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纳兰词不入《四库全书》，从政治原因上考量，应更多地归于经由诸多因素综合促成的“秋后算账”式的心理动机对整理者的统制。四库馆臣深受浙西一派词学观念制导，又表现出修正上的理论指导不足和“焦虑”，是纳兰词被打入“另册”存目的主要文学原因。纳兰词的历史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清词经典化进程的非典型路径。
关键词：纳兰性德/《四库全书》/词坛风会/乾嘉词学/经典化
一直以来，纳兰性德基本上都被认为是清代旗人词人中的翘楚，有“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①之谓;也是清代词史上的佼佼者，被认为可与蒋春霖、项鸿祚“二百年中，分鼎三足”②;还是通代词史上的奇迹，所谓“重光后身”③。但纳兰词未入《四库全书》，无疑是乾隆词史乃至清词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一桩悬案。个中缘由，牵涉面广，也比较复杂，有必要作进一步探究。
政治考量
四库开馆不久，清廷即在全国范围内查缴、销毁图书，政治目的昭然若揭，后果也很严重。王芑孙序《洴澼百金方》即云：“自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比岁兵兴东南海隅，忧患日出，士大夫习享承平，仓皇迷闷，欲访寻曩牒以为前事之师，而书之有者无几。”④当然，“书禁”中也不排除有个别松动的迹象，如易学实的《犀崖文集》，“既入《禁毁书目》，又入《四库存目》，是《存目》定稿时于偶有违碍之书有所释禁。”⑤这些，对于考察《四库全书》的编纂自然都有价值。不过，它们并不属于本文所说的“政治考量”的范围。
要弄清楚纳兰词何以不入四库，从思维方法上讲，可以首先考察四库何以“但登”⑥曹贞吉的《珂雪词》。其中，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着眼，缘由之一可能在于曹贞吉在怀古词中反对分裂，拥护统一。有学者认为，这种政治取向才是《珂雪词》入四库的主要原因，并进而提出，“在这个意义上说，《珂雪词》的幸运却是中国文学的不幸”⑦。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立论的切入点，不失为一个敏锐的思路。不过，就清代乃至通代文学作品而言，除非是别有用心，好像还没有拥护分裂、反对统一的例子，而且，文学作品尤其是词作，往往也不是一定要以明显承载类似的政治任务为高。以《满庭芳·和人潼关》为例：“太华垂旒，黄河喷雪，咸秦百二重城。危楼千尺，刁斗静无声。落日红旗半卷，秋风急、牧马悲鸣。闲凭吊，兴亡满眼，衰草汉诸陵。泥丸封未得，渔阳鼙鼓，响入华清。早平安烽火，不到西京。自古王公设险，终难恃、带砺之形。何年月，铲平斥堠，如掌看春耕。”⑧严迪昌的解读可谓能得其平实：这首词由战乱频仍引发哀愁，在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的词坛上已甚为罕见，进而激起对历史上一切王霸争斗的厌弃，则构成曹氏咏史怀古词雄浑苍茫的“独异”⑨内涵。可以看出，以政治考量而言，如果论证之先已经有某种观念横亘于胸，并以之统帅整个论证过程，以致造成对作品读解的误导而不自知，就显得有些得不偿失了。同时，也可以看出，陈廷焯于《珂雪词》“取径较正”⑩之评，其实更应该多从政治考量以外的方面进行理解。
缘由之二可能在于曹贞吉胞弟申吉。曹申吉任贵州巡抚时，以“三藩之乱”被执，后罹难于昆明双塔寺。因乱中行迹无人知晓，被定为“逆臣”。直至乾隆朝，方才沉冤得雪，准入“忠烈祠”。《四库全书》开始编纂之际，也正是清廷对曹申吉重新作出评价之时。有学者认为，推重《珂雪词》，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曹氏一门耿耿忠心的肯定，对曹申吉遭受不公正对待的一种变相补偿(11)。政治考量并非不重要，只是，如果过于强调这些外因，往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可能会导致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同时也可能会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结合作品来看，如《留客住·鹧鸪》(12)为悼念曹申吉而作。词末遥思深虑，让人联想到南明永历政权遗事，“投荒念乱之感”(13)溢于言表。这样的作品，即便称得上曹禾所谓能与古人“离而得合”(14)，按照馆臣的一贯思路，其准入四库，似乎也不免跟词作本身一样含蕴特别，令人浮想联翩。
