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明诗话/文献整理/明代诗学研究
作者简介：陈广宏，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侯荣川，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作为一代诗学文献的丛编集成，明诗话的汇辑、整理至少要迟于清诗话。我们知道，其实在明代中期就已发展出专门集刊独立成书之诗话著作以存原貌的“诗话丛书”形式，如杨成于成化间所编《诗话》，是十种宋人诗话的汇辑(若推及诗法著作的汇编，则时代更早);其后如清何文焕《历代诗话》，民国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是此类“诗话丛书”中收辑种类较多、具有一定代表性、编纂态度尚属严谨的有影响之作，①至今仍为研究者所利用。当然，日本明治时期近藤元粹汇纂的《萤雪轩丛书》，收录历代诗话59种，亦在中国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②。然客观地说，这样的丛书毕竟只是一种选辑。相比之下，现代学者郭绍虞先生在宋诗话与清诗话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才真正称得上于断代诗学文献的全面搜辑、整理有开创之功。在宋诗话方面，因时代较早，亡佚严重，本身数量亦相对有限，所存则颇有前人编纂的基础，据郭先生《宋诗话考》，现尚流传者有42种;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成之者46种;有其名而无其书，或知其目而佚其文，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辑者51种;再加上其中附及的数种，总数约在140种。基于这种情况，主要着力开展的是辑佚方面的工作，郭先生《宋诗话辑佚》因此辑出36种宋人诗话著作共1450余条(罗根泽先生《两宋诗话辑校叙录》亦辑出已佚诗话21种③)，其搜辑之富，考核之精，为学界树立了典范，况又有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自觉;后来的学者也不断有纠补其错讹遗漏者，令该项工作更趋完备④。吴文治先生主编《宋诗话全编》，通过辑录别集、随笔、类书、史书等史料，增广编列562家，其中收录原已成书的诗话170余种，然就辑录已佚诗话部分，则基本依据郭著。在清诗话方面，郭先生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为丁福保《清诗话》所作“前言”中，于丁氏所录43种著述，从学术的角度撰写了提要，试图弥补其版本选择等方面的疏失;且于80年代初出版《清诗话续编》，增录重要或流传绝少者34种，在“平生搜集清人诗话不遗余力”的基础上，作出了清诗话总数“约有三四百种”的估计。⑤这一估计在吴宏一先生1973年于台湾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诗学研究”中可以得到印证，其附录《清代诗话知见录》所录为346种。90年代中期以来，对于清诗话或清代诗学文献的辑录不断有新的推进，如蔡镇楚《清代诗话考略》(载《石竹山房诗话论稿》)(1995)、张寅彭《清代诗学书目辑考》(1995)、蒋寅《清代诗学著作简目》(1995)，著录该领域著作皆在七百种以上;而至吴宏一《清代诗话知见录》(2002)、《清代诗话考述》(2007)，张寅彭《新订清人诗学书目》(2003)，蒋寅《清诗话考》(2007)等，所录又增至近千种至千数百种不等。当然，这当中还是有各人对诗话标准、范围的不同理解，然鉴于清代诗学文献的数量巨大、情况复杂，先在目录学上予以考察、厘清，尤有必要。据悉，由张寅彭教授主编的《清诗话三编》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前贤二编之外，收录清人诗话著作120余种。
与宋诗话、清诗话相比，现存明诗话著作的数量居中，然从其对宋人诗话有较大发展来看，复杂的局面已然呈现;而前人汇辑、整理明诗话的基础又较为薄弱，如孙小力教授已指出：“只有何文焕《历代诗话》选录四种，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选录九种，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选录十一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整理本，总共不过二十几种，远远不能反映明代诗话的全貌。”⑥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先后有周维德、吴文治先生纂辑《全明诗话》、《明诗话全编》并出版，实为有明一代诗话的汇纂、整理提供了一个很高的标杆。两部全编著作的编纂体例不同，周著以书立目，专收独立成书的诗话著作，出版时计91种，原稿实有123种;吴著则以人立目，在收录独立成书的诗话著作外，尚辑录诗文别集、随笔、史书、类书等诸书中论诗之语，题作“某某诗话”，计722家，其中独立成书的诗话，据其《前言》所述，有120余种，而我们统计得出118种，那是因为其中有的诗话在吴著中被作为两种看待，如田艺蘅《诗谈初编》、《诗谈二编》，为方便比较，我们仅视作一种。经初步比对，吴、周两著同收的独立成书之诗话有75种，其中黄子肃《诗法》、赵与虤《娱书堂诗话》当属未考明作者情况而误收。吴著独有的，计43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曹安《谰言长语》、王嗣奭《杜臆》、俞宪《山樵暇语》、叶廷秀《续诗谭》、胡应麟《艺林学山》、黄省曾《名家诗法》、王昌会《诗话类编》等。但也有误收者，如《风骚要式》、《诗要格律》，宋人书目已经著录;又如张次仲《澜堂夕话》，论诗仅数条，可视为文话。周著独有者16种，其中较为重要的如王槚《诗法指南》、冒愈昌《诗学杂言》、朱奠培《松石轩诗评》、田艺蘅《阳关三叠图谱》、汪彪《全相万家诗法》等，有不少珍稀版本。⑦当然，这两种体例皆可在前代的诗话编纂中找到依据，然依我们一孔之见，在目前的基础与条件下，似应以先集中精力汇集、整理独立成书的明人诗话著作为急务。在这方面，无论如周著，在郭先生的直接影响下，以一人之力，积十数年之功，专力于单独成书的明诗话搜辑、汇纂，还是如吴著，集众人之力，得以有较广的搜求渠道与来源，其实皆主要受当时检索、搜辑资料总体环境与条件不便的局限，而仍未能辑全。⑧
当今我们获取与使用资料的条件已远非昔日可比，如四库系列以及笔记、方志、目录等专题大型丛书的影印或整理出版，电子数据库的开发以及多种检索手段日益发挥作用，国际学术交流的愈加频密，这些都为穷尽性搜辑、整理某一专题或一代文献提供了便捷、开放的门径。而或许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人们对近现代以来学术史的回顾与反省，有关史料之于学问的重要性，尤其是新材料、新方法的发现与拓展对于推进学术发展的重要性，这样的观念已重新获得确立。就有关诗学文献而言，多年来学界在不同程度上皆已将关注的视野扩展至域外汉籍的整理与研究。面对这样的形势，一方面我们固然应该不断开辟学术的新疆界，就获取的新材料治新学问，但在另一方面，是否也应该在这样一种新视野下，对已经整理的某一专题或一代文献本身，包括其排比、考订、编纂的方法进行重新检视，看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无可能于原先在各种条件限制下取得的重大成果再有所推进。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尝试对已有明诗话汇纂、整理的情况作一粗浅的检讨，特别是对在整理、研究单独成书的明诗话上具有代表性成就的《全明诗话》作重点考察，将遇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希望能引起同好的关注，大家群策群力，共同将这一事业引向深入。
