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南园诗社/南园五先生/美好追忆/诗学意义
作者简介：左东岭，男，河南许昌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一
南园诗派是指活跃于元明之际的广东诗人群体，它以孙蕡为领袖，核心成员则有黄哲、李德、王佐与赵介。其活动区域则是广州及其周边地区。
由于五岭的阻隔，岭南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文化不太发达。在明代之前，文学上也没有突出的成就，尽管唐宋时期出现过张九龄、邵谒、郑愚、陈陶、余靖等诗人，但并没有形成诗歌流派，而且他们大都是粤北人，至于以广州为中心的粤南地区，便几乎是文学史上的空白。直到出现了所谓的南园五先生这样一个岭南诗派，才真正开启了岭南文学的特色与传统，因而四库馆臣便称赞他们说：“其提唱风雅之功有未可没者。”[1](卷首)然而，所谓的“南园五先生”究竟是实有抑或后人追认，以及到底包括哪些成员，文学史上却存在着争议，甚至一度还将明初淮人汪广洋也算在五先生者列。本文通过认真梳理相关文献，认为“南园五先生”从时间关系上看，很难是共处一时一地的诗人群体，而是后人的追认。南园也并非其惟一的吟诗唱和之地，而是他们隐居赋诗的象征符号，代表了他们对于元末诗酒生活的美好记忆。
元代末年，当中原已陷入战乱时，岭南因远离中原而得以暂保安宁，从而使得孙蕡等一批青年诗人得以在广州南园等处相聚吟诗，时间大约在元顺帝至正十一、二年时。最早记载诗社活动的是孙蕡本人，他在《琪琳夜宿联句一百韵》的序文中说：
因思年十八、九时，承先人遗泽，得弛负担，过从贵游之列。一时闻人相与友善，若洛阳李长史仲修、郁林黄别驾楚金、东平黄通守庸之、武夷王征士希贡、维扬黄长史希文、古冈蔡广文养晦、番禺赵进士安中及其弟通判澄、征士讷、北平蒲架阁子文、三山黄进士原善，皆斯文表表者也。共结诗社南园之曲，豪吟剧饮，更唱迭和，翩然翥鸾凤，铿尔奏金石。而河东与余为同庚，情好尤笃。欢会未几，殷忧相仍，城沿兵火，朋从散落。河东与余拆袂奔走，邈不相见凡十余年。[2](卷八)
这段记载最可瞩目的两点：一是尽管当时的结社具有“豪吟剧饮，更唱迭和，翩然翥鸾凤，铿尔奏金石”的豪迈与快意，但持续时间不长，很快便“城沿兵火，朋从散落”了。这与顾瑛玉山雅集与高启北郭诗社似乎均不能相比。二是诗社的成员。尽管此处提到了12位诗人，但是却只提及了后人所说南园五先生的4位，即孙蕡、王佐(河东)、李德(仲修)和黄哲(庸之)。至于后人所言的五先生之一的赵介则未能名列其中。据有人考证，赵介较之孙蕡、王佐大约要小10岁左右，当孙蕡等人在至正间结社时，他只有八、九岁，无论他如何早慧，也不可能参与结社。[3]如此看来，赵介被称为南园五先生之一就不符合历史事实。
那么，赵介何时被列入了南园五先生的呢?最早提及赵介参与南园诗社的是元明之际的黎贞(1358-1416)，他有一篇《临清先生行状》说：
(赵介)十三、四善作诗，与五羊群彦相颉颃。弱冠从黄士文游，授《诗》《书》《易》三经，至子史百家靡不撷其芳而咀其腴。迨长，宽厚寡言，喜怒不行于色。与黄庸之、孙仲衍、李夷白、黄楚金、王彦举、赵汪中、明中、李仲秀诸公结南园诗社，极一时之英杰也。后值元季绎骚。……[4](P514)
