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用骚声作赋
郭新庆
与质朴的论说文不同，骚体主要用于抒发情感。柳宗元贬在荒蛮，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其身为囚徒，志不得通。而骚赋如诗如乐，谈天说地，任其挥洒；引典设喻，神鬼怪力，浪漫不忌；其韵其声，能发能收，波澜起伏；这让柳宗元在特定的人生困境里能尽情地抒情达意，创造了有唐以来骚赋没人能企及的高度。《吊屈原文》和《惩咎赋》是柳宗元骚赋的两篇代表作，一篇作于贬永州的途中，一篇书于在永州的元和二年(807)。这是柳宗元心情最痛苦的时期，心中蕴积的的怨愤，求通而未得，口欲言又不能。而骚赋之音恰好让柳宗元得到了舒缓心志的目的。柳赋写的精美绝伦，用韵尤妙，其哀怨之声悠长，愤悱之气荡肠。楚韵骚声，尽情发泄。
柳宗元在贬永州途中，浮湘水，过汨罗，所经之路皆有屈原遗踪。当年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时曾作《弔屈原赋》，以祭悼屈原。柳宗元在途经汨罗江时，追昔抚今，望江兴叹，忆千余年前在此投水的屈原，思自己与之相同的不幸遭遇，感慨万千，随即仿贾谊用屈赋样式作《弔屈原文》,这是柳文骚体的名篇。宋末元初的诗人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五说：“贾谊获罪于汉，投文汨罗以弔屈原，皮日休不用于唐，投文沅、湘以悼贾谊。贾之见谗，似屈之忠。日休不用，似贾之投闲长沙，泄其忠愤，可悲已。”贾谊《弔屈原赋》是申述遭贬委屈之作，这是汉代“士不遇赋”第一篇。汉初临秦，贾谊的赋写的很直白，其中有云：“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衰哉兮，逢时不祥。鸾风伏窜兮，鸱鸮（猫头鹰）翶翔。阘茸（卑贱；低劣）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比喻不得正道而行），方正倒植。”屈原处战国时代，可以周游列国，当时君可择臣，臣亦可以择君。汉唐是大一统天下，为仕者遭贬就无处可躲藏了，读书人怀才不遇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柳宗元是个内向的人，又不善申屈，他借弔屈原而感伤自己，其声长而语悲。屈原是距柳宗元千余载的古人，其生卒年不可考，可据史料推测，他投汨罗江时应已过六十岁了。屈原是楚国的贵族，曾辅佐楚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其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他在同反动贵族子兰、靳尚等人斗争中，遭谗去职。顷襄王时，被长期放逐在沅、湘流域。后来首都郢被秦兵攻破。一个疯疯癫癫的老人，复国无望，沿湘水呼号着，最后投水而死。柳宗元文中抨击楚国的保守势力，颂扬屈原的爱国精神。相同的遭遇，一样的情操。同样渊博的学识，虽隔千载，在声长而语悲的辞赋里，两人仍象知音一样交汇在湘水之上。屈原一生，忠而被谤；柳宗元为国为民也遭此运。触景生情，望着静静流淌的汨罗江，柳宗元眼前顿时浮现出疯癫诗人的影子，好像听到古贤呼天喊地的声音，一时间似触电把两个伟人连在了一起，柳宗元弔古自弔的诗文像江水一样从胸中喷出。“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柳宗元慨叹现在的官员没有一个关心国家的好坏和兴亡。文弔古人，实则自弔。“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悃愊兮，蹈大故而不贰。”柳宗元说，无论穷困还是得志他都不会改变，始终坚守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做人的行为准则。他要向屈原那样忠心耿耿，就是死也没有二心。此文用比赋体，而杂出于风兴之义。章士钊读《弔屈原文》说:“熟读此文，足见子厚骚学本领，骚意亦同屈原一致。”