(一)
单独成书的明人诗话究竟有多少种?这恐怕是力图穷尽性汇纂、整理一代诗学文献首先要碰到的问题，也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这方面的目录整理研究其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较早时期台湾学者宋隆发在《书目季刊》第十六卷第三、第四期上发表的《中国历代诗话总目汇编》，收录明诗话90种⑨;蔡镇楚《石竹山房诗话论稿》中《明代诗话考略》收录170部;台湾学者连文萍在吴宏一教授的指导下，于1998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明代诗话考述》，对明诗话作了全面而深细的考察，包括对上述宋、蔡两种目录有所辨正，获得的结论是现存者144种、已佚者137种、由后人纂辑者37种。《明诗话全编》与《全明诗话》收录的情况已如前述，朱易安《明代的诗学文献》著录的是136种⑩，孙小力《明代诗学书目汇考》为163种(11)，而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增订版附录“历代诗话书目”，著录明代诗话177种。(12)
这里面涉及的关键有二：一是如何把握搜辑的范围;二是如何明确对诗话标准的认识。两者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关联。就前者来说，研究者一般皆从明清以来各公、私藏书目、相关方志著录以及各种丛书的调查、搜辑出发，然这是相当浩繁的工程，内中情形又相当复杂，尤其是方志著录，要想穷尽，殊为不易。我们一方面还是要就上述调查、搜辑范围对已有的明诗话或诗学文献编目重新作细致的校核，看有无遗漏或误收，尤其是鉴于诗话特殊的性质，应在明代以来各种藏书目多有新创部类的情形下，特别注意在“文史”或“诗文评”类之外的“子部”、“史部”或“史杂”、“子杂”、“杂家”等相应类目及“类书”或“类编”中搜剔，而在“文史”或“诗文评”类中，则须注意诗话与文话著作往往在“诗评”、“诗法”与“文评”、“文式”等类中互有错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学者们在研究实践中其实多少已有关注，且经过这么多年持续的探查、积累，可拓展的空间或已不大。所以，更进一步的工作，恐怕还要将独立成书的范围拓展至那些单独成卷的明诗话，而由于单独成卷的诗话著述除非经后人纂辑，一般并不在书目中显示，有些著作的性质亦须验证其具体内容而定，这就需要开展实际翻检所存明代文献的普查。
这样的工作量自然十分浩大，我们目前只是有针对性地做了一些试验，其中同样要特别注意子部乃至史部文献。如徐《笔精》，《四库全书》收于子部，然其八卷中，卷二诗原、诗话、诗订、诗砭，卷三诗评一(魏、唐)、诗评二(宋)、诗评三(元)，卷四诗评四(明)，卷五诗评五(方外、宫闺、妓女、外夷、诗搜遗)，卷六诗话、词品、文订、字正解、事物解，主要部分均属诗话。(13)至于徐《榕阴新检》，《续修四库全书》收于史部，其中亦有《诗话》一卷。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者，如陈全之《蓬窗日录·诗谈》二卷，李春熙《道听录》四卷，方弘静《千一录·诗释》四卷，郎瑛《七修类稿·诗文类》十一卷、《续稿·诗文类》一卷，王同轨《耳谈类增·诗芹》一卷。收入《四库存目丛书》子部者，如陈师《禅寄笔谈·诗谈》一卷等。又如刘仲达《刘氏鸿书》卷七十一“诗话”、卷七十二“士诗”、卷七十三“女诗”，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二除数条外均为诗话。此外，就集部而言，在人们普遍注重的“诗文评”、“总集”类外，要特别注意别集类文献。一些作者会将诗话附录于卷尾或置于其中的某些卷次，如陈霆《渚山堂诗话》三卷，《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有著录，然现今各图书馆均无此书收藏，属于已经亡佚的诗话。但我们在正德刊十九卷本《水南稿》中，却发现其卷十八、十九即是诗话;在杨春先《诗话随抄八卷附集一卷》中又有17则“水南诗话”，基本上可恢复《渚山堂诗话》的原貌。又如《胡维霖集·墨池浪语》收《诗谱》一卷、《诗评》二卷，骆问礼《续羊枣集》卷二除后面数条论文外均是诗话。根据初步所做的上述检核、搜剔工作，目前已可在前人的基础上增补40余种，则所得明诗话增至200余种，然我们深知，这样的搜辑仍未完备。
鉴于当今搜辑海外所藏汉籍的条件相对成熟，尽力搜讨存于海外的明诗话孤本、善本，是进一步扩充该领域文本的一大资源。不少学者其实已陆续在开展此方面的工作，如王水照先生所编《历代文话》，收曾鼎《文式》一种之日本内阁文库藏旧抄本，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收日本内阁文库藏雷燮《南谷诗话》、谢肇淛《小草斋诗话》等;又如题朱之蕃评《诗法要标》三卷，今藏韩国，赵钟业教授已录入《韩国诗话丛编》第十二卷，蔡镇楚教授《中国诗话珍本丛书》据之影印。此外还有今藏日本内阁文库的吴默编《翰林诗法》、藏韩国中央图书馆及延世大学的郑瑄《昨非庵诗话》等，国内均无藏本。不过，真要开展全面的搜辑，仅普查一项，工程已巨，故尚任重而道远。
在另一方面，有关佚目的搜辑，也要利用现在已有的条件，尽可能予以补充并检核。连文萍博士在佚目的搜辑方面做了辛苦而繁难的工作，翻检了大量明清公私书目及方志，获得130余种已佚或疑佚的明代诗话。但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诗林辩体》条云：“不著卷数，作者不详，疑佚。是书见《晁氏宝文堂书目》上卷‘诗词类’著录，仅存书名。”(14)实际上此书又见录于《国史经籍志》卷五、《千顷堂书目》卷三一、《百川书志》卷十九、万斯同《明史》(清抄本)卷一三七等，其作者为潘援(《千顷堂书目》误为“潘授”)，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八二有传。而且此书实未亡佚，检《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此书有明刻本十六卷，藏安徽省图书馆，存八卷(又查得首都图书馆藏此书正德七年刻本，存七卷)。另外，一些目录或方志虽经查检，然尚有遗漏。如(光绪)《江西通志》卷一百十二所著录王经《唐诗评》、晏若川《佚老亭诗话》等，连目已收入，而同卷杨廉《风雅源流》、廖道稷《诗话》八卷、周鼐《古乐府后语》等则未收入。在其他书志文献中，我们又补充了能断定为明代诗话的佚目30余种。