对于四库馆臣而言，放弃纳兰与准入《珂雪词》一样，本身就都包含了某种政治智慧。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二十九日谕旨云：“朕阅成德所作序文，系康熙十二年，计其时成德年方幼稚，何以即能淹通经术?向时即闻徐乾学有代成德刊刻《通志堂经解》之事，兹令军机大臣详查成德出身本末，乃知成德于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举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进士，年甫十六岁。徐乾学系壬子科顺天乡试副考官，成德由其取中。夫明珠在康熙年间，柄用有年，势焰熏灼，招致一时名流如徐乾学等互相交结，植党营私。是以伊子成德年未弱冠，即夤缘得取科名，自由关节，乃刊刻《通志堂经解》，以见其学问渊博。古称皓首穷经，虽在通儒，非义理精熟毕生讲贯者，尚不能覃心阐扬，发明先儒之精蕴。而成德以幼年薄植，即能广收博采，集经学之大成，有是理乎?”(15)话虽然是在四库编成之后说的，针对的也不是纳兰的词，甚至连纳兰的行寔也没有弄清楚，但由此及彼，类似的态度想必会在早先对四库馆臣汰选纳兰别集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对纳兰之父“植党营私”的厌弃态度，以及由诸多原因综合促成的“秋后算账”式的心理动机，才更有可能是纳兰别集(自然包括其词)未入四库更为直接、正面的政治原因。
政治对文学的介入以及这种强势介入对文学可能造成的伤害，史有前例。如北宋末年，苏轼、黄庭坚等人的集子因为党禁而遭到毁板禁刻，词集无疑也包括在内。陈师道元符三年(1100)所作《书旧词后》有云：“余他文未能及人，独于词，之谓不减秦七、黄九。而为乡掾三年，去而复还，又三年矣，乡妓无欲余之词者。独杜氏子勤恳不已，且云得诗词满箧。”(16)接受者态度上的前后迥异，也很能说明问题。这跟以上所述虽然不完全是一个层面的问题，仍可录之以备参酌。《四库全书》编纂之前，康熙晚期《御选历代诗余》、《钦定词谱》二书尤其是后者的编成，在对清初以来的词学成就予以部分总结的同时，也已包含有一定的“整肃”之意。当然，外因终归只是变化的条件，而不是根据，所以，四库《珂雪词》跟纳兰词不入四库一样，都并未颠覆人们对清初词坛总体格局的基本认知。
观念悖反
四库馆臣是通过总纂词类典籍与撰写书目提要来表达词学观念的，基本上勾勒出了有清百余年词史发展的轨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在清初词坛上因为顺应时代潮流而呼风唤雨的浙西词派的历史地位作出了一个基本的估计，并自然而然地用浙派的、同时也是“盛世之音”的标准评价词人词作。如在《竹屋痴语》提要中即通过变更汪森《词综序》中个别字眼这样说：“词至鄱阳姜夔，句琢字炼，始归醇雅”(17)，由此上溯，对宗法醇雅清空词风的词集多有收录。以遴选词集展现词的发展线索，是四库馆臣所追求的，“变”的范畴因此而被屡屡用作词史上关键转折点的别一种表述方式。如《东坡词》提要云：“词至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丽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18)《稼轩词》提要云：“其词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迄今不废。”(19)不过，把这两条提要结合起来就能看出，四库馆臣对苏辛一派词的看法是有所保留的，这种保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对阳羡词派的看法。当然，这也恰恰能够说明，四库馆臣的确是以浙西一派的观念为主导的(20)。