黎贞是岭南诗派重要的后期作家，与孙蕡有师生关系，尽管他在洪武初年只有10岁左右，但在耳濡目染中无疑是了解师辈的情况的，他说赵介曾与黄哲、孙蕡、王佐诸公结南园诗社，应该是有一定根据的。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赵介的参与诗社不会是至正十一、二年的那次，因为他当时才9岁左右，实在未到结社赋诗的年龄。那他何时还能有机缘参与结社呢?根据现存文献，他还有两次参与的机会。第一次是元末的何真幕府中。王鸿绪《明史稿》“孙蕡传”曾记曰：“元季避乱山泽间。何真据岭南，开府辟士，与王佐、赵介、李德、黄哲并受礼遇，称五先生。”[5](P420)何真是元末岭南的地方势力派，洪武初归顺明朝，更多的历史文献只提到孙蕡与王佐曾在其幕府中供职，而较少涉及其他三人。但亦有记载曰：“士皆馆谷，凡以一艺名者，真(即何真)不弃也。”[6](P294)则其他诗人或许就包括在这被“馆谷”的文人之中。当然，作为文人群体，他们在幕府中决不会仅止于出谋划策、承办文书之类的公务，在余暇之时饮酒赋诗当亦属常有之事。王佐有《酬孙典籍仲衍见寄》曾回忆说：“忆昨交游日罄欢，清时曾议共弹冠。春风草檄将军幕，夜月联诗羽客坛。”[7](P90)可见“草檄将军幕”与“联诗羽客坛”乃是共有之事。但也存在两点疑问。一是地点没有提到南园，所以只称“五先生”，因而若说赵介为南园五先生之一仍然缺乏依据;二是黄哲与至正二十四年左右已至江淮一带漫游，参与何真幕府的可能性较小，此处言黄哲并受礼遇似亦不确。
第二次应该是在明初。张诩在《南海杂咏》一书的《南园诗社》题咏中说：“风朴衣冠盛，时清鸑鷟鸣。后来南海志，须传五先生。”并在诗后有注曰：“国初，孙蕡、王佐、黄载(应为哲)、李德、赵介结诗社于此，时号‘五先生’，各有诗集藏于家。”[8](P480)张诩为陈献章弟子，《南海杂咏》成书于成化十三年，距离明初的时间还不算太遥远，其说法应该有一定依据。但是，作为入明后的岭南文人群体，集中结社吟诗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他们除赵介外，均曾先后入仕朝廷，后少能够再于南园聚会了。洪武时人陈琏在《临清集序》中就说：“入国朝，诗社诸公若孙翰林、王给事、郑御史、李长史相继从仕中外。惟先生韬隐于家，守约处晦，内自足而无所营于外，益得肆力于诗。”[9](P12)此段话的中心题旨当然是夸奖赵介能够高蹈隐居而肆力于诗，但客观上也说明其他成员已不再有集中的聚会吟诗的时间了。需要注意的是，岭南文人群体大都是处于旋仕旋隐之间，他们或因思乡或因贬谪，许多人都曾归乡隐居，这便有了相聚吟诗的可能性。也许很难像元末那样人员整齐，但三、二人间的聚集还是有可能的。如孙蕡和王佐二人所作的《琪林夜宿联句一百韵》便是作于明代初年，尽管地点不在南园而是在琪琳得闲亭，时间则是明初，诗中有说：“自念予生息，于今睹治平。屠羊安返肆，买犊事归耕。”[2](卷八)正是他刚入明而又未能入仕时所作，这样的联句诗乃是相聚赋诗的典型例证。孙蕡还有一首《南园歌赠王给事彦举》的诗，其中除了回顾元末南园诗社那段快乐难忘的日子外，诗的结尾写道：“当时意气凌寰宇，湖海诗声万人许。酒徒散落黄金空，独卧茅檐夜深雨。分飞几载远离群，归来城市还相亲。闲来重访旧游处，苍烟万顷波粼粼。波粼粼兮日将夕，西风一叶凌虚舟，犹可题诗寄青壁。”[2](卷三)有学者认为后四句诗中的“几载”时间不甚明确：“既可理解为至正年诸友散落后几年后孙蕡归广州重访南园;也可能是洪武三年孙蕡至南京做官，几年后归广州重访南园，这时王佐也北上做官了。”[3]尽管诗中没有明确点出“几载”的时间，但他所说的“闲来重访旧游处，苍烟万顷波粼粼”，理应是其创作该诗时的情形，也就是他重游南园时睹物思人，想起了远方的友人王佐，于是作诗以寄托其思念之情。根据诗题中所称“王给事”，则该诗至少当作于洪武六年之后。黄佐《听雨先生传》说：“洪武六年，部使者荐于朝，谓佐有才学，当备顾问。征至京师，拜给事中。论思补阙，恒称上意。”[7](P86)此时的作诗寄友固然说明了他的落魄与孤独，但也不难推知，他也是极有可能与当地的友人相聚赋诗的，只不过再也难以达到元末的规模与兴致罢了。