有关“诗话”标准，研究者已有比较多的探讨、界定，虽有不同意见，但我们认为，基本上还是能达成共识的。鉴于南宋以来，尤其是有明一代，“诗话”的性质、定义皆有了很大的发展，回到狭义的“诗话”已没有多大意义。人们常常引述的南宋初许在《彦周诗话》小序所说的“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记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15)，是当时理解的诗话内涵，虽可以看作对欧阳修等“集以资闲谈”的具体化落实，却亦意味着为诗话范畴的进一步拓展预备了空间。由蔡絛的《西清诗话》与《诗评》当为两书(16)，或许仍反映出北宋宣和间人对“诗话”的特定认识，然从另一面来看，司马光《续诗话》31则中有20余则为当朝及唐代诗人品第，当然合乎“辨句法，备古今”之例，却多少也预示了其后的诗话由“记事”向“论评”发展的必然趋向。随着人们将“诗话”的源头不断上溯，也就意味着其外延的不断扩大。我们从当在北宋后期成书、宋代最早的汇辑诗话《唐宋名贤诗话》中，可以看到引唐人笔记如《唐摭言》、《本事诗》等十余种(17)，据此可知其并不局限于欧阳修以来创立“诗话”名目者。如果说，这仅仅是小说家“记事”一类的上溯、扩展，那么，南宋初任舟辑《古今类总诗话》，前三卷日诗体、诗论、诗评，应该已体现出诗话格局的变化，郭先生以为“开《诗人玉屑》之先声者”。(18)与《诗话总龟》、《苕溪渔隐丛话》相比较，《诗人玉屑》明显由“稗官野史之类”的记事为主向论诗、品评为主转变，其构架又受到严羽诗论很大的影响，卷一列“诗辨”、“诗法”，卷二列“诗评”、“诗体”，卷十一列“考证”等，当取自严羽五篇诗论的题名，并将其所论悉数收入而重加编次，可见严羽诗论在所有被“博观约取”的诗话、评论中的地位与分量，尤其是前两卷显然具有总纲性质，亦可见严羽诗论方式产生的背景;而至明中期严羽诗论被正式冠以“诗话”之名刊行，至少反映了明人有所发展的“诗话”观念原有所本。从郑樵《通志·艺文略》于“文类”中的“文史”外又专门析出“诗评”，计收44部与论诗相关的著作，主要是唐人诗格、诗式、诗例、诗句图之类，也有9种宋人诗话，则可看到在“诗评”的大类下，唐人诗格、诗式一类的著作与宋人诗话之间似乎已具有某种关联。后来胡应麟将李嗣真《诗品》、王昌龄《诗格》、皎然《诗式》、《诗评》等二十种唐人诗格、诗式著作视作“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并谓“近人见宋世诗评最盛，以为唐无诗话者，非也”(19)，显然亦非无稽之谈。如此，自明初以来，承元人好习诗法、诗格之风气，诗法汇编著作往往与诗话汇编著作并兴甚或相混，亦好理解;而如赵琦美《脉望馆书目》所立“诗话”目收录《诗学权舆》、《名家诗法》、《诗法》等，董其昌《玄赏斋书目》所立“诗话”目收录《冰川诗式》等，皆是明人有所拓展的诗话观念之体现。至于明宗室朱奠培于正统间撰《松石轩诗评》，开始令明初以来承袭北宋诗话“集以资闲谈”(如瞿佑《归田诗话》)，或承袭元人风习纂辑诗法、诗格著作的格局有所改变，也是因为他将诗评的典范上溯至钟嵘《诗品》，如其于成化十年(1474)撰《诗评后叙》所言：“诗之有评也，钟嵘三品之前，盖未之闻焉。后之评诗，可嗣其美者，张芸叟而已。”(20)而如上举《脉望馆书目》、《玄赏斋书目》等所立“诗话”目，皆收录《松石轩诗评》。这种对于钟嵘《诗品》的标举，以及越来越多的明人对严羽诗论的推许(21)，在后来又构成复古派日益强调论诗理论性与体系化的一种谱系，如屠本畯编《诗言五至》十卷，即收钟嵘《诗品》、严羽《沧浪诗话》、徐祯卿《谈艺录》、皇甫访《解颐新语》、王世贞《艺苑卮言》五种;王世懋为胡应麟作《诗测序》，亦谓“自钟嵘《诗品》以来，谭艺者亡虑数百十家，前则严沧浪、徐迪功二录，近则余兄《艺苑卮言》最称笃论”，而若论“集诸家之长，穷众体之变”，还数胡应麟此著。(22)因此，近代以来，学者往往将诗话的概念实际拓展至目录学“诗文评”类目中的论诗部分，(23)应该说还是可以找到明清以来诗话观念发展的脉络并作为依据的，核之《四库全书》“诗文评”小序概括的五种体例：溯源流、评工拙，置品第、溯师承，备陈法律，旁采故实，体兼说部，于诗话而言，似皆有迹可寻。所须谨慎的，倒是属于经部的《诗经》学论著，以及集部“楚辞”类、“总集”类等诗学著作，因为这些类目部次已久，自成传统，各有相当可观的数量，牵一发而动全身，除非历代目录相沿冠以诗话之名或列入诗文评者，否则还是另作独立研究为宜。之所以仍要探讨对诗话标准的理解，是因为它实际构成在明清以来各公、私藏书目、相关方志著录及各种丛书等范围内检核、搜剔明诗话的操作原则。
(二)
在文献整理过程中，首要的一个环节是版本选择。为使该文献的原貌得以呈现，要尽量使用刊刻时代较早的足本、精校精刊本，以及今人花费很大心血的高品质整理本，这作为常识人们都了解。只是在大型文献的编纂中，这样的要求不易做到，更何况迫于当时搜求资料的困难条件，如《全明诗话》的汇纂、整理，比较多的还是依据各种汇编的杂纂类丛书，以及类编中“诗文评”类的丛书等所收明诗话着手进行的。其便利之处，在于可利用《中国丛书综录》集中查检，且因丛书编纂在清中叶后始盛，本子相对易得;然由于丛书规模一般都比较大，编刊质量颇有参差，用途亦各不相同，存在的问题不少。试举数例：
《兰庄诗话》一卷。《全明诗话》提要：“闵文振撰。文振字道充，浮梁(今江西景德镇)人。生平未详。有弘治九年(一四九六)序刊本、明抄本、《说郛》本。”按，周著仅收4则，系据《说郛》本。而国图所藏明钞本，计46则，前有小序。当以明钞本为底本。(24)
《诗文浪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林希恩撰。希恩字懋勋，号龙江，莆中(今福建莆田)人。生平未详。有《说郛》本、《古今图书集成》本。”按，此处撰者当即林兆恩，以下再辨。周著据《说郛续》本所收计13则(其中第1则，《林子全集》作两则)，而《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91册《林子全集》(崇祯刻本)所收《诗文浪谈》，计27则。则显然前者不宜作底本。(25)
游潜《梦蕉诗话》一卷。《全明诗话》提要著录：“有《梦蕉三种》本、《学海类编》本。”按，《梦蕉三种》为游氏《梦蕉存稿》、《梦蕉诗话》、《博物志补》之合刊，有嘉靖戊申(1548)丰域游氏家刻万历及清康熙间递修本，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藏，其中《梦蕉诗话》为两卷，《千顷堂书目》“文史类”亦著录为两卷。而《学海类编》本所收为一卷，知周著实据《学海类编》本。《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416册所收《梦蕉三种》，即明刻清康熙递修本，将其中《梦蕉诗话》与周著所据《学海类编》本比勘，后者仅收上卷65则，而前者两卷合计有143则。当以《梦蕉三种》本为底本。
田艺蘅《香宇诗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著录：“有《说郛》本。”按，该著明清各公、私藏书目皆未见著录，周著所据《说郛续》本，实摘自田氏《留青日札》之《诗谈》，计34则。然据《澹生堂书目》“诗评”类著录，为“《日札诗谈》二卷”，当即其《留青日札》卷五、卷六之《诗谈初编》、《诗谈二编》。《留青日札》三十九卷，有隆庆六年(1572)钱塘田氏刻本(台湾“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等藏)，《四库存目丛书》子部第105册所收系浙江省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七年(1609)徐懋升重刻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明清笔记丛书”《留青日札》，亦系以谢国桢家藏万历己酉(1609)重刻本为底本，与万历甲申(1584)刻本对校并整理、标点，其中《诗谈初编》计63则，《诗谈二编》计78则。虽说如四库馆臣指出，此两卷与其他几种著述“皆以所著别行之书编入，以足卷帙”(26)，孙小力《明代诗学书目汇考》注意到“《留青日札》卷首总目于《诗谈初编》之下，有小字注曰‘自为十卷’，疑其《诗谈》原为十卷”。然毕竟较《说郛续》本所摘录者为全备，次序亦不同，不如全收此两卷，题作《日札诗谈》。
