来判定，贾岛、饶节、屈大均等人不应阑入诗僧队伍。
二 大陆地区历朝僧诗的收集、辑佚与整理
释子作诗，始于东晋，历唐宋元明诸朝而逮清季，丛林吟咏之风，未尝断绝。然时移治乱，像运升沉，历代诗僧的兴衰并不平衡。学界对僧诗文献的整理，亦用力不均。1993年，艾若、林凡联络数十位学者，着手编纂《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拟分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五卷，系统整理东晋至清末释氏之诗(14)。此一宏大构想，诚有功于僧诗文献的研究。但直至今日，惟“晋唐五代卷”出版行世，余者皆付之阙如。此种状况，基本反映了二十世纪以来古代僧诗文献研究的大势——东晋、南北朝、隋唐最为完备，两宋次之，元、明、清三朝最弱。兹缕述如下。
先唐的僧诗文献，《隋书·经籍志》著录了支遁、慧远、惠琳等僧人的十三种别集，惜除支遁集外，皆散佚无存(15)。明人冯惟讷所编《古诗纪》，广泛采摭，得诗僧三十二人七十四首诗作，是收录六朝僧诗最完备的古籍之一(16)。但冯氏考证殊疏，讹误屡出，先后有清人冯班《诗纪匡谬》、近人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补正之(17)。20世纪40年代，逯钦立历二十余载，撰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冯惟讷《古诗纪》为基础，以杨守敬《古诗存目》为参考”，广取群书，补苴阙佚，共收四十名释氏“本土之谣”八十六首(18)，并传其生平，详明出处。逯著的特点在于，每参稽《广弘明集》、《高僧传》、《庐山记》诸校本，以广异文，斟酌校定。但是，逯著在处理偈颂时，仅收入题有“赞诗”字样者，同时割弃了疑为可能作于唐代的一些僧诗，故仍有遗漏(19)。例如，其失收的傅翕(一百零八首)、菩提达摩(二十五首)等，即为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和《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共收入四十四人二百五十二首诗)收入。先唐基础文献有限，学者之订补，虽东鳞西爪，实属不易。
唐代的僧诗文献，因有《全唐诗》(共收一百一十五位僧人二千八百余首诗)而较显集中、系统。但由于其编者观念的偏颇和视阈的缺失，漏辑、误植、重出等现象，仍复不少。20世纪以来，随着大批地下文献的发掘和遗存于域外的古籍的“回流”(例如《祖堂集》)，唐代僧诗文献整理取得了极大的成绩。这里首先需提到的是：刘复、胡适、郑振铎、王重民、向达、刘铭恕、张锡厚、项楚等几代学者，从敦煌文献中抄录、勘校的三百余首王梵志诗，不仅全面填补了《全唐诗》未收其诗的空白，而且肇始了学界对白话僧诗的关注。此外，像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高嵩《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考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敦煌文学总集所收僧诗，亦多数未见于《全唐诗》中。90年代后，英藏、法藏、俄藏等敦煌文献以集成方式影印出版，使敦煌文献整理再掀高潮，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敦煌石窟僧诗辑校》(香港和平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等著作，陆续面世。这三本撰著，因王梵志诗已有校注本而未收外，余者皆力图网罗并尽，或考察作者、抄者及创作时代，或依别本、义例，精心勘校，虽非敦煌僧诗的全帙，但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称之为渊薮，亦无不可。
《全唐诗》的辑校、补遗，是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成就。唐代僧诗文献的研究，也借此获益甚丰。代表该项工作最高的成果，主要有王重民、孙望、童养年辑录《全唐诗外编》和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共约辑录出一百三十余位僧人一千七百余首诗作。学者之整理，或移正，或补入，或正题，或考生平，皆为完善唐代僧诗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还有一些相关的文章，亦值得重视，例如，佟培基《唐代僧诗重出甄辨》(《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3辑)、张如安《唐释宗亮诗辑存》(《宁波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曹汛《淡然考》(《中华文史论丛》1989年第1期)，等等。总之，唐代僧诗文献，经几代学者百年捃摭，庶无遗佚。
两宋僧诗文献，除《九僧集》、《石门文字禅》等二十余种别集存世外，还有一些像陈起《圣宋高僧诗选》之类的断代僧诗选本。但这些选本，或囿于一体，或限于特定时段，尚不能全面反映两宋僧诗的总体面貌。1998年，历十余载、聚众多专家心血的大型诗歌总集——《全宋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宋诗》取材甚广，凡别集史传、语录灯录、稗乘地志、金石墨迹等文献，“长编短制，细大不捐，断章残句，在所必录”(20)，共得八百一十八位诗僧(21)近两万余首诗作。撰者所据文献，力择善本、足本，酌校异同，详明出处，并撰有僧人小传，附以篇目索引。赵宋三百年僧诗之体貌，于斯概见。
元代僧诗文献的整理，在20世纪前，以清人顾嗣立、席世臣所编《元诗选》和《元诗选癸集》最为完备，共收入一百三十二名僧人八百零七首诗作(22)。此后很长时间里，元诗未引起学人足够的重视，更鲜见专门致力于元僧诗文献的研究者。20世纪90年代后，杨镰接手了《中国历代僧诗全集·元代卷》、《全元诗》的主编工作，对元诗文献作了大量的辑佚、校勘、考辨、汇录工作，“已经编录出一百九十八位元代释子的四千八百九十六首诗”(23)，诗作总量为顾、席所辑的六倍之多。相信待其成果面世后，必将厚惠学林。
明清的僧诗文献，繁多芜杂，积累甚薄，整理难度很大。《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缘起”称，“邀请了江庆柏、陈敏杰、李灵年三位先生为分册主编或编委，由他们与上海复旦大学同仁协作，负责明、清两代部分”，并称“进展很快，有一个四十多学人组成的班子”(24)。但近二十年过去，未见及后续报道。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明清僧诗文献整理的艰巨性。