由上可知，赵介虽然未能赶上元至正十年左右的南园结社赋诗，却是有机会参与后两次的诗人相聚的。需要特意说明的是，此南园并非是岭南诗派的惟一聚会之地，他们亦可相聚于各家庭园，或者山水庙宇中。如黄哲有《王彦举听雨轩》诗记曰：“辋川给事才且奇，自我相亲童冠时。高谈甚爱风雨夕，世上闲愁都不知。几回共酌东轩里，正值萧萧满人耳。当窗涤笔写《黄庭》，凉声散落鹅池水。”“当时雄笔谁最好?孙公狂歌君绝倒。横眠三日醉复醒，梦见池塘生春草。”[7](P139)此处写到了饮酒、高谈、写字、作诗，提到的人选有孙公(蕡)、黄哲本人与王佐，可以说诗人聚会的条件均已具备。因此，王佐的听雨轩也应该是他们聚会赋诗的地点之一。当然，当时参与聚会的也决不限于他们5人，像相关文献中提到的黄楚金、蔡养晦、黄希文、黄原善、赵安中、赵澄徵、李夷白等等，也均为相聚赋诗之好友。黄哲有《与伯贞彧华二友会》诗曰：
二妙联英标，眷言顾榛莽。良晤谐夙心，玄谈慰幽怆。江蘼淡心绿，谷莺闻远响。感此离索情，浩荡烟霞想。夷白抗浮云，临清延素赏。何因继芳躅，一丘同偃仰。[7](P131)
诗中所言伯贞即赵介，彧华即李因此，所谓的南园诗社与南园五先生，只不过是由于种种原因所筛选出的岭南诗派的典型性标志而已。只所以选中此5人作为岭南诗派的代表，也许是由于他们的诗歌创作成就较高，但因为黄哲、李德、王佐、赵介的诗集全都散佚，很难从其现存作品中来判断他们当时的成就高低。但同时还可以发现另一种情况，这5人中只有赵介属于布衣诗人，其他4人全部是进入朝廷任职的官员，并都程度不同地介入过主流诗坛。在中国古代这样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这本来就是极为自然的事。比如后来闽人陈暹在嘉靖四十四年《重正五先生诗选旧序》中，对于五人的入选有过细致的说明：
我皇太祖平定华夏，归马放牛，聿兴文教，维时海内文人学士，彬彬辈出。自江以南，尤沾圣教之先。吴下则有四杰，闽有十才子，广则有五先生，皆一时诗人之选也。……嘉靖丁巳，督抚谭公、大参王公咸兴诗教，求五先生集于太史泰泉黄公处，仅得黄、李、孙、王，而失其一。乃以《汪右丞集》并刻藩属，足五先生数云。迨甲子岁，余承乏至广，得觏是集，而私讶焉。右丞固淮人也，不当列于广，况五先生之称，乃其后进目其先哲之辞。右丞帅广，于五先生有统摄之分，不当与乡大夫伍而并先生之称耳。虽疑之，而未获其人与集。乙丑夏，少参峒峰曹公乃于梁中舍家得其祖父文康公家藏旧本，乃知黄、李、孙、王之外，而有赵临清者，携其本以授余。余喜其疑之得释，命工刻之，以补五先生之缺。而以汪右丞诗别自为集。窃怪赵临清之诗刻厉奇崛，何以失传，岂以孙、王、黄、李皆国初缙绅，而赵布衣士与?[9](卷首)
当五先生之诗曾一度失传时，失掉的首先是这位布衣诗人赵介的诗作。而当要补刻此一失传之人时，有那么多的岭南诗人可以备选，却偏偏推出一位曾在岭南任过职的淮人汪广洋，所以陈暹就径直提出了赵介“何以失传”的理由：“岂以孙、王、黄、李皆国初缙绅，而赵布衣士与?”在历史的选择中，在政治有地位者始终是占有较大优势的。当然，赵介之最终没有被历史淹没也是有理由的。中国向来便有仕与隐的双向价值取向，尽管隐从来难以与仕构成同等的地位，但是就数量观，确实政治的失意者要永远大于政治的得意者，于是追求隐居与诗意的陶潜才能成为后世文人的楷模。早在洪武年间，黎贞其实就已经指出过赵介所以入选五先生的原因：“惟先生韬隐于家，守约处晦，内自足而无所营于外，益得肆力于诗。”在洪武初那样的政治环境里，赵介能够始终坚持隐居不仕并一心于作诗，的确是要被视为高人的。尽管他最后未能逃脱被致死的命运，却也显示出其极为顽强的个性。至于说赵介的诗作是否具有“刻厉奇崛”的体貌与高出常人的成就，因为其大部分作品均已散佚，故对他的评价不得不暂付阙如。
二