相比较之下，《明诗话全编》因为要从作者个人相关著述中辑录其诗话，所本便不至于局限在通行诗话丛编本。如《游潜诗话》，即据《梦蕉三种》本录其《梦蕉诗话》两卷，又从《梦蕉存稿》中辑出2则;《田艺蘅诗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瓜蒂庵藏《留青日札》收卷五《诗谈初编》、卷六《诗谈二编》，另从他卷辑录22则。不过，若该作者未见有其他著述留存，则很可能仍取通行诗话丛编本。如《闵文振诗话》，还是据《说郛》本，仅4则。
又，即便是利用如《历代诗话》、《历代诗话续编》这样在诗话丛书中算是比较好的著作，如郭绍虞先生指出的，也还是有版本问题，(27)须慎重择用。此外，尚有更为复杂的情况。试看如下两例：
杨慎《升庵诗话》十四卷。《全明诗话》提要仅著录《历代诗话续编》本，知用此本。据丁福保《重编升庵诗话弁言》：“《升庵诗话》，自明以来无善本。有刻入升庵文集者，凡八卷(自五十四卷至六十一卷);有刻入升庵外集者，凡十二卷(自六十七卷至七十八卷);有刻入《丹铅总录》者，凡四卷(自十八卷至二十一卷);《函海》又载其十二卷及补遗三卷。此详彼略，此有彼无，前后异次，卷帙异数。”有鉴于此，“爰搜集各本，详加校订，讹者正之，复者删之，缺者补之。至其伪撰之句，则原之以存其真，据其题中第一字之笔画数，改编一十四卷，自谓较各本为善矣。”经过丁氏的重新编订，终于归并成一个完足之本，他也因此颇为自信：“割裂古人书，世所诟病，若《升庵诗话》之散如盘沙，不割裂无以得善本……”(28)然缺陷亦很明显，丁氏以条目首字笔画次序重新排列，彻底打乱了杨氏原有次序，诸本原貌既不得保存，于杨氏诗学文献之编例及诗学思想之沿革变化过程亦不复显现。又，《历代诗话续编》本既已据《函海》编录杨慎《升庵诗话》的《补遗》三卷，而《全明诗话》于丁氏此重编《升庵诗话》外，另再收入《诗话补遗》，实为重复。
俞弁《逸老堂诗话》两卷。《全明诗话》提要亦仅著录《历代诗话续编》本，知用此本。《明诗话全编》同。然此书有乾隆四十二年(1777)卢文招抄本，国图藏，末附黄丕烈、卢文弨、缪朝荃、赵诒琛、丁福保诸人跋，述传抄经过，至丁福保跋，撰者始得确考，应即丁氏所据之本。然未知何故，此钞本末条记“近吴中有乡宦，于国赋每后期不纳，致里催，岁受其累。太学吴拱云岫作《冤苦吟》以告，云……乡宦得诗大惭，不日完纳。其诗亦备尽催情苦，故全录以为士大夫劝”，丁氏却并未录入，因而有缺。
《全明诗话》的编者其实已经非常注意孤本、善本的搜求，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其辛苦和无奈，正如孙小力教授在所撰书评中描述的，非如今日所能想象。故即使是找到比丛书本更好的本子，或许仍会有不同程度的局限。如：
朱奠培《松石轩诗评》一卷。《全明诗话》提要著录：“有成化甲午刻本，首有观诗录序和叙，俱残缺，末有后序。”该著为明前期诗话中比较重要的一种，众多书目皆有著录，亦屡被此后诗话著作所称引，然诸丛书多未收，周著据成化本录入，实为其重要的贡献。据连文萍博士所述，周先生当年靠手抄录其全帙(29)，尤为不易。惜其所据之本，卷首《观诗录序》和《叙》俱残缺。此本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一藏天一阁。后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据北大藏本整理出版，两文均不缺，知周著所据当是天一阁藏本。
姜南《蓉塘诗话》二十卷。《澹生堂藏书目》“诗话”类、《玄赏斋书目》“诗话”类、《千顷堂书目》“文史”类等著录该书皆为二十卷，故《全明诗话》提要亦照录，并著录“有嘉靖洪楩刻本”，然实际所据，是其亦予著录的明抄本六卷、《说郛》本一卷：“今据明抄本，附以《说郛》本，成七卷。”洪楩刻本，系嘉靖二十六年(1547)刻本，国图等藏，为二十卷本。该著另有嘉靖二十二年(1543)张国镇刻本，天一阁藏，收入《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95、1696册;又有旧抄本二十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两本比勘，其中差异较大，除卷十、十六、十七相同外，其他各卷抄本较嘉靖本多出110条，当属不同的版本系统，显示即便是足本，情况亦比较复杂。据其二十卷本各卷列目，实为诸种杂著之汇编(30)，如傅增湘《蓉塘诗话跋》已指出：“此书虽名诗话，……实说部也。卷为一书，凡二十种。”“各编中诗话居十之四，述事论人者十之四，考古者十之二……”(31)即便如此，恐亦当录其二十卷全帙。
其次一个环节便是校勘。众所周知，古籍在刊刻、传抄中，常常会出现讹误、脱衍及擅改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尽可能广收异本，加以比勘校正，或能得到较为接近书籍原貌甚或作者原意的文本。这样，校记就显得非常重要。周维德先生纂辑《全明诗话》，在当时查询、搜求资料诸多条件皆不便利的情况下，不仅觅得不少善本、孤本，且做了数十万字的集校校记，结果与被删却的32种明诗话一样出于出版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入编，实在是太大的憾事。如今我们的资料条件与出版条件虽仍有不如人意处，然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应该可以不再受这样的局限，理应做得更好些。以下两例可说明校勘的重要性：
李东阳《麓堂诗话》一卷，《全明诗话》用《历代诗话续编》本。而丁福保所据，乃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已属不错的本子。当然，该诗话今天已有李庆立教授的整理研究力作《怀麓堂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以周、李两本相较，其中不止有字句的差异，尤其是某些条目反映出诗话在清代所遭篡改的情形。如周本：“本朝定都北方，乃为一统之盛，历百有余年之久。”(32)此条李本作：“本朝定都北方，乃六代、五季所不能有;而又移风易俗，为一统之盛，历百有余年之久。”又校记云：“知不足本作乃□□□□所不能有，而又用□□□为一统之盛”。(33)马云骎《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指出：“四库本前阙四字作‘六代五季’，后‘用□□□’竟改为‘移风易俗’，而诗话本与岳麓本则全删两句，以首尾径接。实则前四字固不能臆必，后三字当为‘夏变夷’无疑。”(34)
谢肇淛《小草斋诗话》五卷，《全明诗话》于内篇、外篇三卷用读耕斋刻本，杂篇两卷则据清抄本补入。按，此书又有清刻本、明刻本及日本抄本等，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即据明刊及日本钞本五卷本。将两书比勘，除周本较张本多卷首林炜序外，字句不同者复有十四条，互有优劣。如周本“元何正初荐”条，张本作“何世”，检《全浙诗话》有“何正”条(卷二十五)，则周本是。又如，周本“余季孟安阳人”条，张本作“金李孟”。按，李贤《明一统志》卷二十八李志方传：“李志方，初名益，安阳人，金宣宗时补为户部令史。”据此，则当为“金李益”。
像诗话这样的文献，一些有声望的作者在创作、编纂过程中，往往会随作随刊，多次刊布的文本有增删，有重复，有异文，而在流传过程中，同时代或后人的纂辑，也往往会有删并、改易乃至增衍，在这种情形下，除了选用一个合适的善本为底本外，尚须搜集有代表性的异本相校，目的除一般保证录文准确、完足外，最好还能体现作者诗学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体现原作与流传诸文本的异同及关系。这样的要求，对于大型文献的整理来说，当然也不易做到，但至少应该校出那些重要的异文，而同一作者有较大篇幅内容重复的前后之作，亦尽量能通过校记的形式，反映于一个文本上，避免重收。