陈尚君言：“断代全集的编纂，是程功巨大而学术要求极为严格的工作。”(25)僧诗文献散佚极多，分布广泛，整理的难度尤为巨大，非知晓内典、外学者莫能为，否则遗憾在所难免。例如，《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考订、注释均过于疏略，遗漏，错误亦不少”(26);《全宋诗》中所收僧诗，“同样存在着漏收、误收、重出等现象”(27)。补苴罅漏，精益求精，乃文献整理应有之义;况且孤本、秘笈迭现，更为订补提供了便利。例如，不少学者对宋代僧诗文献进行校释和辑补，取得了较大的成绩。2005年出版的《全宋诗订补》，辑补、校订了一百零四位僧人的诗作(28);朱刚、陈钰《宋代禅僧诗辑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辑录了《全宋诗》未收的七千八百余首禅僧诗，“收获之丰，令人惊叹”(29)。冯国栋《〈全宋诗〉僧诗补佚(一)》(《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2期)、卞东波《陈起〈圣宋高僧诗选〉丛考》(《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辑佚诗、举异文、考生平，均颇具价值。此外，张如安、傅璇琮、陈小法、江静等人，从《中兴禅林风月集》、《一帆风》、《江湖风月集》、《贞和集》等日藏文献中，辑录了数百首宋代僧诗(30)，有些文献“甚至闻所未闻”(31)，特别是许红霞在日本访学期间，发现了数种日本刊刻的南宋僧诗别集，并承担了《全宋诗补正》僧诗部分的工作(32)。可见，文献辑校，讹若渡河，喻同扫叶，无有竟时。20世纪以来有关历朝僧诗文献的整理，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欲臻完善之途仍艰巨漫长，尚需更多的学者付出努力。
三 大陆地区僧诗别集的著录和版本流传研究
20世纪专门考录僧人著述者，以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为最早。该书凝聚了冼氏毕生治学心血，全面稽考了广东一百零二位释子、学者的佛教著述，僧诗别集有一百零六种，备录诸家序跋、僧传资料，详赡赅洽，对未见文献均如实说明，体现了朴实精细的学风。2007年，李国玲出版的《宋僧著述考》，爬梳了大量方、内外文献和公私书目，共辑录宋僧著述一千一百八十三种，别集约八十余种，较为详细地考索了它们的存佚、版本状况。类似的著述考还有：云南省图书馆所编《云南历代僧人著述考略》，收录了六十五位僧人留存于世或已佚仅见于古今目录中的撰著、篇章近百余种(33);李彦辉《东晋南朝隋唐诗僧丛考》分别考察了东晋十一家、南朝十三家、隋朝十三家、唐代三十六家诗僧别集的刊刻和历代选集的选录情况(34);李舜臣《元代诗僧已佚别集叙录》叙录了四十三种已佚的元僧别集(35)。此外，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著述考》(《文献》2003年第2期)、赵荣蔚《唐代诗僧七家诗文别集提要》(《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6期)、冯国栋《〈宋史·艺文志〉释氏别集、总集考》(《中华佛学研究》第10期)等单篇文章，也是值得重视的成果。
众多的相关书志，往往也会涉及到僧诗别集。例如，196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即著录了数十种王梵志诗及禅诗写本，其中，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著录巴黎博物馆所藏十种王梵志诗抄本和两个禅诗抄本;向达《记伦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学》、《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共著录了伦敦不列颠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六种王梵志诗抄本。此外，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王重民《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版)、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等也叙录、考辨了不少诗僧别集的刊刻、流传情况。而较为集中的有崔建英《明别集版本志》，著录见存明诗僧别集三十三家四十三种(36);江庆柏负责的《清人别集总目》“释氏”部分，著录今存二百六十五名清代诗僧三百五十七种别集的版本和馆藏地，并提供了较丰富的传记资料线索(37)。今之学人，欲窥古典僧诗之涯涘，无不需依循此类书录为津筏。
20世纪以来大陆地区专门研究僧诗别集版本的成果，主要集中于王梵志和寒山两人身上。
敦煌遗书所藏王梵志诗的写本，分别庋藏英、法、俄诸国，残损严重，其分卷、来源皆复杂难辨。例如，胡适当年即主观地认为伯2718、伯2842、伯4094为王梵志诗的卷上，试图与明确标明了“王梵志诗第三”写本整合成全帙，但这一做法，已为日本学者入矢义高驳正。随着更多的王梵志诗写本相继披露，学者们仔细地比勘同异，试图厘清传写源流。举其要者，如张锡厚认为，王梵志诗盖有两种版本系统，即三卷本和一卷本。其中三卷本，或标明卷上、卷中、卷下，或标明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一卷本则类似家训、世训、佛戒，与三卷相比“迥然不同”(38)。项楚则认为王梵志诗的来源有四：一是敦煌写卷中有编号的三卷本《王梵志诗集》，二是敦煌写卷中标明为一卷本的《王梵志诗集》，三是法忍所抄“一百一十首”，四是散见于诗话、笔记、小说中的王梵志诗(39)。
寒山诗集，国内外现存约二十余种版本，其系统源流也很复杂(40)。50年代，余嘉锡征引大量史料，考证出宋本《寒山子诗集》闾丘胤之序属伪作，并推翻了寒山为贞观时人的说法(41)。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文学遗产》总第十六辑)主要分析、比勘了其中较寻见的十三种寒山诗集，认为它们主要归属五种源本：宋版本、国清寺本、东皋寺本、无我慧身本、宝祐本。陈耀东也长期致力于寒山的研究，认为寒山诗最早的结集者为寒山本人，其诗共六百余首，并对海内外百余种版本、写本、校本、注本的源流作梳理考辨，认为主要可分四个系统：寒山拾得诗之“二圣诗”系统;宋刻《寒山子诗》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系统;宋刻国清寺本系统;宋刻宝祐本系统(42)。贾晋华从内容、形式仔细比勘，指出《寒山诗集》中的禅诗作者不是寒山而是曹洞宗创始人曹山本寂，闾丘胤序和拾得诗亦为曹山本寂所编造依托(43)。张德中、区J2Y101.jpg、胡安江、张石等则对寒山诗在美国、日本、港台的刊刻、译本进行了专题研究(44)。
