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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以发展的眼光、超越的意识重新评审朱淑真,首先指出人们对朱淑真女性意识认识上的偏颇,其次指出其女性意识中的本真特性::本真的女性审美视角、本真的女性审美感受及本真的女性审美表现,对其女性生命情感形式和心灵情感世界作一番探讨,从而肯定朱淑真作为女性文学典型代表的杰出成就及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关键词 朱淑真;断肠集;女性意识;本真意识

  在词的发展史上,一提起著名的女词人,人们首先想起的便是两位:李清照和朱淑真。她们的代表作《漱玉词》和《断肠集》被誉为中国女性文学代表之双璧。历史上对他们的评价曾经是等量齐观的:“古妇人能辞章者,如李易安,孙夫人辈,皆有集行世,淑真继其后,所谓代不乏贤”(陈霆《清山堂词话》);“李清照《如梦令》写出妇人声口,可谓与朱淑真并擅词华”(李攀龙《草堂诗余隽》);“《漱玉》《断肠》传绝调,是千秋绣阁填词祖”(吴灏《闺秀百家词选》),可见,俩人同为宋代的“闺阁隽才”(况周颐《断肠词跋》)。然而,虽然朱词在当时就广为流传,“朱淑真才色冠一时”(陈霆《清山堂词话》),于后世却少为人知,李清照却于后世声名卓著,以致于陈廷焯、王灼等人明确地给她们排了座次:“朱淑真词风致之佳,情词之妙,直可亚于易安。宋妇人能诗词者不少,易安为冠,次则朱淑真,次则魏夫人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易安)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至此,此类评价便成定论,被后世的学者们普遍接受。即使是现今流行的文学史也很少提及朱淑真的名字,对李清照却大书特书,这其中的缘由不得不另人深思。

  一、对女性意识的界定与反思

  一方面,由于历代延误,关于朱淑真的生卒年代、籍贯、家世及爱情婚姻等基本情况,学术界仍争论不休,没有定论;另一方面,由于手稿被焚,“今所传者,百无一存”(魏仲恭《断肠诗集序》),造成了研究上的难度,使人们对之望而却步,使得后世对她的研究和评价一直未有突破,朱淑真没有象李清照那样在文学史上取得声名煊赫的地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然而,笔者认为,这其中最大的一个缘由,乃是中国文学批评一贯之传统:以男性文学标准来衡量女性文学之优劣,以儒家诗教观来评判文学作品之价值。于是,越是坚持抒写女性心灵,表现女性的独特风格,越是遭受到不公正的苛责和贬损;越是偏离男性文学的评价标准,脱离儒家诗教的批评范畴,就越是遭到不应有的诋毁,甚至是诽谤。朱淑真,这一位大力讴歌女性真正内心情感世界的女诗人、女词人,便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

  封建男权社会强大的男性权利话语,排斥了女性的参与,也淹没了女性的声音。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中国男性文学史。与阵容强大的男性作家群相比,女性作家的数量屈指可数。即使有,她们的作品在男性中心文化的威迫与贬损下,也表现出对男性意识的依附,成为非女性意识的女性文学,如班昭、宋若莘之流,写出禁锢女性的《女诫》、《论语》,或若李冶、鱼玄机之辈,写出的应酬谴兴之作,其本质仍是服务于男权社会的男性文学。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李清照。