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八卷，《全明诗话》著录《谈艺珠丛》本、《历代诗话续编》本。然而王世贞从嘉靖三十六年(1557)开始着手写作《艺苑卮言》，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初刊，隆庆六年(1572)增补两卷，万历五年(1577)世经堂《弇州四部稿》本已至十二卷，万历十七年(1589)武林樵云书舍新安程荣刊《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则为十六卷，显示出动态的发展过程，当然，另有各种抄本等，情况相当复杂，各本文字及编排次序差异较大。如能将这一变化藉由版本的校勘显示出来，对于研究王世贞诗学思想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这一整理工作做得充分，那么，如后人从中摘录刊行的王氏《全唐诗说》、《国朝诗评》之类，或亦未必再重复收录，在提要或校记中加以说明即可。
又如胡应麟《诗薮》，其生前已自刊，又有程百二万历刻本、张养正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江湛然万历四十六年(1618)刻本、黄衍相万历刻本、崇祯间吴国琦刻本及朝鲜刻本、高丽铜活字本、日本贞享三年(1686)刻本等十余种。1958年中华书局据日本贞享本为底本，校以广雅书局本;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在此本基础上，用上图藏万历十八年(1590)胡氏少室山房原刊本残卷、朝鲜旧刊本校补，已是较为完备而成熟的文本。由文字及条目的异同看，《全明诗话》所用或即上古本。不过，上古整理本所用底本和校本，基本上属于程百二本系统，最为重要的江湛然本系统未参校(广雅本虽属江本系统，然其缺外编卷五、卷六及续编两卷，并非完本);该著既参校了上图藏万历十八年原刊本残卷(现上图已不可得)，却亦未见用以校正的痕迹，诸本异同及关系未能通过校勘充分显示出来。如上古整理本外编卷四“正声于初唐不取四杰”条下为“正声不取四杰”、“严羽卿之《诗品》”、“沈云卿《龙池篇》”、“花卿盖歌伎之姓”、“杜《诸将》诗”、“沈云卿有《答魑魅》诗”、“客衣筒布细”、“杜拭泪沾襟血”、“陈子昂《怀古》诗”(第192—193页)，江湛然系统诸本则为“杜《诸将》诗”、“沈云卿有《答魑魅》诗”、“客衣筒布细”、“杜拭泪沾襟血”、“陈子昂《怀古》诗”、“正声不取四杰”、“严羽卿之《诗品》”、“沈云卿《龙池篇》”、“花卿盖歌伎之姓”等。又如上古本内编卷二终于“诗至五言古”条(第40页)，而吴国琦本此后多“古乐府步出白门冬”、“步出白门东”、“打起黄莺儿”三条，为诸本所无。据我们统计，各本间文字异同、条目有无及条目次序三个方面的差异多达百余条，其中既有传抄刊刻中造成的讹误，亦应有胡应麟不同时期对《诗薮》所作的修订，据此是可以对其诗学及理论体系的完善进行更为深入而有益的研究的。
冯复京《说诗补遗》八卷，《全明诗话》与《明诗话全编》均用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旧抄本，然二者有较大差异，几似两种版本。如周本卷一：
或曰：“诗恶乎学?”予应之曰：“学古而已。”曰：“然则上皇以降，其无诗乎?”予曰：“此天地之元声，假人以宣之也。自史皇观鸟，文意显附。伶伦听凤，宫徵暗和。《虞书》曰：‘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论已密于后世矣。裔是而降，夏歌浩衍，商颂沈沉，国风优柔，雅颂典则，有不循轨度者，无有哉。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为三百，其所删去十九，必皆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者也。”(第5册，第3833页)吴本则云：
或曰：“诗恶乎学?”予应之曰：“学古而已。”曰：“然则混沌开辟之初，无诗乎?”予曰：“混沌之诗，此天地之元声，假人以宣之也。自史皇观鸟，文意显附。伶伦听凤，宫徵暗和。琢句选声，法昉于此。《虞书》曰：‘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论诗知府，已密于后世矣。裔是而降，夏歌浩衍，商颂沈沉，国风优柔，雅颂典则，有不循轨度者无有哉。古者，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之为三百，其所删去十九，必皆淫靡肤陋，怨诽绞讦，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者也。”(第7册，第7164页)
究其原因，乃是原本中多有勾涂、删改，吴本全用原文，不理会改动之处;周本则全用改后文字。像这种情况，宜以校记说明而呈现其全貌。若是作者自改，则更为珍贵。
为使更为广大的读者能够利用、阅读相关的诗话文献，对之加以现代标点，也是文献整理所必需的重要环节，然要做好此项工作，并非简易之事，其中有许多复杂的情况，甘苦自知。尤其像大型文献的汇集整理，工程浩大，要关注的方面很多，整理中出现断句等错误，很难避免。《明诗话全编》中这方面的问题，如王毅《从〈明诗话全编〉说起》一文已有论及(35)，兹不赘述。《金明诗话》这样的问题也不少，其主要原因，既有误解文意所致，又有所据版本有缺字、讹字或抄录错误造成。如周本《松石轩诗评》“陶潜之作”条云：“虽弗婴笼，终可与其洁。”(第459页)张健《珍本明诗话五种》所据本此条“终”作“络”，则此句当断为“虽弗婴笼络，可与其洁”;又，周本“杜审言之作”条云：“质笃而有容饰，而弗侈者也。”(第461页)张本作“质焉而有容，饰焉而弗侈者也”，张本是。这方面的举证论述会比较琐碎，限于篇幅，此处从略。不管怎么说，现在若要进一步开展相关整理，于标点亦应付之全力，并尽量利用前人成果，努力使这方面的错误率降至最低。
(三)
作者及其生平的考订，不仅关系到相关诗话创作的必要信息，而且鉴于汇纂一代文献或某专题文献的体例，一般皆按作者生卒年先后排序，生卒年不可考者，则参照诸如成书年代、科第或初仕年份、交游及其他活动情况斟定，尤要求尽力搜讨且著录准确。然对于全编性质的明诗话纂辑来说，要做好这项工作殊为不易，特别是在资料及检索条件受到相当大限制的环境下，已获得的成就让人充满敬意，有失检的资料或些许错误，在所难免，那也正是后来者应该继续努力推进的。事实上，周、吴两著编就或出版后，连文萍、孙小力教授等即已对明代诗话作者生平的有关问题作了不少补正的工作，成绩斐然。我们在搜检各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也对近30位作者的生平史实予以正讹补遗。以下略分三个方面举述发现的一些问题：
其一，诗话作者姓名、字号等信息的误书、错植及缺载。姓名、字号是最基础的信息，如果每一种诗话不能准确地将其作者予以标示，那么后续研究工作的展开将极为困难。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既有因袭所用资料的错误，也有将同名者错植的情况。
如前及《诗法》一卷的作者黄子肃，实即元人黄清老(1290—1348)，字子肃，号樵水，邵武人，传详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三《元故奉训大夫湖广等处儒学提举黄公墓志铭》。诸家之误，乃是由于《中国丛书综录》将《诗法》收入明代，题著者为“黄省曾(子肃)”，连文萍已辨其时代与黄省曾不符(36)，且“子肃”并非黄省曾字。