《珂雪词》准入四库，很重要的一个文学原因是曹贞吉与浙西词家有着大体一致的词学观念。如朱彝尊评曹贞吉咏物词曾云：“‘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实庵舍人意与余合。”(21)一直到许久之后，卢前《饮虹簃论清词百家》中也还是这么看曹贞吉的：“标南宋”、“心往手追张叔夏”(22)。不过，曹贞吉词中所寄托的多半是自己深深的愁绪，而非浙派词中极力描摹的淡淡闲情。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曹贞吉所体会的“词至南宋始工”，从一开始就同时包含了本来就在南宋词坛并峙的姜夔、辛弃疾两派词，而非其中任何一方。正因为如此，在曹贞吉的作品里，各呈其妙的这两种词风才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大体如《珂雪词》提要所云：“其词大抵风华掩映，寄托遥深。古调之中，纬以新意。不必模周范柳，学步邯郸，而自不失为雅制。”(23)同理，纳兰、顾贞观因为词学观念与浙派相异，因而不入四库。如纳兰对《词综》颇有微词，他在《与梁药亭书》中说，《词综》太“务博”，不免“黄茅白苇”之讥(24)。顾贞观对朱彝尊的词学见解也很不以为然，朱氏《水村琴趣序》是这样说的：“予尝持论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锡山顾典籍不以为然也。”(25)顾贞观曾自述学词经历：“余受知香岩，而于词尤服膺倦圃。容若尝从容问余两先生意指云何，余为述倦圃之言曰：‘词境易穷。学步古人，以数见不鲜为恨;变而谋新，又虑有伤大雅。子能免此二者，欧秦辛陆何多让焉!’容若盖自是益进。”(26)以古人为法，却避免数见不鲜;变而谋新，又坚持词的本色，是顾贞观的追求，也是他对挚友纳兰的期盼。这样看来，两人高举“性灵”(27)大旗，编选《今词初集》，即便不一定有抗衡《词综》之意(28)，但能从—个侧面展示清词复兴之由。反过来看，《词综》之出，虽机锋所向，尤在《草堂》，但也许不无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也能够彰显清初复杂丰富的词学生态。
令人意外的是，词学观念受浙派制导的四库馆臣却对浙派中人词别集概不收录，浙西六家既没有分别单列于“词曲类”，也没有真正以总集形式集体亮相。其中，李良年、沈皞日、李符、沈岸登、龚翔麟五人中仅二李以个人别集形式置于存目。朱彝尊在《四库全书总目》词籍(包括存目)提要中被提及的次数应该是最多的：被严绳孙盛赞为“二书出而后学者可以为词”(29)的《词综》自不待言，《东坡词》、《溪堂词》、《竹斋诗余》、《散花庵词》、《尊前集》、《乐府补题》、《花草稗编》、《词律》等十一则提要，以及《情田词》、《浙西六家词》等二则存目提要中都有涉及，但其词别集最终也未能收入“词曲类”。说朱彝尊是因为在个人别集中部分词集已有收录而无须再行单列，只道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曝书亭集》提要云：“词七卷，曰《江湖载酒集》，曰《茶烟阁体物集》，曰《蕃锦集》。”又说：“惟原本有《风怀二百韵》诗及《静志居琴趣》长短句，皆流宕艳冶，不止陶潜之《赋闲情》。夫绮语难除，词人常态。然韩偓《香奁集》别有篇帙，不入《内翰集》中。良以文章各有体裁，编录亦各有义例。溷而一之，则自秽其书。今并刊除，庶不乖风雅之正焉。”(30)这说明，可能恰恰就是因为《静志居琴趣》中“宴嬉逸乐”(31)的欢愉之辞，加上扑朔迷离的“风怀”传闻，四库馆臣对朱氏及其词的看法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可见，在如何对待朱彝尊的问题上，传统价值观与正统词学观同时发挥了作用，尽管大体看来其间不无矛盾之处。四库馆臣也是这样对待陈维崧的(32)。这种作用甚至是凌驾于浙派词学观念之上的。当然，厉鹗去世之后浙派在创作上的急剧衰退，恐怕也是四库馆臣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意欲适当修正词学发展路向，又因缺乏足够的理论指导而焦虑，不免一时乱了方寸。
值得留意的还有文廷式自序《云起轩词》所云：“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二百年来，不为笼绊者，盖亦仅矣。曹珂雪有俊爽之致，蒋鹿潭有深深之思，成容若学阳春之作，而笔意稍轻，张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33)这段话，从后来者的角度道出了《四库全书》于清词别集独收《珂雪词》的一个原因，那就是，曹贞吉被认为在整个清代词坛上与纳兰等人一样，都是不受朱彝尊“笼绊”而“斐然有作者之意”的极少数词人之一。我们当然不能因为文廷式有这样一个看法，就认为四库馆臣也是出于同样考虑。而且，文氏所言在提供了一个富于启发性的思路的同时，也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具有反证意味的问题：果真如此，四库何以断然舍弃纳兰?