  李清照的成就有目共睹,其声名堪与男性文学大家相颉颃。李调元“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之类的赞语,奠定了她在男性词坛上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她那把身世飘零之感融入国破家亡之痛的抒写,表 现出神骏的大丈夫气概,更是令男子汗颜。由此,历代的评论家对李清照的肯定,大多是着眼于其雄健的气魄、男性的气概,而不是着眼于其身为女性的细腻、反观自身的深刻及女性的闺阁气:“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沈曾植《菌阁琐谈》);“清照虽女子,而词格高秀,且与周、柳抗行”(永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集部词曲类》);“葛长庚词脱尽方外气,李易安词却能脱尽闺阁气”(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可见,人们都注意到了李清照身上的男性化气质,肯定的也是她那些男性化倾向的作品,李清照的被表彰正是因为她的作品暗合了男性的诗风、词风,对士族文人所不齿的“闺阁习气”作出了很大的超越。这从她偶尔出现的闺阁之气的作品受到人们的批判(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七:“出于小听挟慧,拘于气习之陋,而未适乎情性之正”),也可得到有力的反面论证。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自从孔子提出了诗的“兴观群怨”说以来,中国历代文学史上重比兴寄托的“言志”之作一直是大行其道,而那些“独抒性灵”的“娱情”之作则难登大雅之堂(这从词的发展体现地非常明显),这充分反映出了中国传统诗教中渗入的政治标准、伦理标准、道德标准等,而本应置于第一位的文学标准则往往为人所忽略。我们承认,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作家,但男性评论家对她的接纳恰恰说明了她不能作为纯粹的女性文学的代表,女性作家的作品是否称得上是女性文学,性别不能决定一切,而主要是看她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特定时代女性特有的生活方式,是否真实地展现了女性独有的内心世界;女性作家的意识是否称得上是女性意识,也并非是女性所具有的意识就是女性意识,而是要看女性作为与男性相平等、相依存的一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反映这一群体真正的特质,而不是依附于男权社会男性意识的非女性意识。此乃其一。其二,从读者审美接受的角度来讲,千百年来的封建道德教化,也造成了读者阅读中的偏见。正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孙康宜所指出的,同样是写情诗,男性文人往往通过虚构的女性角色,达到自我掩饰或自我表现的目的,在无形中进入了“性别越界”的联想,使他们带上了性格的面具;而面对一个女性作家的作品,读者往往视之为作者本人的自传,不会朝虚拟的方向作多方面的阐释,这种偏见导致了许多读者对女性作家,特别是感情表达较为直露的女性作家不公平的道德评判。朱淑真,历史上这么一位伟大的女性作家,便是这双重偏见的牺牲品。

  所幸,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朱淑真的研究逐渐增多,其中不乏有高度评价朱淑真的作品。同时,随着读者群鉴赏水平的逐渐提高,受封建道德教化思想束缚的不断削弱,人们对朱淑真及其作品的观念正在改变。然而,学者对朱淑真的接受和评价更多地是着眼于她的主体意识、反抗意识、平等意识等男性意识主导社会下的女性意识,读者对朱淑真的接受和评价更多地是着眼于她的可悲可叹的身世,而仅仅是不把她贬为“淫女”。

  抛开男权社会的一切禁忌和束缚,单纯地以女性文学的角度出发,与李清照相比,朱淑真的“闺阁气”便要浓厚得多了。她以女性的敏感、细腻和灵气去观察生活,因而在抒写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感受上,有着女作家特有的口吻声情。这表现出她不愿依从男性为她们设定的角色,而要跳出来为女性争取自由独立和话语权利。与强大的男性中心话语相比,这只是喃喃细语,甚至一出现便被淹没在一片非议声中。但终究,她能以本真的女性身份,将敏感的心灵和如火的激情投放在作品上,为人们展示了一个细腻而又深刻的女性心灵世界,给读者带来了真正的精神上的震撼。如果我们单纯地从文学审美的角度,抛开男权社会强加于女性的一切不公平待遇,来了解朱淑真,是否在她的可敬可叹的后面,发现她更为可亲可爱的一面呢?

  二、本真的女性审美视角

  作为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封建知识女性,朱淑真自幼就接受了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与熏陶,一方面造就了她“幼警慧、善读书,工诗,风流蕴藉”(田汝成《西湖游览志》)的品性,为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传统伦理道德规范的“幽娴贞静”、“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班昭《女诫》)的模式不能不对她产生影响。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有一般女性所共有的敏感、细腻、多愁善感,表现出明显的阴柔美。朱淑真是典型的闺阁中人,生活环境淡雅纯净,生活领域极为有限,平常只能流连于闺阁、楼台、草阶、花院,因而她的诗不可能象蔡文姬、李清照那样具有广阔的社会生活阅历,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同时也是她的一个独特的优势:使她能以一个真正女性的身份,从女性的审美视角出发,来审视她的周围,表现她的情感。“她不似男性笔下只作被观赏对象的闺阁佳人,而是以情怀的自然抒发,以自己独特观察和感觉印象为重”[1](72),这就决定了其女性文学的纯粹性,全然不同于男子作闺音的隔靴搔痒,也不同于女性文学男性化的人格分裂。试看其《浴罢》诗:

  浴罢云鬟乱不梳,清癯无力气方苏。坐来始觉神魂定,尚怯凉风到坐隅。

  题材是平凡的、琐碎的,前代文人(主要是男性文人)早已用他们的彩笔描绘出了一幅幅浓艳的“浴后美人图”。如果说,这首诗的题材仍然不脱“艳情”范畴的话,那么,它带给我们的决非是“艳情”的审美感受。康正果先生也发现了男女笔下咏浴诗的不同:男性诗人的咏浴诗常常将诗中人“作为看的对象歌咏……因而笔下的美人仿佛在表演洗澡的动作”,“而朱诗的诗题也许来源于咏浴的母题,但诗中所写者已非被咏的‘他人’,而是作者本人的感受……诗中写了她出浴之后的虚脱、怕冷和弱不禁风的感觉,不但无香艳的魅力,而且内容显得很琐碎,给人一种‘出笔明畅而少深思’的印象,但它更接近闺中人的真实感受。”[2](330)可谓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

  与男性文人的闺怨诗相比,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女子的心态、情绪明显地显现出另一种意义,那就是,它不再是作者对独立于自身之外的客体的主观描摹和表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作者自身形象、自身情感的直接外化。在这一点上,朱淑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朱淑真因其女性意识觉醒得早,个人生活又诸多磨难,使她能以女性的敏感、细腻和灵气去观察生活,因而在抒写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上,有着女性作家特有的口吻声情,作品中表现出的人物情态的生动、心理活动的细腻都是男性作家无法企及的。如《菩萨蛮·秋》:

  山亭水榭秋方半,凤帏寂寞无人伴,愁闷一番新,双蛾只旧颦。

  起来临绣户,时有疏萤度。多谢月相怜,今宵不忍圆。

  这是诗人抒发寂寞情怀,思念情侣之作。月圆人圆,生活幸福美满,月圆人不圆,乃人生之缺憾,面对孤苦无伴的词人,连月亮都不忍心团圆!词中化用苏轼的“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之句,但反用其意,悲苦之情袒露无遗。只有寂寞深闺无人倾诉的女词人,在爱情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才能有如此敏锐的体察和如此深细的感触。

  从女性的审美角度出发,把视点聚焦于极细微的事物上,来摄取自己独特的感受,这样的诗句在朱淑真的诗集中随处可见。如“风静窗前榆叶茂,雨余墙角藓苔斑”(《暮春三首》),“静数飞萤过小园”(《暑夜》),“静看飞蝇触小窗”(《西楼寄情》)等,写的是闲适心境下目光所及的一种幽静环境,虽然无甚深意,却可以感受到那微细的心绪与极度岑寂而有些晦暗的心境。如果不是一个被幽闭深闺无聊无助而无所事事的可怜女子,不是出自于女性本真的审美角度,又有谁能留意于这微小的苔藓,又有谁能呆立良久来静数飞萤呢?

  三、本真的女性审美感受

  长期以来的文化心理积淀,造就了中国女性纤弱、细腻、温柔的品性,她们善于以自己独特的角度、独特的感受来发现外界的细微变化,捕捉心灵的微妙律动。朱淑真尤其如此,她把笔端伸向心灵的每一个角落,细细剖析,让读者把握到她心灵的悸动。细看其《减字木兰花》:

  独行独坐,独倡独酬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摸着人。

  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此词是表现惜春伤怀的主题,感叹大好春光中的孤独之情,鲜明地坦陈了作者的情感倾向。首先,开头五个“独”字劈空而下,冲口而出,词人积郁在心头地愁苦犹如江河决堤,滔滔千里,一发而不可收,在读者头脑当中印现出一位百无聊赖地“孤苦”女性形象。再写无心妆扮的“此情难见”相思之苦,呼应“伫立伤神”,道出愁苦之缘由。最后叙事,也是抒情,表现辗转不寐、剪弄灯花的无奈之举。全词辞情恳切,沉哀入骨,一个在封建礼教禁锢下的女性的痛苦心理和愁怨神情,写得真切细微、栩栩如生。可以设想,没有真切的女性体验,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哀伤凄切的“断肠”之作的。