贬放到蛮荒永州的柳宗元，窜斥崎岖蛮瘴间，湮阨感郁，一寓于文，为《离骚》数十篇。《惩咎赋》是其中的华章之一。柳宗元来永州不久，元和元年（806），母亲卢氏就病故了。《惩咎赋》说：“逾再岁之寒暑兮，犹贸贸（眼睛昏花的样子）而自持。”据此，自守丧至服除，为元和三年（808），此赋当在是时仿《楚辞•远游》作的。《新唐书•柳宗元传》载此赋，并有注说：“宗元不得召，闵悼悔，念往咎，作赋自儆（警示）。”认为这是悔罪之作。后人多为柳宗元等人参加王叔文集团获罪感到怜惜。按字面解，咎，过错，过失，罪过。惩，惩罚，责罚。朱熹《楚辞后语》卷五引晁补之曰：“惩咎者，悔志也。其言曰：‘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不偏）。’后之君子，欲成人之美者，读而悲之。”这是惩咎说。可无故遭贬，何罪之有，责罚何过。有人主讼冤说，而非惩咎说。细品柳文，《惩咎赋》虽以“惩咎”命赋，实则反之。此说比较公允。《惩咎赋》表面看是自儆，责罚自己，实则怨之，愤之。近七百字的《惩咎赋》，步屈原楚骚，通篇用韵，九段九韵，声情激越，令人百读不厌。柳宗元寻古索源，慨叹时事。他伤感志向受到谴责，痛心追慕先贤不为人解。回顾永贞革新，柳宗元怨而不悔。“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他说自己认定的目标就要勇往直前，绝不三心二意。“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柳宗元不顾及自己的利害，一心专注认定的道义。他说自己对妒嫉陷害不存戒心，依然痴心推行革新主张。可惜革新遭遇困境，革新派执政时间太短了。当时危机四伏，诡秘凶险，形势象天地不交、万物不通一样没法挽回了。革新失败后，柳宗元等人遭“祸谪”，“又幽栗乎鬼责”，他说自己象在地狱里受阴鬼责罚一样。夜里“惶惶”不眠，白天胆战心惊，像被追杀的獐鹿一样不得安宁。在贬途中，渡洞庭湖，索湘水，一路听“哀猿”鸟号，身在船上人却如“形魂”，灵魂和身体都失去控制，任其漂流。来到永州，又遭丧母之痛。柳宗元“哀吾生之孔艰兮”，想到自己要“为孤囚以终世兮”，“惟灭身(指死)而无后(没子嗣)兮”，痛不欲生。总结自己遭这样的罪罚，柳宗元认为他不同那些世俗小人同流，又不肯放弃自己的志向，受排挤，遭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口无遮拦，心直口快，也是他遭祸患的原因。即使这样，他也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他要从失败中吸取取教训，“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偏斜)”。清林纾说：“此万死中挣出生命之言，……正以一息尚存，仍能自拔，归于君子之林，此柳州之所以成豪杰也。”柳宗元认为，世间万物顺应时势变化才得安宁，治世之道刚柔相济，有张有驰，才不违背事理。他要“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这里说的“中”，就是他一生遵循的大中之道。这样做了，死在“蛮夷”，他也不后悔；反之受“显宠”，对他也是没意义的。柳宗元篇尾呼喊说:“配大中以为偶(偶像)兮，谅天命之谓何！”用大中之道作人生准则，天命又能把我怎么样！屈原《离骚》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柳宗元和屈原两人追求人生理想和至死不屈的为人性格何其相似啊！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奇特，象神力复制似的，把相隔千年的古人定格在一起。这那是自儆，惩咎，分明是向恶势力和皇权宣示自己抗争到底的决心。
柳宗元作骚赋，浑然天成，看不出半点斧凿的痕迹。文中“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前烈而不颇”这样的句式，与屈原《离骚》：“举贤而授能兮，寻绳墨而不颇”相同，可柳宗元随性化于文中，不专心翻检，谁会觅到它们的踪迹。后人有的把柳文说成是贬文，哀哀切切，似有不肖，其实这都是庸人之见。唐代视贬吏如罪囚，柳宗元曾在各种场合述说过。遭不白之冤的柳宗元，长年身处蛮荒之地，冤屈难明，发声泄怒，有何不妥，这是对恶势力的控诉和抗争。没有这样遭遇的人，怎会理解柳宗元气节的高洁。柳文可概括为三个字，就是明、愤和娱。明是文以明道，即用文辞褒贬时政，兴利除弊，这在柳文里随处可见。愤是愤世之作。娱是以文娱乐，在山水间舒缓心志。柳宗元写哀情，是哀而不卑，怒而不露，内惠外穆，一幅谦谦君子的模样，至死都没改变，这是韩愈不能比的。
《惩咎赋》仿楚辞，气格高远。不但全篇用韵，又层层相应。其情悲而愤，其声悠而远。这是呼喊，这是抗争。柳宗元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世人，受惩咎的应是那些诬陷他的人。林纾《柳宗元研究法》说：“（《惩咎赋》）音节甚高。赋色甚古，说理之文，却能以声容动众，亦云难亦。”章士钊说：“以骚赋而论，韩乃天然缺陷，无法与柳争一日短长。”清李调元《赋话》卷九说：“唐人惟柳柳州可称骚学独擅，故《惩咎》、《闵生》，足胜昌黎《复志》、《闵己》。”