南园最终被选定为岭南诗派的代表特征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诗学意义。南园是此一诗人群体初次结社的地方，是他们元末生活与人生情趣的体现。孙蕡的《南园歌赠王给事彦举》对当时的南园结社赋诗的情景有过生动的描绘：
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群英结诗社，尽是琪琳仙。南园二月千花明，当门緑柳啼春莺。群英组络照江水，与余共结沧洲盟。沧洲之盟谁最雄，王郎独有谪仙风。狂歌放浪玉壶缺，剧饮淋漓宫锦红。青山日落情未已，王郎拂袖花前起。欢呼小玉弹鸣筝，醉倚庭梧按宫徵。哀弦泠泠乐未终，忽有华月出天东。裁诗复作夜游曲，银烛飞光白似虹。当时意气凌寰宇，湖海诗声万人许。[2](卷三)
在他的记忆中，那一段人生的经历真是犹如神仙般的感觉。在柳绿花红的莺啼春季里，一群年轻的诗人共结山水之盟，狂歌放浪，剧饮淋漓，醉倚庭梧，听曲作乐。白日已尽，继之以夜。没有限制，没有忧愁，任凭诗意的想象自由飞翔，诗人的个性得到舒张。真正是“当时意气凌寰宇，湖海诗声万人许”。也许作为诗歌作品，其中的描绘不免夸大其词，但那时生活的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应该是真实的。在孙蕡与王佐的联句之作《琪林夜宿联句一百韵》中，二人再次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雅结南园社，狂为北郭行。山风红苾拨，野日锦繁缨。博带皆时彦，高筵即上卿。柳塘时睡鸭，杏圃暖啼莺。南内霓裳曲，梁川雁柱筝。风流追谢朓，俊逸到阴铿。刻烛催长句，飞筹促巨觥。欢娱随地有，意气札霄峥。”[2](卷八)可知南园结社时之欢快惬意之景况。
然而，先是元末的战乱摧折了这诗意的生活。入明之后，他们认为遇到了太平盛世，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因而纷纷走出岭南而投入急需人才的大明朝廷。但是，他们无论是做官还是隐居，在入明之后几乎均遭逢到巨大的人生挫折，不幸者送掉性命，侥幸者也备受贬谪磨难。于是，南园便成为他们美好的精神家园，成为记忆中自由的象征。朋友在外做官，孙蕡思念着园中再会：“展席芳醑陈，开觞群物妍。顾瞻失俦侣，高情寄所宣。驰思望远人，乃在伊洛壖。贤劳事会计，日昃不遑安。聊复纵长吟，引领希令言。何能此会合，宴乐舒我颜。”[2](卷一)他自己出仕至金陵，就想象着与朋友再回南园，所谓：“友于事燕集，物候方阳和。酌酒南园上，与君同笑歌。”[2](卷一)他仕途不顺时，便渴望回到南园：“故人今不见，孤客倩谁怜。事业清时困，名声旧邑传。紫髯风猎猎，纱帽月娟娟。傥遂幽园约，琴樽共晚年。”[2](卷一)甚至在怀念朋友时，没有任何原因地便会梦回南园：“绿杨阴下玉骢嘶，丝络银瓶带酒携。梦入南园听夜雨，不知身在蒋陵西。”[2](卷一)其实不仅是孙蕡，其他南园诗友也多有同类诗作。黄哲有诗怀孙蕡曰：“花开上苑啼鹦鹉，草绿南园泣鹧鸪。”[7](P151)作者尽管没有否定在朝为官的荣耀，但无论在京中如何获得“辞赋争夸楚大夫”的文名，还是不如回到那遍地绿草的南园。李德仅留下40首诗作，便有3首写到南园。其《济南寄孙仲衍》曰：
南园虚夜月，风景罢登临。巩洛成尘迹，青齐入苦吟。升沉凋壮节，匡济负初心。薄宦容有得，宁辞雪满簪
李德离开了南园，犹如失去了好友。空有皎洁的明月，美好的风景，却已不再有人登临鉴赏。可谓空有良辰美景，已无赏心乐事。眼前所有只有风尘仆仆的宦途奔走，宦海浮沉逐渐消磨掉雄心壮志，从而辜负了匡济天下的初衷。然而他又不能南归家乡，重睹南园，故不得不自我安慰：“薄宦容有得，宁辞雪满簪。”其实，南园永远是他们不能忘怀之地，永远是他们慰藉失意心灵的良药。其《寄孙典籍仲衍》曰：