其他僧诗别集的版本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田道英考察了贯休《西岳集》和《禅月集》结集过程、卷数及其版本流传情况(45)。许红霞对域外留存、刊刻的宋代僧诗别集进行研究，先后发表了相关系列论文(46)。杨铸《和刻本稀见中国元代僧人诗集叙录》叙录了释英《白云集》四卷，并称比国内现存诸版本多出一卷一百零一首诗;释克新《雪庐稿》一卷，更是为国内失传;释克新所编《金玉集》则不仅国内久已失传，而且“几乎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藏书著录和流传记载”(47)。此外，曹汛根据清人李呈祥《东村集》中有《与湄村贻上两公商刻〈徂东集〉〈金塔铃〉》一诗，对函可《金塔铃》的源流作了较详尽地发覆(48)。李福标则对函昰的《瞎堂诗集》、《梅花诗》的版本价值、流传情况作了专门研究(49)。卞东波《〈中兴禅林风月集〉考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3辑，中华书局2007年)、侯体健《南宋禅僧诗集〈一帆风〉版本关系蠡测：兼向陈捷女史请教》(《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4期)对两部域外僧诗集的版本进行了探讨。陈斐和张倩、刘锋焘几乎同时细致地梳理了宋李龏所编《唐僧弘秀集》的版本流变(50)。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杨镰《元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中论列的元代十三位诗僧，虽主要以描述创作为主，但对他们诗文集的流传、存佚、版本也作精详考订。例如，在论述释宗衍时，撰者花去大半篇幅考察了《诗渊》中署名“本释道原”的诗，即《元诗选》二集《碧山堂集》中的诗作。《元诗史》之所以能获得学界好评，与撰者扎实的文献功力是不可分的。这也可见出，文献资料是推进一切学术进步的基石。
四 大陆地区僧诗别集、选集的校注
20世纪以来，有关僧诗别集、选集校注的成果，总体难言丰硕。然二、三精品，却颇为学林瞩目。兹就笔者所及见者，略予评述。
1.王梵志诗集(51)。最早刊布于国内的王梵志诗，是1924年刘复从巴黎博物馆抄回的三个写本(伯3418、伯3211、伯2718)。不过，刘复仅作迻逯，未予勘校(52)。1935年，郑振铎据伯2718、伯3266两个王梵志诗抄本，校录出《王梵志诗一卷》，并编有《王梵志诗拾遗》(十六首)(53)。郑氏此本，虽非王梵志诗之全帙，校勘亦简，却是20世纪最早的校录本。此后，大陆学者历经千难，远涉重洋，抄录、考察王梵志诗，于校注几无暇顾。直至1980年，赵和平、邓文宽才对伯3211、伯3418王梵志诗进行了尝试性的校注(54)。1983年，张锡厚出版了《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其凡例称“基本依据敦煌写本原卷‘卷次’之顺序”，分五卷收诗348首，选用的底本主要为斯0778、伯3211、伯3833、伯2718、伯3418等;不仅对王梵志诗进行分首、标题、校录、辑补，还扼要注释了一些语词。然而，张著常率尔“据文改义”(55)，失校、误校、误注处良多，一时商兑、匡补类的文章大量涌现(56)。故台湾学者潘重规说，张著虽为“第一部完备的‘足本’”，却非“一部无疵的‘善本’”(57)，可谓的评。1991年，项楚出版了《王梵志诗校注》(58)，搜集三十五种敦煌王梵志诗残卷，特别是新获列1456法忍抄本残卷写本(六十余首)，并钩稽传世文献，共得三百九十首，厘为七卷。无论收诗总量，抑或校注质量，皆明显优于张著，尤其是对俗字、俗语、事典的注释，更为敦煌学者所钦佩。入矢义高即称：“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59)2009年，项楚又利用了新近公开的俄藏王梵志诗卷，重新修订了《王梵志诗校注》，使其愈臻完善(60)。
2.《寒山诗集》。长期以来，寒山诗的研究，一直是“墙内开花墙外香”。20世纪初叶，虽经胡适、郑振铎大力推介，但并未成为研究热点。直到八十年后，寒山诗经历了日本、美国的“旅行”后，方引起大陆学者广泛重视。这从90年代相继出版的数种寒山诗的校注本，可以得到充分反映。1991年，钱学烈《寒山诗校注》由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大陆第一部寒山诗的校注本;同年，徐光大《寒山子诗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也正式出版。这两个校注本，在校勘、注释等方面各有创获，但疏漏、缺憾也很多。因此，钱学烈又历时七年，广查版本，撰成《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无论校勘和注释，较前著更为精审。2000年，项楚又发表了《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以四部丛刊景宋刻本《寒山子诗集》为底本，不仅广集日本(九种)、高丽(一种)等版本，而且还参稽了大量禅宗语录，备举各本文字之异同，对寒山诗中的口语、俗词、生词、僻典和佛家语汇，作了推源溯流式的考释。不仅注解寒山之诗旨，多所取益，即其体式、方法亦值得参效。总之，在20世纪末出版的五种寒山诗校注本中(61)，项著可谓后出转精，是公认的寒山诗歌最为详尽、完备的注本。
3.贯休《禅月集》。先后有陆永峰《〈禅月集〉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和胡大浚《贯休歌诗系年笺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均以《四部丛刊》景宋本为底本，并参考了“汲古阁刻本”、“《全唐诗》季振宜写本”以及历朝总集，斟酌商定。前者的长篇前言，考述贯休生平，评析诗歌，均言之凿凿，颇具功力;后者则厘清贯休诗之系年，笺注冷僻事类、语词，末附年谱、资料、题跋、评论等，尤具参考价值。
4.齐己《白莲集》。王秀林《齐己诗集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涵芬楼影印明钞本为底本，参校《全唐诗》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以及其他诗歌选本，比较异同，共得齐己诗歌十卷八百一十五首，残句八句，是研究齐己诗的精善之本。
5.惠洪《石门文字禅》。宋元释氏别集东传日本极夥，甚至是日人习汉文之教材，还有不少日僧致力于校注工作。2012年，张伯伟组织力量，将日本曹洞宗僧侣廓门贯彻所注《石门文字禅》点校出版。廓门贯彻注释慧洪此集，是为日本禅林“知作为诗文之标准”，故尤详于文字、典故的考释，对语辞、句法和翻案亦予了特别关注(62)。
6.担当别集。担当的著述罕见传本，20世纪20年代，云南学者方树梅深慨乡邦文献之凋零，数十年广泛搜讨，刻有《担当和尚诗》七卷。2003年，余嘉华、杨开达据方氏刻本，编有《担当诗文全集》(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版)全面校录担当诗文，厘清作品系年，末附有《传记》、《年谱》等。此书与1998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担当诗画全集》，互相发明，皆为研究担当的必备文献。