看似矛盾的信息，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朱彝尊、曹贞吉观念相近，并不代表他们作品的艺术风貌一定要相同;反过来，曹贞吉、纳兰相对于共同的比较对象朱彝尊而言作品艺术风貌有差别，也不能证明他们两人之间的词作风貌就必然相同，更不能证明他们的词学观念就一定相近。这样看来，曹贞吉与纳兰、顾贞观并称“京华三绝”，应该只是就他们作为京都词坛上的佼佼者，以及能与当时包括浙派词家在内的其他词人共同彰显京都词苑风采而言。于是，四库馆臣的做法能够帮助我们从一个方面理解，四库何以也不收入顾贞观的《弹指词》，这就是：纳兰与顾贞观确为同派，他们是损荣相随的;而四库馆臣被认为有整体追认“京华三绝”、进一步确认京城词坛中心地位的收入《珂雪词》之举，也就不免给后世研究者造成了认知上的混乱。后者，也可以看作观念悖反所造成的后果。
接受低谷
对于四库馆臣的去取意图，还要作更为深入的研究。即如顾贞观，四库仅于“总集类存目四”著录其所编《宋诗删》，并且评价很低：“是编搜采宋代之诗，分体纂集。自谓宽于正变，而严于雅俗。删繁就简，得诗二千五百有奇。然采摭既富，颇不能自守其例。”(34)个中似有顾氏乃前朝东林党魁顾宪成曾孙的缘故在，从这个角度着眼，纳兰在与顾贞观酬唱词中表露的抑郁忧愤情绪(35)，也才有一个可能合理的解释。四库也仅收录纳兰《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认为该编“理数兼陈，不主一说，宋儒微义，实已略备于斯”(36)，而将其《通志堂集》打入“别集类存目”，说明纳兰的文学创作，不仅仅是词，都有不符合四库馆臣要求的地方。后来，《书目答问补正》所列清初词坛“五虎上将”依次为曹贞吉、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纳兰性德(37)，应该是受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这些，至少从一个方面表明，乾隆年间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纳兰其人其词的看法，与当下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接受者的看法往往未必完全符合被接受者的实际情况。纳兰是希望在文学，特别是在词学上有一番大作为的，他也确实做到了。以纳兰“隔世知己”自居的杨芳灿曾这样描述：“倚声之学，唯国朝为盛，文人才子，磊落间起。词坛月旦，咸推朱、陈二家为最。同时能与之角立者，其惟成容若先生乎?……今其词具在，骚情古调，侠肠俊骨，隐隐奕奕，流露于毫楮间，斯岂他人所能摹拟乎?且先生所与交游，皆词场名宿，刻羽调商，人人有集，亦正少此一种笔墨也。”(38)正指出纳兰与众不同的词风。王国维认为，纳兰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所以，独抒性灵，无所依傍，“北宋以来，一人而已”。(39)相比于张德瀛的“羽翼”(40)朱、陈之说而言，李慈铭虽然措语不免刻薄，肯定中有否定，也能抓住纳兰词的风格特点：“如寡妇夜哭，缠绵幽咽，不能终听”、“(纳兰)所作不及伽陵、竹垞之半，才力亦相去远甚。而汔今谈艺家与朱、陈并称，繇其独契性灵，冥臻上乘，亦非二家所能及也。”(41)所以，尽管他自己说是“别择尚疏”，所拈出的若干纳兰词佳句，实际上还是颇有艺术眼光的。
当阳羡、浙西两派渐次主盟清初词坛时，有一些词人不为所囿，所作表现出独特的个性风貌，纳兰是其中一个典型。他的悼亡词哀感顽艳，以真字为骨，能道得人们心中有、笔下无的感情。纳兰写友情之作也是情辞兼备。壮丽凄婉并重的边塞行吟，是纳兰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些作品以词为载体对历史的思考，增强了其厚重性，是对词体所做出的“重大贡献”(42)。当时独立于风气之外的“京华三绝”，在浙西词派尚未笼及全局的时段内，以自抒情怀，不主一格的面貌，联袂构筑起一道亮丽的词坛景观。只可惜，这个被严迪昌称为词中“性灵派”的群体(43)，没过多久，便由于纳兰的过早离世而“风流云散”(44)了。从这个角度看，四库馆臣追认“京华三绝”也算是用心良苦，只可惜重心没有放在纳兰词上而已。早先，在佳作林立的唐人七绝中，惟独张继的《枫桥夜泊》流传日本，妇孺习诵，俞陛云曾对此深有感触地说：“诗之传与不传，亦有幸有不幸耶。”(45)正可移评纳兰。当然，综合各种情况判断，这一派即使能够独立生存下来，其最终的命运恐怕也不会比阳羡词派好到哪里去。
韦勒克说过：“在文学史上根本没有完全客观的‘事实’材料，在材料的选择中便包含了价值判断。”(46)纳兰词集在不同时期的版本共有38种，其中，乾隆朝未见刊行，嘉庆朝只有袁枚之子袁通选刻的《饮水词钞》二卷本。(47)从一个侧面表明，乾嘉时代是纳兰词传播接受史上的低谷。纳兰的光芒经由康熙时期的辉煌灿烂急剧黯淡下来，显然是与浙派词学观念在当时词坛的定于一尊分不开的，当师法南宋成为词坛主流导向，自然会造成唐五代北宋一路词人的“失语”。