前亦述及，《诗文浪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林希恩撰。希恩字懋勋，号龙江，莆中(今福建莆田)人。生平未详。”此作者名的著录，承自《说郛续》本。《明诗话全编》提要略同，其他明诗话或明代诗学文献编目收入该著者，亦大抵如此著录。按，林希恩实为林兆恩，《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实录》：“教主林姓，讳兆恩，字懋勋，别号龙江，道号子谷子，晚年证果后自称曰混虚氏，曰夏午尼。”(37)又云：“嘉靖四十三年冬十一月，著《诗文浪谈》。”(38)《澹生堂藏书目》“诗话”类即著录为林兆恩。作为“三一教”的创始人，林兆恩在当时朝野有很大的影响，传记资料并不匮乏，如何乔远《名山藏》、《闽书》，陈鸣鹤《东越文苑》等皆有传，又有其弟林兆珂编《林子年谱》(39)。据此年谱与《本行实录》，林兆恩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卒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十四日。
《文式》一卷的作者，研究者一般皆据杨士奇《孝子曾先生改葬志铭》或《明史》卷二九六，著录作：曾鼎(1321—1378)，字元友，更字有实，泰和人。然旧抄本作者自序云“暨官岭表，得余姚赵氏撝谦所编《学范》，内备载其说，遂取以相参订”(40)，则此书编撰在《学范》之后。据王惠序，知《学范》为赵氏典教琼山时编撰，当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后，此时曾鼎(字元友)已逝。且杨士奇所作墓志铭既未著录此书，亦无曾鼎“官岭表”的仕履经历，可知其非《文式》编撰者。今由方志及明人别集，可以考知编撰《文式》之曾鼎，字复铉，江西永丰县人，为曾棨从弟。永乐十年(1412)进士，宣德六年(1431)官广东按察使佥事，《文式》即编于任上。
《诗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徐泰撰。泰(一四二九—一四七九)字子元，浙江海盐人。弘治十七年(一五○四)举人，官福建光泽县知县。”按，此处徐泰卒年与其中举之年显然矛盾，连文萍、孙小力的编目皆已发现疑点，故均未再标生卒年。检《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徐泰(1429—1479)，字士亨，更字大同，号白生，江阴人。景泰七年顺天乡试第一，选授罗田令……擢知荆门州。”(41)知此生卒年乃据上述同名者而来，《明诗话全编》“徐泰诗话”提要即据《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著录其小传。(42)然此徐泰实非著《诗谈》者。今检索曾任光泽知县之徐泰的相关信息，有两条材料可资利用：清钱载《萚石斋文集》(乾隆刻本)卷十五有《小瀛洲社会图跋》，云：“明嘉靖壬寅(1542)，襄阳守徐咸东滨修社会于其小瀛洲，自为记，而图之者陈询。今此图万历丙申徐俊所仿，盖有溯先哲之流风，抚遗踪而欲见者，其去壬寅巳五十四年也。图之会者十老，布衣朱朴西村，年七十八;临江守钱琦东畲，先太常叔父也，年七十五;光泽令徐泰丰压，七十四。”据此，则徐泰当生于成化五年(1469)。又，清盛枫《嘉禾征献录》徐泰小传：“徐泰，字子元，号丰崕，海盐人。弘治甲子举人，授桐城教谕。落托不得志，为《悲世赋》以自广。正德癸酉(1513)，主试江西。补蓬州学正，升光泽知县。告归，林居四十年，吟诵不辍。著《玉池稿》、《玉池谈屑》、《春秋鄙见》、《皇明风雅》、《诗谈》等书。……卒年九十。”(43)则知徐泰卒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
《独鉴录》一卷，《全明诗话》提要：“觳斋主人撰。觳斋主人，撰者之号，生平未详。”《明诗话全编》等亦同。连文萍考出作者相关信息：“黄甲，字首卿，号凤岩，上元人(今属江苏)。嘉靖二十九年庚戌(1550)进士，除吏部主事，谪泰州运判，迁东郡监州，旋罢归。”(44)今据国图藏《凤岩山房文草》卷首自序，知黄甲又号“酒庵老人”，《上元县志》、顾起元《客座赘语》有传。其子黄祖儒《呓觉草后集》卷十三《志恸，六月廿三日》云：“大人生坎壈，追恸十五年。”(45)《呓觉草后集》为编年稿，此卷端大题下标“丙申”，则作于万历二十二年(1596)。据此诗，知黄甲卒于万历九年(1581)。
其二，诗话作者生卒年的考辨有误或缺考。明代传世文献颇丰，利用日益进展的检索手段，已相对可以较为便利地考证出作者的生卒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文献资料本身存在的问题或传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又，所存多种资料或互相矛盾，而研究者仅使用其中一种，未做深辨，易造成各为其说的局面，使人无所适从。
《唐诗品》一卷，《全明诗话》提要：“徐献忠撰，献忠(一四九三—一五六九)字伯臣，上海松江人。嘉靖举人，官奉化县令。”《明诗话全编》提要：“徐献忠(一四六九—一五四五)，字伯臣，号长谷，又号九霞山人。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举人。任奉化知县，后弃官寓居吴兴。”(46)又检《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徐献忠(1483—1559)，字伯臣，号长谷，松江华亭人。嘉靖四年举人，官奉化令，有政绩。”(47)所据为王世贞为徐氏所撰墓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及《国朝献征录》皆见收录。(48)按，诸说皆本于此，而说法各不相同，原因在于墓志铭的表述本身有误，连文萍已有辨析：“据《国朝献征录》卷八五王世贞所著《徐先生献忠墓志铭》，谓其卒于‘嘉靖己巳秋’，享年七十有七，此说有所失误，盖‘己巳’为隆庆三年(一五六九)矣，而徐献忠之生年则为弘治六年(一四九三)。”(49)此同周著，然未作具体举证。检《中国历史纪年表》，嘉靖起壬午，终丙寅，并无“己巳”纪年。因此，这里的“嘉靖己巳”，或为嘉靖乙巳(1545)之讹，吴著取此;或为嘉靖己未(1559)之讹，《明人传记资料索引》取此;或为隆庆己巳(1569)之误，周著与连文萍取此。据徐献忠集中《壬子六十诞辰二首》(50)，获知嘉靖壬子(1552)徐氏年六十，则其当生于弘治六年(1493)，至隆庆己已(三年，1569)恰年七十七，亦可知“嘉靖己巳”确系“隆庆己巳”之误，周、连说是。
《诗体明辨》一卷，《全明诗话》提要：“徐师曾撰。师曾(一五一七—一五八○)字伯鲁，号鲁庵，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连文萍同。孙小力云：“徐师曾(1517?—1580?)，字伯鲁，号鲁庵，吴江(今属江苏)人……生平见王世懋《徐鲁庵先生墓表》。”其实，三人均据王世懋《徐鲁庵先生墓表》。此《墓表》在《王奉常集》中作：“嘉靖庚午，先生年二十四矣。”(51)鉴于《墓表》仅称徐氏卒年六十四，未明确记载其生卒之年，则此为文中可以考知徐师曾生年的唯一线索，然而嘉靖并无庚午纪年。若为庚子(嘉靖十九年，1540)之误，则徐师曾当生于正德十二年(1517)。连文萍所取《国朝献征录》卷八十王世懋《徐鲁庵先生师曾墓表》，“庚午”已改作“庚子”，故不疑;孙小力仅见《王奉常集》本，故加“?”以示慎重。另，《明诗话全编》提要：“徐师曾(1530—1593)，字伯鲁，号鲁庵，江苏吴江人”(52)，未知所据。今检徐师曾《湖上集》，卷一有《丙子六月作》，诗云：“一月脱两齿，吾衰难具陈。……三立未能一，虚度年六旬。”(53)丙子当为万历四年(1576)，此年徐师曾年六十，则当生于1517年，可证王世懋所云“嘉靖庚午”确为“庚子”之误。