7.清初岭南诗僧别集。明清之际，岭南地区崛起了一个规模庞大的诗僧群。这些僧人多属曹洞宗“函”、“今”、“古”字辈法系，时际鼎革，每寄故国之戚于诗咏，流传至今的别集即有十五种，曾引起汪宗衍、陈寅恪等学者的注意。近些年，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着力整理他们的著述，计划分两辑出版，名曰《清初岭南佛门史料丛刊》。首辑已出版的有：函昰《瞎堂诗集》(李福标、仇江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大汕《大汕和尚集》(万毅、杜霭华、仇江点校，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版)，函可《千山诗集》(严志雄、杨权点校，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8年版)，澹归《遍行堂集》(段小华点校，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版)，成鹫《咸陟堂集》(曹旅宁、蒋文仙等点校，广东旅游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这些整理本，侧重于校点，都力寻善本、足本，并参其他版本。例如《瞎堂诗集》，校者分别参照了本集的康熙刻本、道光重刻本、1976年何氏至乐楼刊本以及单刻本《雪诗》、《梅花诗》等多种版本，故校点虽较为简略，但也颇为精审。
8.八指头陀诗文集。八指头陀的诗文，最早刊于光绪七年，名曰《爵梅吟》。尔后，陈伯严、叶德辉等递行刊刻，版本繁多。民国初年，杨度于北京法源寺掇拾遗稿，辑成《八指头陀诗集》十卷、《文集》十卷、《续集》一卷，称为法源寺刻本。1984年，梅季撰成《八指头陀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以法源寺刻本为基础，查遗补苴，点辑校正，厘清作品系年，是迄今所见最为完备的八指头陀诗文集。
僧诗选本，今所见者约有十八种，盖可分为两类：一为合编僧人与文人的禅诗选本，以选禅诗为主，未拘限诗人的身份，如段小华《禅诗三百首选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蒋述卓《禅诗三百首赏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二为专门的僧诗选本，主要有忏庵居士《佛教山居诗》、《续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陈耳东《诗情禅趣：历代高僧诗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吕子都《中国历代僧诗精华》(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廖养正《中国历代名僧诗选》(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诸家选本各具特点，或长于注释，或精于编选，皆有助于僧诗的流播。但诚如李东阳所云：“选诗诚难，必识足以兼诸家者，乃能选诸家;识足以兼一代者，乃能选一代。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而欲以一人选之，不亦难乎!”(63)僧诗选本的精审与否，系于选家的学养根底和整体研究积累。因学界尚未整理出相对完备的明清僧诗文献，故以上诸家的编选视阈难免不受局限，甚至出现了仅凭一二总集即率尔选诗的现象。相较而言，廖养正的选本，所选五百余家八百余首诗作，多系选家爬梳第一手材料而来;同时，注释也颇为详尽，作者简介、诗歌题旨皆扼要精到，堪称目前所见较全面、完备的僧诗选本。
五 港台、海外僧诗文献整理与翻译管窥
20世纪以来港台、海外古代僧诗文献的整理与翻译，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因篇幅所限，这里仅举要者管窥其特色。
港台地区向来比较注重佛教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方内、方外的学者齐聚力量，先后影印出版了《大藏经》、《续大藏经》、《大藏遗珍》等大型丛书，所收僧人语录中偈颂、诗歌，多为他家文献未载。从60年代起，他们还陆续出版了一些僧人的别集和选集，例如张寿庸辑《四明宋僧诗》(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6年版)、惠洪《石门文字禅》(新文丰出版社1973年版)、贯休《禅月集》(学生书局1975年版)、寄禅《八指头陀诗集》(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86年版)，等等。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台北明文书局和1987年汉声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释明复主编的《禅门逸书》、《续编》二十册，共收录了八十余种释氏别集。古代重要的僧诗别集，几乎皆囊括其中，而像宋永颐《云泉诗集》，宋元肇《淮海外集》，宋斯植《采芝集》、《采芝续稿》等僧人别集，多据精本、善本、孤本影印，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港台学者还善于选取独特的主题类型对相关文献进行全面清理。例如，佛门中的“牧牛颂”，1978年香港佛学印书局据同治浙江孝和堂刊本影印了普明禅师的《牧牛图颂》，1983年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杜松柏《禅家理趣诗牧牛图颂丛编》，系此类诗作之大全。再如，王晴慧《六朝汉译佛典偈颂与诗歌之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对《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至第二十一册经藏偈颂，“予以地毯式搜索”，并制成表格，凡一百一十九页，极便于研究者检索。再如，丁原基《明代遗民隐于僧者著述考》(《东吴文史学报》1988年第6期)则对明季大批逃禅遗民的著述，进行钩沉提要。另，杜松柏《禅门开悟诗二百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圆观《续指月录禅诗偈颂》(老古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版)等，也是别开生面之作。此种特定主题的文献清理，催生出大量的相关研究。例如，蔡荣婷对唐宋牧牛诗的专题研究，就极具特色。