南园草色参差绿，忽忆佳人美如玉。玉堂挥翰事成陈，草屋悬灯照幽独。江湖狂客未言归，翘首东南泪湿衣。何时净拂青溪石，与尔横竿钓落晖。[7](P105)
南园的美景好友与官场的失意孤独构成了强烈的人生反差，遂形成了他“翘首东南泪湿衣”的现实感受，并渴望能够“何时净拂青溪石，与尔横竿钓落晖”，重温那昔日的诗意生活。的确，南园在他的心目中成为抹不去的美好记忆，其《忆南园》一诗，也许最能代表此一文人群体的集体印象：
南园蝴蝶飞，绿草迷行迹。青镜扫长蛾，娟娟弄春碧。锦屏千里梦，寂寞愁芳色。小字写长笺，鳞鸿坐相隔。[7](P103)
正是由于他们这种反复的美好回忆，使得南园成为像玉山草堂那样的雅致园林，使得南园诗社成为如北郭诗社那样的诗学流派，使得南园五子成为如吴中四杰那样的著名诗人。其流风所及，沾溉久远，至嘉靖、隆庆时，又有所谓的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与李时行等后五子崛起，“继南园以结社，振诗学于式微，秉帜吟坛，风骚不减前代。”[10](P171)清人陈田在读到孙蕡《南园歌》时，依然感慨万分地说：“读此诗，可想见南园风雅之盛。迄今游岭海者，诧为美谈。”[11](P200)其实，如果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景，其结社的规模、参与的人选以及持续的时间都很难与顾瑛的玉山草堂相提并论。在孙蕡等人对南园诗社的美好回忆与热情咏叹里，其实包含着更为深沉的历史内涵。南园五先生政治遭遇不完全相同，诗歌创作的水平也各有高低，但他们都经历过元末的隐逸生活，都有山水的爱好与诗兴的追求，可以说他们从本质上是一群具有艺术气质的文人，所以他们能够以集体方式结社以饮酒赋诗。他们当然也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也有建功立业的愿望，因而在一个新朝崛起的过程中大多数人能够踏上仕途，以实现自我的人生理想。然而，以他们自身所拥有的诗才去承担明初繁重平冗的政务，以自由舒展的个性去面对严酷苛厉的政治，因而必然遭致悲剧的历史命运。对此，《明史窃》的作者，岭南后学尹守衡有过一段精彩的议论：
五先生皆生元末，当其笑傲骚坛之上，睨视一世，何物冠冕可得撄其怀抱哉!真主一出，二三君子遂乃共庆风云，弹冠并起。孙仲衍、黄庸之咸被知遇。而蕡也旋输左校，旋戍辽东，竟以三寸之管自殃其七尺之躯;哲也东平一疏，旋斥旋返，竟亦不能自逭于三尺之法。至乃诵蕡《绝命》一词，直将驱使大雅以豁至怖，盖令人千载有余慨哉!王彦举给事黄门联珂玉署，应制操觚，润笔余钞，犹得持归以了江头酒债，有光林壑，如更迁延帝乡，将恐仲衍余波来及人矣。李仲修跃起贤科，栖迟散秩，壮心不任牢落，每念登高能赋，何失其为大夫?晚复依依一片寒毡，盖亦无聊之际，托之以自扩云耳。方数君子把臂豪吟，人人气厉九霄。至于一堕风尘，魂销白日。伯贞先生自谓南园风月，没世享之，蜂虿起于怀袖，卒以客死。人言诗人能泄造化之秘，为真宰之所默仇。岂其然乎
是的，此处所说的“南园风月”就是对其失去的隐逸生活与诗意人生的高度凝练，或者说是一种高度理想化了的昔日回忆。因此，与其说是元末的南园生活更富于诗意，倒不如说由于明初政治的严酷与沉闷，以致显示出元末生活的自由闲适与饱含诗意。从此一角度讲，我以为南园诗社与北郭诗社具有同样的诗学史意义。其中蕴含着边缘化政治地位与隐逸求乐，理想化追求与人生限制，战乱之痛苦经历与一统天下之政治失落等富于张力的多层面历史文化内涵。从诗学的角度讲，则昭示了文学审美与政治运作的错位与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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