与此类似者，还有皇甫汸，其生卒年有1498—1583、1497—1546等六种说法，汪惠民《皇甫四杰研究》对此有详细考证，认为皇甫汸当生于弘治十七年(1504)八月，卒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八十(54)。其说是，当从。
还有一些诗话作者，虽云生平事迹不详，但实际上其生卒年还是可以查考的。如《玉笥诗谈》二卷续一卷，《全明诗话》提要：“朱孟震撰。孟震字秉器，新淦(今江西新干)人。隆庆二年(一五六八)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诸家亦同。《全明词补编》已进一步考出其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55)，所据乃是《明代进士登科录汇编》隆庆二年进士录，然此属官年，与真实年龄或有出入。我们考证得出的结果是：朱氏生于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初二日，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
《诗的》一卷，《全明诗话》提要：“王文禄撰。文禄字世廉，浙江海盐人。嘉靖十年(一五三一)举人。”《明诗话全编》提要则有“约一五八四年前后在世”的说明。按，王水照先生编《历代文话》所收《文脉》三卷提要云：“据其自撰《蛰存坯户记》，王文禄生于弘治十六年(一五○三)……《檇李诗系》称他‘年八十余，吟诵不止’。”(56)于王氏生卒年考证有了进一步的进展。(57)又，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有王士禄小传，于详述其卒之日事后，概言“文禄生平乐善，尤喜成就后生。有所闻见，辄谆复相告，八十九年如一日”(58)，则王氏似当卒于万历十九年(1591)。复检得张凤翼有《挽王世廉》一诗，收入《处实堂集》续集卷九“壬癸稿”(万历刻本)，为壬辰、癸巳(万历二十、二十一年)之作。其卒年大抵可定。
《诗学杂言》两卷，《全明诗话》提要：“冒愈昌撰，愈昌(?—一六三三)，字伯麟，江苏如皋人。万历诸生，为博士弟子员。”连文萍同，孙小力云其万历间在世。今检冒愈昌《绿蕉馆集》，卷一有《五先生诗》，其三《高明府子登》云：“夫子为如皋，我生之十八。文才数篇奏，目已一朝刮。牛刀未竟施，鸾翮旋膺铩。楚越两相投，高情劳呴沫。”按，嘉庆《如皋县志》卷十二“职官·县令”载：“万历八年，高瀛，浙江鄞县人，举人，改新城教谕。”可知冒愈昌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
《香宇诗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云：“田艺蘅撰。艺蘅字子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以岁贡生为徽州训导，罢归。”《明诗话全编》提要称其约1570年前后在世。王宁《田艺蘅研究》已考证出其生年为嘉靖三年三月初九日。(59)田氏卒年现不确知，然浙江省图书馆藏万历三十七年(1609)徐懋升重刊本《留青日札》，卷首黄汝亨所作《重刻留青日札序》云：“闻子艺翛然辞世之日，戒儿女子辈勿哭”(60)，则当卒于此年之前。
其三，明诗话作者身份及科举功名、仕履等的缺漏或疏失。
如《诗家一指》一卷，《全明诗话》提要：“释怀悦编。悦字用和，嘉禾(今浙江嘉兴)人。诗僧。”《明诗话全编》亦作“释怀悦”。按，《四库全书总目·士林诗选》：“悦字用和，嘉兴人。永乐中以纳粟官通判。”钱谦益《小传》亦同，未言怀悦入释。陈尚君教授《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辨伪》(与汪涌豪合作)有关于怀悦被误作僧人的考证，云：“《中国丛书综录》收录《格致丛书》本《诗家一指》，谓作者为‘明释怀悦’，误。前引诸书均无其出家之记载。怀为吴中古姓，《广韵》卷一载：‘怀……又姓，《吴志·顾雍传》有尚书郎怀叙。’”(61)
《西园诗麈》一卷，《全明诗话》提要：“张蔚然撰。武林(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不详。”《明诗话全编》及诸家同。按，万历《福宁州志》卷八“福安县知县”：“张蔚然，仁和人，举人，(万历)四十四年任。”天启《平湖县志》卷一一“教谕”：“张蔚然，浙江仁和人，号维诚，举人，于(万历)三十九年任。张赓，四十一年任。”又，光绪《福安县志》卷十八：“张蔚然，仁和人，丁酉(万历二十五年，1597)顺天解元，万历四十四年知县，有政绩，建三贤祠。”光绪《平湖县志》卷一二：“张蔚然，字维诚(注：一作成)，号青林，仁和人，举人，万历间教谕。博极群书，与士子讲学不辍，邑令缙绅咸就教。”清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下：“白石巡检司，在邑南一百二十里。……泰昌元年，邑令张蔚然刊木辟磴，求得胜地，置亭其上，名之曰“青林洞”。青林者，令别号也。令钱塘人，钱塘尝有青林洞。”(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以上检索所得的信息，皆可补其履历，亦可获其字号。
与其他大型文献的编纂一样，明诗话的汇辑、整理是一项艰巨、长远的工作，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努力来不断推进。而明诗话作为中国近世文学批评之重要一环，其特色与价值，须在全面清理的基础上才能获得充分的阐扬。当今的明代文学研究已有很大的发展，尤其在诗文领域，这就对相关的文献整理与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鉴于上述种种原因，这方面的任务其实非常紧迫。我们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心并投入到这样的事业中，为现代学术的发展、更新夯实基础，同时亦借此推动明代文学文献学的建设。
注释：
①明崇祯间嵇留山樵编《古今诗话》亦为规模庞大的诗话丛书，计收唐宋至明诗话79种，然体例不精，颇有卷帙不全、随意摘录者。
②所收以宋诗话居多，如郭绍虞、罗根泽等先生在辑考宋诗话时皆曾利用过此著。
③有关郭、罗两位先生几乎同时开展同样的工作及其体例内容的异同，可参看郭绍虞：《宋代残佚的诗话》，《文学杂志》1937年第2期。
④参见陈尚君：《〈宋诗话辑佚〉匡补》，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四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李裕民：《〈宋诗话辑佚〉补遗》，《文献》2001年第2期;岳珍：《宋诗话辑补》，《天中学刊》2003年第2期;马强才：《〈宋诗话辑佚〉拾遗初编》，《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8年第2期;等等。另，邓国军《宋诗话考论》(四川大学2003年博士学位论文)以及钟振振有关《宋诗话辑佚》若干诗话校议的系列论文等，亦皆有所订正。