港台地区的学术传统一直未尝中辍，能自觉地与国际学术接轨。受日本和美国“寒山热”和国际“敦煌学”的影响，港台地区的寒山诗和敦煌释氏诗歌的研究较大陆更早形成热潮。例如，70年代以来，笺注、注释寒山诗者，即有黄山轩《寒山诗笺注》(善言文摘社1970年版)、曾普信《寒山诗解》(华光书局1971年版)、陈慧剑《寒山诗重组并注》(载《寒山子研究》，东大图书公司1974年版)、李谊《禅家寒山诗注》(正中书局1972年版)、卓安琪《寒山子其人及其诗之笺注与校订》(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71年硕士论文)、叶珠红《寒山诗集校考》(文史哲出版社2005年版)等十余家。其中，陈慧剑对寒山诗进行了重新排列笺注，试图寻绎出更多关于寒山的信息;而叶珠红将九种不同版本的寒山诗进行考校，并撰写了校后记，细致详赡，堪称后出转精之作。敦煌释氏诗歌整理方面，港台地区以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创刊于1974年7月的《敦煌学》为平台，发表大批学者的成果以及海外学者的译作。饶宗颐与法国学者戴密微合作完成的《敦煌曲》，包括法文、中文和图版三部分，以佛曲、赞、法乐、法曲和梵白等类分敦煌曲子词，“总共辑录了三百一十八首敦煌曲子词，其中既有为数可观前人所未披露的敦煌曲子词，更订正任、王等旧录的误校误录”(64)。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上、下)》(学生书局，上册1986年版，下册1987年版)，下册为“校注篇”，研讨范围与大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大致相同，除了网罗英、法、俄藏文献外，还增加了日本宁乐馆所藏写本，对张著误认原卷、误改、误释、句读错误、分首错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订正。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将敦煌佛教歌曲分为“歌曲集”、“歌曲丛抄”、“散篇歌曲”三大类，从写卷样貌、文学内容、艺术形式、艺术类型及其演出形态进行了详尽清理(65)。
随着佛教东传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很多中国僧人的别集亦流播于斯。20世纪以来，这些别集不断被披露、整理和翻译，成为研究中国佛教文学的重要文献。例如，长期致力于寒山诗研究的韩国学者金达镇，先后出版了《寒山诗》的系列译著(法宝院1964年版、弘法院1970年版、世界社1989年版)，对推动寒山诗在韩国的流播作出了重要贡献。韩国学者李钟美《寒山诗版本研究》(2001年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寒山诗版本系统源流考》(浙江大学2004年博士后出站报告)，勘查了现存十四种寒山诗版本的异文，梳理、归纳出寒山诗的四个系统——宋刊本、国清寺本、宝祐寺本、东皋寺本，是研究寒山诗版本的重要成果。
日本存留中国古代僧人别集更多，据一些书志著录，数量或不下百种(66)。宋元肇《淮海挐音》、宋孔汝霖《中兴禅林风月集》、宋大观《物初剩语》、元宗衍《碧山草堂》、明守仁《梦观集》、明克新《雪庐集》等，更为海内孤本。同时，中国佛学研究在日本一直是“显学”，致力于披露、重刊这些文献的学者极夥。例如寒山诗集，据张石著录，明治以前的日版寒山诗集即有十二种，明治之后寒山诗的注释本达四十一种(67)。较著名的有：岛田翰翻印的皇宫所藏南宋版《寒山诗集》(民友社1905年版)、入矢义高的《寒山》(岩波书店1958年版)和久须本文雄的《寒山拾得》(东京讲谈社1985年版)等，对推动日本的“寒山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他的僧诗文献整理，较重要的有：1922年，筑前远孙玄外据宽文四年刻本铅印宋卢堂等撰《一帆风》;2003年，京都禅文化研究所出版了芳泽胜的《江湖风月集译注》，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文学资源研究系陈捷全面地描述了日藏南宋禅僧诗集《一帆风》的基本情况(68)，等等。日本学者较早接触到敦煌文献，对王梵志诗歌的整理，成果更多。例如，20年代，羽田亨将P.4097号卷子摄影流通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册即收录英藏S.778号“王梵志诗集并序上”。矢吹庆辉《鸣沙余韵》(岩波书店1930年版)、《鸣沙余韵解说》(岩波书店1933年)对S.778号“王梵志诗集并序上”图录解说。入矢义高《王梵志について(上、下)》(《中国文学学报》第3、4期，1955年、1956年)、《王梵志诗集考》(《神田喜一朗博士还历纪念书志学论集》，东京平凡社1957年版)，在对十二个卷子进行了考释的基础上，怀疑王梵志并非一人而是传说人物。游佐昇《王梵志诗のつ两侧面》(《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论集2》，1978年)、《敦煌文献にあらわれた童蒙庶民教育伦理——王梵志诗太公家教等中心として》(《大正大学大学院研究论集4》，1980年)等文，认为王梵志诗一卷本的形式、内容、旨趣和其他卷次的写本完全不同，与《太公家教》同属童蒙庶民教育类教材，并对一卷本予以校注和语译。
自敦煌文献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劫掠后，“敦煌学”逐渐成为欧美汉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而王梵志诗卷的研究更是持续的热点之一。1982年法国学者戴密微出版了遗著《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集编注、翻译、评论于一书，是“王梵志诗的第一个全辑本”。法国学者陈庆浩《法忍抄本残卷王梵志诗初校》(《敦煌学》第12辑，1987年)，对列宁格勒亚洲人民学院藏卷进行了初步地校勘;法国学者魏普贤《王梵志诗补遗：两个没有署名的抄卷(P.3724、S.6032)》，在戴密微《王梵志诗》的基础上，察遗补校(69)。俄国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则著录了270号牧牛诗残卷。
除了敦煌僧诗文献外，欧美中国僧诗的整理主要体现在翻译上。影响较大主要有：R. Robinson 1954年出版的《中国佛教诗歌》、Paul Jacob 1988年出版的《唐代佛教诗人》、I. S. Terome 1994年出版的《浮舟：中国禅诗选》，等等。20世纪50、60年代，寒山成为“垮掉一代”的偶像，寒山诗被欧美确定为中国诗歌经典，涌现出阿瑟·韦利(Waley，Arther)、加里·斯耐德(Snyder，Gary)、伯顿·华生(Watson，Burton)、雷德·派恩(Red Pine)、罗伯特·C·亨里克斯(Robert C. Henricks)等一大批寒山诗的翻译家，特别是斯奈德的《乱石与寒山》(Riprap and Cold Mountain Poems. San Francisco：Grey Fox Press，1965)更以其丰富的山居经验和高超的翻译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综上所述，港台、海外的僧诗文献明显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持续性，特别是港台地区一直有一批学者致力这方面的研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某些方面文献资料的积累甚至比大陆地区还要丰厚;其二，与特定的学术思潮和文化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像持续的热点王梵志诗卷的研究整理和寒山诗的校注和翻译，即是此一特点的集中体现。