  朱淑真的诗集题名为“断肠”,是魏仲恭在搜集整理朱淑真的诗词时根据诗中到处弥漫的伤感悲观的感情基调命名的。朱淑真喜用感情色彩极浓的词写自己的情绪,诗中多处直接用“断肠”“愁”“恨”等字,如“梨花细雨黄昏后,不是愁人也断肠”(《恨春》);“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黄昏”(《秋夜有感》);“满院落花帘不卷,断肠芳草远”(《谒金门》);“似蔑身材无事瘦,如丝肠肚怎禁愁”(《秋夜闻雨》);“消破旧感凭酒盏,去除新恨赖诗篇”(《春霁》)等,这如山似海般浓重的情感表露很好地概括了朱淑真诗词的审美情感倾向。究其原因,不仅仅是由于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情感折磨与痛苦,使她用诗词来宣泄自己的不平与愤恨,更主要的,是诗人所持的本真的创作目的,她的愁恨本之于情,形之于色,不掩饰,不遮藏,不淡化,用浓情重笔抒写愁怀,所以她的诗词大多流露出一种愁苦的审美感受,令后世读者感叹不已,不禁痛其苦,哀其遇,怜其才!

  如此本真的女性审美感受来自于诗人纯粹的创作目的,即诗歌创作动机的自发性与随意性。朱淑真在《〈掬水月在手〉序》中说:“文章翰墨之能,非妇人女子之事,性之所好,情之所钟,不觉自鸣尔”,她的创作,只不过是为了消长日、去新恨、遣旧愁的“不觉自鸣”,这可以从她的大量诗句可以看出:“消破旧感凭酒盏,去除新恨赖诗篇”(《春霁》);“耽滞酒杯销旧恨,禁持诗句遣新愁”(《诉春》);“诗书遣兴消长日,景物牵情人苦吟”(《早春喜晴即事》);“情知废事因诗句,气习难除笔砚缘”(《暮春》三首其二);“孤窗镇日无聊赖,编辑诗词涂抹看”(《寓怀》二首其一);“浴罢晚妆慵不卸,却亲笔砚赋新诗”(《雨过》)等等,可见,诗词对于朱淑真来说是消愁遣恨所需,是她在百无聊赖的深闺生活中竭力寻求的精神寄托和生活点缀。正因为诗词对朱淑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此,与封建文人以实用为目的或抒发高远的怀抱而写诗有所不同,她的诗词创作是本真的、自发的、随意的。

  同样是写爱情,深受儒学影响的中国正统文人笔下的爱情往往曲折隐晦,每每附上“经夫妇,正人伦”的道德教化色彩,或是“美人香草”的君臣之义的政治寄托含义,或是“男子作闺音”,以女性的口吻来写怀春、相思之情。需知,如果从主体感受的真实性、细腻性上而言,作闺音的男子再怎么体贴模仿,又怎如女性诗人自道心事、自陈情感来得真挚感人呢?更何况,男性诗人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助于男女之情来写自己的怀才不遇或是理想抱负的,如曹植的《美女篇》就是借助汉乐府中采桑的母题抒发他怀才不遇的苦闷心情的;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借助于描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来抒发对“安史之乱”的政治反思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文人一致认为,堂堂七尺男儿应为国为家,不能沉湎于儿女私情,所以他们总要在言情之作里寄托点风雅精神,认为这样才是寄兴遥深,才是境界阔大。对此中现象,朱自清曾经感叹:“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3](94)说得再进一步,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且能以女性的本真角度,真实大胆地坦陈自己内心世界的,更是绝无仅有。但毫无疑问,,朱淑真就是这绝无仅有的一位。