不过，随着诗坛“性灵派”的崛起与渗透等，嘉庆词人的词学倾向开始渐渐发生变化，论词力主自然纯真，所复之古有颠倒浙派之意，唐五代北宋词因而得到重新评价，以唐五代北宋词为创作旨归的纳兰词的复出就是一个重要信号。于是，自道光十二年(1832)汪元治刊行纳兰词以降，各种版本层出不穷，其中，嘉庆二十四年(1819)汪世泰辑《八家词钞》就已收入的袁通选刻本也被不断重刊，纳兰词的传播接受史进程重新进入“高峰状态”。如果考虑到这一总体进程中的两个关键时间点位，即杨芳灿作序的袁通本《饮水词钞》刊行的嘉庆二年(1797)，正是张惠言编定《词选》并将温庭筠推向词史“最高”(48)位置之时;纳兰词“复显于是”(49)的道光十二年，也正是常州词派已经取代浙派词坛主流地位之时(50)，我们就能够发现，纳兰词之所以风靡后世，长盛不衰，实际上主要是词坛风会发生作用乃至强势导引的结果。其中，嘉庆词坛非主流词人的努力倡导不容忽视。(51)及至当下，纳兰词的大热，从理论上讲，也还是因为统制词界词学思想的仍然是常州派的核心观念。
余论
新世纪的纳兰狂热，尽管谈不上“现象”级的表现，严格说来也只能算是纳兰词的热，也还是有一些新的特点。表现比较突出的是，读者的低龄化趋势和去专业化倾向。后者，即借纳兰说事，或者借纳兰之酒杯，浇一己胸中块垒。由此，需要引起思考的倒是，如果说唐宋词的经典化已经基本上由清人完成了，今人只是坐享其成的话，那么，“纳兰热”至少表明，清词的经典化也已迫在眉睫。将被“新文化运动”打断的清词经典化进程，以某种恰当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是当今学界，尤其是词学界同仁的共同责任。“纳兰热”也正是可以借助的推力之一，藉此，就有可能逐步全面固定并落实“清词中兴”的卓越成果。
当然，如何有效地达成这种转换，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在通俗性与学术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太过媚俗，以牺牲学术的引领价值为代价;或者揠苗助长，无视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兴趣，都会断送业已形成的良好势头。比较稳妥可行的做法是，在提倡精读精解作品的基础上，引导读者就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进行思考，反过来不断增强其自觉回到文本中去探求答案的意识和能力，就有可能逐步开创通俗性与学术性双赢的局面。本文尝试讨论纳兰词不入四库的问题，在一个方面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纳兰的经历也是促成“纳兰热”的一个要素。不过，就清词而言，如果从阐释学的角度讲，后来的读者所接受的往往是之前的接受者重新构筑的词学视界，换句话说，清词的经典化主要是由读者中的部分批评者建构的。基于种种非文学因素积淀而形成的读者尊崇，与相关作家文学史真实地位的判断之间，往往也存在隔膜。在很大意义上，文学批评史其实也是一部“层累”的历史，自后而前，总是免不了出现不同信息的层层附着、累积，形成表象与真实之间的种种隔膜。从这个角度来看，通常所说的经典化进程，其实也包括了泯除或者解构类似的隔膜的环节，只是最终的结果往往使得研究者忽视了对这一环节的考察，也即没有做到“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52)。不仅如此，如果从更广大的范围着眼，检讨和反思类似的文学批评史现象，还可以为审视与探寻文学批评发展史提供有益的认知角度。这样一来，个案性质的词史与词学批评史现象，如“纳兰热”及其相关问题的讨论，至少能够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纳兰词的接受史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的是清词经典化的非典型路径，所以，应该尽量避免在纳兰词的接受过程中继续附着错误信息——也就相应地具备了某种认知意义上的普遍性。
注释：