六 几点建议
纵观20世纪以来僧诗文献研究，经学者们百年的努力，较之以往，范围由小到大，成果也由浅到深，已略具规模，特别是像《广东释道著述考》、《王梵志诗校注》、《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等撰著，更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这些成果，不仅极大地促进和拓深了古代僧诗的研究，也推动了佛禅思想史、古典诗歌史的研究。近年涌现出的大批以诗僧为研究对象的博士、硕士论文，莫不受益于此(70)。
然而，需指出的是，除王梵志诗集、寒山诗集的整理外，僧诗文献整理一直都是冷门，也未自成体貌。例如，《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本是一个颇具开创性的选题，但它不仅尚未竣工，且已出的“晋唐五代卷”，亦多得益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诗补编》等，自我发明甚微。这反映出僧诗文献的整理，基本受限于文人诗歌文献整理的成绩。同时，明清僧诗文献，除少数别集外，整理工作基本一片空白。此外，僧诗文献的整理者大多研治古典文学，佛学非其所长，遇到相关的佛教名相、典故时，难免捉襟见肘(71)。
面对所存在的问题，当如何推进僧诗文献的研究，笔者愿陈陋见。
首先，全面普查现存的僧诗别集，在前人基础上，撰写出《历代僧诗别集提要》。迄今已有的僧人著述考，如《宋僧著述考》、《广东释道著述考》，或限于一代，或限于一隅，不很全面。研究者可以根据诸家书录提供的馆藏线索，按图索骥，遍考现存僧诗别集，仿《四库全书总目》的体例，撰写提要。这不仅为僧诗别集提供一份“清单”，亦为来者导其津梁。
其次，明清两代僧诗总集的整理亟待加强，最终推动《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的正式出版。诗歌总集，尽管常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学术价值不容否认。比如，清人所编《全唐诗》即出现大量漏辑、误植的现象，但谁能否认它对20世纪唐代文学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筚路蓝缕的工作，虽至为艰辛，甚至吃力不讨好，却是极有必要的。明清僧诗文献的整理，可以借鉴《全唐诗》、《全宋诗》等断代诗歌文献编撰的经验，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下足工夫，仍是可为之事。
再次，应加大僧诗别集整理的力度，使之成为一项系统工程。据各种书录的叙录，我们估算存世的古代僧诗别集应在四百五十种左右，目前已整理者不足三十种，且重点在王梵志、寒山两人身上，范围偏窄，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求。今后可考虑先遴选精要者，如《九僧集》、《参寥子集》、《蒲室集》、《逃虚子集》、《憨山德清梦游集》、《布水台集》等，进行校勘、辑佚、注释，最终以集成的方式出版。为改善整理质量，研究者在提升自身佛学修养的同时，还可广泛吸纳佛学界的同仁参与其中。
最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系统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建立完备的僧诗文献库。目前互联网上已有不少相关的佛学研究网站，比如“佛学研究网”、“中华佛教文化交流网”、“中华佛教在线”等。这些网站可以发布“告帖”，随时登载研究者所输入的僧诗文献，积土成丘，汇涓成河，并提供相对便利的检索路径。
总括言之，僧诗文献的整理，不特为僧诗研究之基石，亦是文学史、佛教史研究的重要辅翼，其意义不言自明。随着更多研究者的参与和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必定会涌现出更多质量精良的撰著。
注释：
①李国玲《宋僧著述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按：此统计包括拈古、偈颂的单行本，未含诗学著作。九僧诗，宋人已都为一集，故仅算作一种。
②冼玉清《广东释道著述考》，见《冼玉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86—668页。
③正勉、性J2Y102.jpg《古今禅藻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④魏禧撰，胡守仁、姚品文校点《魏叔子文集》外编卷一○《赠顿修上人序》，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09页。
⑤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九《古今禅藻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4页。
⑥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二四，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0页。
⑦屈大均《髻人说》，见屈大均撰、欧初点校《屈大均全集》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1页。
⑧孙昌武《佛教与唐代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⑨高华平《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闽南佛学》2007年第5期。
⑩项楚《寒山诗注(附拾得诗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4页。
(11)彭定球等《全唐诗》“凡例”，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页。