  四、本真的女性审美表现

  如前所述,朱淑真的生活环境相对狭小,“闲”是其生活情调的主要特征之一,并由此而生“愁”、“恨”。据统计,《断肠集》中共出现“闲”二十五处,“愁”近八十处,“恨”约二十处,这使人感到一种深沉的抑郁浸润其中。这些发自肺腑的愁恨,是那个鄙视妇女的封建社会特定环境下的产物,是以往封建文人墨客所不能感受和体验的。因此,《蕙风词话》评其词曰:“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她不仅以本真的女性意识表达出对世界的看法,更以少有的女性的坦率与大胆,坦陈出自己的赤诚之心。试看其《生查子·元夕》: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稍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在词中,她不仅倾吐出内心的秘密:“天易见,见伊难”,而且还毫无遮掩地写出了与情人私会、赏灯以及别后不得相见的惆怅痛苦。这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社会里,是为卫道者所不容的离经叛道的行为,直露本真的情感表达方式也与传统诗论所强调的“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相违背,因此招致了“笔气不能敛藏,则直而无含蓄”(钟惺《名媛诗归》卷二十),“词则佳矣,岂良人家妇所宜耶!”(杨慎《词品》)之类的批评与非议。表达最为直露的还是她的那首《清平乐·夏日游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荷上路,一霎黄梅细雨。

  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这首词从湖上漫游的闲适写到旖旎缱绻的欢聚高潮,再由此甜蜜欢聚写到分离归家后的苦思眷恋、芳心无所依托的失落惆怅,把情感的高低起伏、抑扬顿挫,表达得惟妙惟肖。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还是朱淑真抒发情感的率真上,朱淑真以闺阁中人,公然地与意中人“携手”,“和衣睡倒人怀”,这样的“风月之事”,即使是男性诗人也难以启齿,而朱淑真却本着女性的角度,不仅表现出了热恋中女性的细腻与温柔,且能从容道出,感情的表达毫无拘束,贴近普通人的思维模式,少了文人的矫揉造作,实千古未有之笔。较之李后主“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菩萨蛮》)的娇羞偷情,李清照的“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亲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浣溪沙》)的羞涩矜持,别有一番坦荡的迷醉情浓沉浸于其中。 故吴蘅照在其《莲子居词话》卷二云:“淑真‘娇痴不怕人猜’,放诞得妙”,并称赞她“善于言情”。若朱淑真地下有知,必将吴蘅照视为生平一大知己。只可惜,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观下,这类异性知音实在是太少了。

  朱淑真并非不懂得“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朱彝尊《词综发凡》)的说教,但还是我行我素地描述“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的痴情女子形象,因此钟惺批评朱淑真的诗词:“笔气不能敛藏,则直而无含蓄”(《名媛诗归》卷二十),所谓的“含蓄”,也就是儒家传统诗教所提倡的“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朱熹《诗经集注》),这就要求诗人淡化自身的情感而创造出一个幽微淡远的意境来,但这种片面追求意境冲淡之美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却削弱了抒情主人公的情感真实性,失去了自然本真的情感表露带来的强烈感人、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若我们还是仅仅着眼于诗词的表现技巧去批判朱词的“直而无含蓄”,那么,未免有点舍本逐末。所幸,我们现在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从女性文学这一角度出发,抛开男性评价标准,那么这些过浓的情感表现正是女性文学应有的本色。”[4](74)这也是女性文学能够打动读者心灵的根本原因,更是女性文学能够与强大的男性文学相抗衡的强有力的武器。

  朱淑真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又是觉醒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又是辉煌的一生。一部《断肠集》,真实而全面地展示了一个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热烈追求个性自由甚至不惜以死抗争的女主人公形象。她在普遍的女性迷失了自我的时候,冲破男权社会的种种藩篱,振臂高呼,以清醒的本真意识向世人宣称女性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的存在,以及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中,女性应有的权利和地位。正如黄嫣梨女士所说的:“女儿家的娇痴,不是朱淑真的全部面目;女儿家的慧眼,及通过此慧眼却洞悉的世情冷暖、生活悲酸、社会不平、人生险诈等等的成熟心态,才是朱淑真的真面貌、真性情。”[5](198),正是通过她本真的娇痴情态,向我们展示出了一个真实的、全面的女性内心世界,朱淑真的女性形象,在我们的头脑中应该重新塑造,朱淑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应该重新加以评定。

  参考文献:

  [1]胡元翎.论朱淑真诗词的女性特色〔J〕.文学遗产,1998,(2).

  [2]康正果.风骚与艳情〔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3]朱自清.朱自清序跋书评集〔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

  [4]胡元翎.论朱淑真诗词的女性特色〔J〕.文学遗产,1998,(2).

  [5]黄嫣梨.朱淑真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黄红日(1971-),男,浙江淳安人,硕士,讲师。

  (丽水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丽水323000)

  转自《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6月第27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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