⑤见“清诗话续编序”，《清诗话续编》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⑥孙小力：《半生辛苦一部书——评周维德先生〈全明诗话〉》，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九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值得注意的还有台湾广文书局影印发行的《古今诗话丛编》、《古今诗话续编》，多珍本、善本，前者收录明诗话11种，后者计15种，吴文治先生主编的《明诗话全编》即采用了其中12种。
⑦又可参看上引孙小力《半生辛苦一部书——评周维德先生〈全明诗话〉》中有关该著所收不见于《明诗话全编》的统计与评述。
⑧详参以下具体分析、论述。另可参看孙小力：《〈明诗话全编〉遗漏书目提要》，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六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⑨连文萍《明代诗话考述》记宋隆发书目所收明诗话为105种，或据其标准统计。见台湾东吴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第15页。
⑩朱易安：《明代的诗学文献》，《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1)孙小力：《明代诗学书目汇考》，《中国诗学》第九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12)刘德重、张寅彭：《诗话概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35—340页。
(13)按，此处目录用明崇祯五年邵捷春、黄居中刻本，国图藏。《四库全书》本《笔精》在分卷及内容上均与此不同，可参看。
(14)连文萍：《明代诗话考述》，第362页。
(15)何文焕：《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78页。
(16)可参看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前言”的相关考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17)可参看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所刊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二十卷及在郭绍虞先生基础上考出的每条材料的出处，第234—399页。
(18)见郭绍虞：《宋诗话考》下卷《古今类总诗话》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99页。
(19)《诗薮》“杂编”卷二《遗佚中·载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72页。
(20)周维德：《全明诗话》第1册，济南：齐鲁书社，2005年，第473页。
(21)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云：“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惟严沧浪所论，超离尘俗，真若有所自得，反复譬说，未尝有失。”都穆《南濠诗话》云：“严沧浪谓：‘论诗如论禅，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此最为的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云：“吾览钟记室《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又，《艺苑卮言序》云：“手宋人陈编，辄自引寐。独严氏一书，差不悖旨。”胡应麟《诗薮》外编四云：“宋以来评诗不下数十家，皆啽呓语耳。铲除荆棘，独探上乘者一人，严仪卿氏。”显示出钟、严诗论在明代所受到的推崇。尤应注意的是，这一推崇，常常是与批评宋人诗话一并提出，故其不再是简单的对前代诗话价值的品第，而是体现了明人借由树立诗话经典范式来实现文体变革的意识。
(22)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八，《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295页。
(23)如民国四年李详为丁福保作《历代诗话续编序》，首述诗话源流，以钟嵘《诗品》判流别为正始：“自宋以还，此体大备。譬之变风变雅，稍乖本始，其于知人论世则一也。《四库》总论所标五例，虽不能外，优者为之，辄自殊出。其他直如屠沽市侩计簿中语，犹有一节可取者，以其略著本事，可以考见当时风会得失，亦有不可废者。”《历代诗话续编》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
(24)乾隆《福建通志》卷三十二“名宦”有闵氏小传，曰“嘉靖十二年，宁德训导”;又，曾燠《江西诗征》卷五十九其小传载：“嘉靖间贡于乡，教授严州。有《诗话》、《文话》等书五十余种。”(嘉庆九年刻本)知主要生活于嘉靖前后，其《兰庄诗话》中亦有正德、嘉靖之纪事，而周著所记弘治九年序刊本未见相关目录著录，疑误。
(25)孙小力《明代诗学书目汇考》该诗话条下记其有40则，所举有《诗法统宗》本、《说郛续》本，当再检核《诗法统宗》本。
(26)《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八“杂家类”存目五《留青日札》条，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01页。
(27)郭绍虞先生在《清诗话》“前言”中，论及丁福保自编《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但由于他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牟利性质而急于成书，故其自编二种诗话所据版本往往不加选择，校勘亦多疏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页。
(28)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34—635页。
(29)连文萍：《明代诗话考述》，第56页。
(30)其实，《说郛续》本除收专门摘录的《蓉塘诗话》一卷外，亦收姜南《抱璞简记》一卷、《投甕随笔》一卷、《洗砚新录》一卷、《大宾辱语》一卷、《丑庄日记》一卷、《辍筑记》一卷，皆其二十卷本中之内容。
(31)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二○，集部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07页。
(32)周维德：《全明诗话》，第484页。
(33)李庆立：《怀麓堂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16页。
(34)马云骎：《李东阳〈麓堂诗话〉考论》，《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35)王毅：《从〈明诗话全编〉说起》，《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