(12)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前言”，见陈尚君辑校《全唐诗补编》(中)，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页。
(13)释吉藏《百论疏》，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四二，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年版，第238页。
(14)沈玉成、印继梁《中国历代僧诗总集·晋唐五代卷》“凡例”，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15)释支遁《支道林集》一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304册据南京图书馆藏明末吴家雕刻本影印。按，此本有文无诗，系明人皇甫涍辑，非《隋志》所著录“晋沙门《支遁集》八卷”。
(16)冯惟讷《古诗纪》，《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9—13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7)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59年版。按，该书初印于1916年，其“绪言”提出了七条改正的事项。
(18)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凡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
(19)参见刘跃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撰方面的一些问题》(《清华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陈尚君《〈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再检讨》(《人文中国》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0)傅璇琮主编《全宋诗》“凡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21)(27)许红霞《〈全宋诗〉所收僧诗致误原因探析》，《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期。
(22)此数据参见杨镰、张颐青《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3)杨镰、张颐青《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4)艾若《〈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缘起》，见沈玉成、印继梁《中国历代僧诗全集·晋唐五代卷》，第9—10页。
(25)陈尚君《断代文学全集编纂的回顾与展望》，《四川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26)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28)陈新、张如安、叶石健、吴宗海《全宋诗订补》，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29)金程宇《宋代禅僧诗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收获——读〈宋代禅僧诗辑考〉》，《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第1期。
(30)陈小法、江静《径山文化与中日交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张如安、傅璇琮《日藏稀见汉籍〈中兴禅林风月集〉及其文献价值》，《文献》2006年第4期。
(31)张如安、傅璇琮《日藏稀见汉籍〈中兴禅林风月集〉及其文献价值》。
(32)许红霞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全宋诗〉所收僧诗致误原因探析》、《在日本所见到的一部宋僧诗文集——〈物初剩语〉》(日本大学中国学会《中国语中国文化》第2号，2002年)，等等。
(33)云南省图书馆所编《云南历代僧人著述考略》，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34)李彦辉撰、李德山指导《东晋南朝隋唐诗僧丛考》，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35)李舜臣撰、陈文新指导《元代诗僧研究丛稿》“附录一”，武汉大学2009年博士后出站报告。
(36)崔建英辑，贾卫民、李晓亚整理《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3—331页。
(37)江庆柏《清代僧诗别集的典藏及检索》，《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第2期。其著录清代诗僧别集见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8)张锡厚《敦煌写本王梵志诗考辨》，见《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8页。
(39)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前言”，中华书局2010年版;又见其《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中华书局1988年)。
(40)本节关于寒山诗集版本的研究，参看了王早娟《寒山子研究综述》(见释妙峰主编《曹溪——禅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1)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卷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0—1072页。
(42)陈耀东《寒山子诗集版本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43)贾晋华《传世〈寒山诗集〉中禅诗作者考辨》，《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2期，2003年3月。