①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卷二引，载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567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谭献：《箧中词》今集卷五，载沈辰垣等《御选历代诗余》，第5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③《箧中词》今集卷一引周之琦语，载《御选历代诗余》，第539页。案：其实，谭献自己认为：“重光后身惟卧子(即陈子龙)足以当之”，语载其《复堂日记》，第5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④转引自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第43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⑤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第13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⑥借用黄丕烈《题影钞金椠蔡松年词残本后》其八中语，载施蛰存《词籍序跋萃编》，第4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⑦葛恒刚：《从曹贞吉怀古词的主题取向看四库馆臣的选词标准》，《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2期。
⑧程千帆：《全清词·顺康卷》，第6490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⑨严迪昌：《清词史》，第27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⑩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三，载《词话丛编》，第3828页。
(11)胡晓蓓：《曹贞吉及其〈珂雪词〉研究》，南京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12)《全清词·顺康卷》，第6493页。
(13)《箧中词》今集卷一，第537页。
(14)曹贞吉：《珂雪词·珂雪词话》，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四○，第418页，齐鲁书社1997年版。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6)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1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820页，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18)《四库全书总目》，第1808页。
(19)同上，第1816～1817页。
(20)主导意谓继承与发展并行不悖，可详参李剑亮《试论〈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成就》，《文学遗产》2001年第5期;夏志颖：《乾嘉之际对清初词学建构的反思——以〈四库全书总目·词曲类〉为中心》，《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21)曹贞吉：《珂雪词·珂雪词评》，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二四○，第416页。
(22)陈乃乾：《清名家词·附录》，上海书店1982年版。
(23)《四库全书总目》，第1823页。
(24)纳兰性德：《通志堂集》，第533～5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5)朱彝尊：《曝书亭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本。
(26)顾贞观：《与栩园论词书》，载赵秀亭、冯统一《饮水词笺校·附录》(修订本)，第509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27)纳兰《渌水亭杂识》卷四有云：“诗乃心声，性情中事也……。昌黎逞才，子瞻逞学，便与性情隔绝。”载《通志堂集》，第69页。另，杜诏《弹指词序》推崇顾贞观词“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载张秉戍：《弹指词笺注·附录》，第54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28)康熙三十年(1691)，《今词初集》再次刊刻，已于康熙十七年(1678)版行的《词综》也在这一年增订刊行，也许只是巧合。