(44)张德中《试论美国的“寒山热”》，《东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1期。区J2Y101.jpg、胡安江《寒山诗在日本的传布与接受》，《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胡安江《寒山诗：文本旅行与经典建构》，清华大学2011年版。张石《寒山与日本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5)田道英《〈禅月集〉结集及其版本流传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贯休的诗集〈西岳集〉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9期)。
(46)主要有《北磵居简著作的编纂流传及与日本禅僧的密切关系》(2007年北京大学“禅文化与和谐世界”研讨会论文)、《日藏宋僧诗集〈一帆风〉相关问题之我见》(《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3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等，近来结集为《珍本宋集五种——日藏宋僧诗文集整理研究(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7)杨铸《和刻本稀见中国元代僧人诗集叙录》，《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8)曹汛《剩和尚和〈金塔铃〉诗集考述》，《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期。
(49)李福标《岭南诗僧别集〈瞎堂诗集〉及其流传经过》(《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1期)、《天然老人〈梅雪诗〉单刻本的文献价值》(《文献》2007年第1期)。
(50)陈斐《〈唐僧弘秀集〉版本考》，《南都学刊》2010年第1期。张倩、刘锋焘《李龏〈唐僧弘秀集〉版本源流考》，《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51)本节有关王梵志诗的评述，参看了齐文榜《百年爬梳百年开掘：〈王梵志诗集〉散佚整理与辑集研究回眸》(《汉语言文学研究》2010年第2期)、《王梵志诗集叙录》(《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文。
(52)刘复《敦煌掇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1925年刻本。
(53)郑振铎校辑《王梵志诗》，《世界文库》第五册，生活书店1936年版。
(54)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分载于《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第6期。
(55)周一良《王梵志诗的几条补注》，《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56)从1981年到1988年间，周一良、项楚、吕明林、蒋绍愚、袁宾、刘瑞明、黄征等发表了近二十余篇相关文章。郭在贻将诸家商榷意见汇集成《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敦煌语言文学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长文。
(57)潘重规《简论〈王梵志诗校辑〉》，《中央日报·文艺评论(21期)》，1984年8月16日。
(58)项楚《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按，该书稿于1987年6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4辑)全文刊发。
(59)引自张子开《〈项楚论敦煌学〉序言》，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60)从1991年到1995年间，刘瑞明、蒋冀骋、张涌泉、黄征、郭在贻、朱迥远、平新谊、张生汉等陆续发表了十余篇商榷之文。
(61)另有郭鹏《寒山诗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宋先伟《寒山拾得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虽注极简，但为推广寒山诗的影响，起到一定的作用。
(62)宋释惠洪著，廓门贯彻注，张伯伟、郭醒、童岭、卞东波点校《注石门文字禅》，中华书局2012年版。
(63)李东阳《麓堂诗话》，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76页。
(64)朱凤玉《饶宗颐先生与敦煌文学研究》，载《敦煌吐鲁番研究》第8卷，2005年版。
(65)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台湾中正大学中文所2001年博士论文，后收入《法藏文库》第89册，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4年出版。
(66)纽约Hobart and William Smith学院黄启江教授多次至日本，对日藏南宋僧人别集进行了系统清理，断言“根据笔者对南宋文学僧所作之初步研究，孝宗朝至南宋末约有四五十位以上之文学僧，至少留下了四五十种诗集、文集或者诗文集”(《一味禅与江湖诗：南宋文学僧与禅文化的蜕变》，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页)。
(67)张石《寒山与日本文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7—60页。
(68)陈捷《日本入宋僧南浦绍明与宋僧诗集〈一帆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9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69)参见郑阿财《二十世纪敦煌学的回顾与展望(法国篇)》(《汉学研究通讯》第20卷第3期，2001年)。
(70)据笔者统计，新世纪以来仅大陆地区以诗僧、僧诗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共有五十余篇。诗僧研究已然成为大陆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71)例如，项楚就指出《敦煌歌辞总编》中所涉佛教歌辞，因撰者“不知佛教典故”、“不通佛教义理”、“不明佛教观念”、“不谙佛教用语”等，而造成了大量校对、释注的疏误。见项楚《〈敦煌歌辞总编〉佛教歌辞匡补举例》(《项楚论敦煌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