(29)严绳孙：《词律序》，载《词籍序跋萃编》，第883页。
(30)《四库全书总目》，第1523页。
(31)朱彝尊：《紫云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
(32)参拙文《专集登录与乾隆词学的再检讨——以〈四库全书〉收宋后词别集三种为中心》，载《人文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案：《四库全书》所收孙默编《十五家词》中仅收陈维崧《乌丝词》四卷。又，十五家包括吴伟业、梁清标、宋琬、曹尔堪、王士禄、尤侗、陈世祥、黄永、陆求可、邹祗谟、彭孙遹、王士禛、董以宁、陈维崧、董俞。四库馆臣认为：“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于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四库全书总目》，第1826页)留松阁原刊本《国朝名家诗余》诸序皆云十六家词，然实有十七家，多出来的是程康庄。《四库全书》收入《国朝名家诗余》，不知何故删去程康庄，又以龚鼎孳为贰臣，删掉了他的《香严斋词》，所以题作《十五家词》。
(33)《词籍序跋萃编》，第610页。
(34)《四库全书总目》，第1771页。
(35)如纳兰《金缕曲·赠梁汾》(德也狂生耳)中“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以及《金缕曲·简梁汾》(洒尽无端泪)中“仕宦何妨如断梗，只那将、声影供群吠”等语即是。分见《饮水词笺校》第135、142页。
(36)《四库全书总目》，第40页。
(37)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第27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38)杨芳灿：《纳兰词序》，载张草纫《纳兰词笺注·附录》，第4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9)王国维：《人间词话》，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案：其中所谓“自然”，罗钢《一个词的战争——重读王国维诗学中的“自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中的观点很有启发性。
(40)张德瀛：《词徵》卷六，载《词话丛编》，第4184页。
(41)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分见第1230、1231页，上海书店2000年版。
(42)张宏生：《论清初边塞词》，《清代文学研究集刊》第二辑。
(43)曹贞吉是否一定不属于此派，还可以再讨论。
(44)顾贞观：《与栩园论词书》，载《饮水词笺校·附录》，第509页。
(45)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第82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46)[美]韦勒克著、王梦鸥、许国衡译《文学论》，第62页，台湾志文出版社1976年版。
(47)此据吴熊和、严迪昌、林玫仪编《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统计，“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版。
(48)张惠言：《词选序》，载《词籍序跋萃编》，第796页。
(49)赵函序汪元治刻本《纳兰词》引彭桐桥语，载张草纫《纳兰词笺注·附录》，第420页。
(50)标志性的词史事件是道光十年，张琦重刊《词选》;道光十二年前后，周济的《词辨》、《宋四家词选》刊刻。
(51)详参夏志颖《乾嘉词坛专题研究》，南京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
(52)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