柳宗元工为诗骚，《平淮夷雅》是诗赋的代表作，明孙琮《山晓阁撰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一称之为“大雅之作”，明陈子龙称之“一代乐府”，故而刘禹锡在编《柳集》时把它置于首篇。《平淮夷雅》作于元和十三年（818），与韩愈《平淮西碑》应是同时之作。诗文说的“淮西”是指藩镇彰义军之地，因藩镇居淮蔡，故称淮夷。韩愈《平淮西碑》说：“蔡帅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百家注引孙汝听曰]自吴少诚、少阳，至元济，凡五十年。这是说吴氏藩镇已有半个世纪不听命于朝廷。[韩醇诂训]载之说：“淮西，彰义军也。德宗贞元五年（789）拜吴少诚为节度使。十四年（798）反，诏诸道兵讨之，其弟少阳自为留后。宪宗元和九年（814），少阳死，子元济为表请主兵，不许，遂有反谋。”元和十二年（817）七月，宰相裴度充淮西宣慰处置使，以韩愈为行军司马，平叛吴元济。十月，李愬自文城，冒大雪疾驰百二十里，夜半至悬瓠城，破其门，取吴元济以献。淮西叛乱平定后，柳宗元作《平淮夷雅》二篇奉献朝廷，并作表附进。
柳宗元《平淮夷雅》受历代称颂，究其原因，“以雅故也”。《平淮夷雅》里《诗》风、《书》雅之气飘散。《谈薮》云：“论柳文者，皆以谓《封建论》退之所无，《淮西雅》韩文不逮（不及）。”陆梦龙《柳子厚集选》卷一称柳宗元《平淮夷雅》“有彝鼎气”。所谓彝鼎，是指古代祭祀用的青铜礼器。注曰：“彝，常也，谓鍾鼎为宗庙之常器。”古时谓祭祀为国之大事，是要和天地、祖宗对话的，其仪式典雅庄重。而用“有彝鼎气”说诗文，是对诗文的最高评价。《诗经•大雅•烝民》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说人民把握事物的常理，自然会喜爱美好的品德。而文之秉彝，好是古风。诗文典雅，鍾鼎之气尽显。柳宗元的《平淮夷雅》就像庙堂里的鍾鼎一样千百年来仍然音色不衰。
元和九年(814)平淮西吴元济之乱，是宪宗朝平藩最重要的一次战事。因平乱打的很艰苦，朝中屡出休战之声。《新唐书•裴度传》说：“讨蔡数不利，群臣争请罢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时去，且为大患。’唯度请身督战，俯伏流涕曰：‘臣誓不与贼偕存。’即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彰义军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裴度赴淮西时，上御通化门送之。
裴度抗藩平乱的政治态度一直是很坚决的，他在宪宗朝多次平藩乱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裴度为人很正直，元和十年（815）柳宗元等人再遭贬时，裴度仗义帮助过刘禹锡。长庆中，元稹借宦官监军崔潭峻之力，升知制诰，拜同中书门下事为宰相时，裴度不惧得罪宦官，弹劾罢免了元稹。韩愈与裴度交好，也主张平藩，被裴度表为行军司马。临行前，裴度对宪宗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未授首，臣无还期。”“帝壮之，为流涕。”裴度很器重韩愈，平淮西之乱时用他为行军司马，让其掌军政，权任甚重。当时叛将李元济重兵在外，驻守蔡州的兵力空虚，多老弱之卒，韩愈最早察觉到，提出偷袭蔡州的谋划，并要自己亲率出征；裴度虑其文人书生，后来让武将李愬去执行袭蔡计划。裴度对平淮西藩乱起着重要的主导的作用，韩愈颂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断乃成。”而李朔在冰天雪地里冒大雪夜半袭蔡是平乱胜利的关键之举。李朔与柳宗元同年生，平淮西时，他为邓州节度使。李朔是中唐抗藩名将李晟之子。德宗时，李晟率军讨藩镇田悅等叛乱。建中四年（783），击败叛据长安的朱泚，收复京城。累官至太尉兼中书令，西平郡王。李朔平淮西后以功封凉国公。没几年，长庆元年（821），晚柳宗元两年离世。
元和十年（817）十月，淮西平。十一月，韩愈随裴度还朝。十二月，韩愈因平乱有功被授刑部侍郎。元和十三年（818）正月十四日，韩愈奉敕作《平淮西碑》。韩愈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因裴度荐为行军司马，又因袭蔡之策是他提出来的，奉诏刻碑时独扬裴度。韩愈为抑李愬而扬韩弘，韩弘为感韩愈揄扬之功，寄送人事绢五百匹，致使韩愈上表申谢，丑迹流于后世。评者谓：昌黎既欠实录。树碑时，李愬妻唐安公主之女诉碑文不实，部将石孝忠将碑推倒。唐安公主系德宗的女儿，宪宗的姑母，事诉宪宗，下诏磨碑由祠部郎中翰林学士段文昌另撰。这件事弄的韩愈很没面子，致使后来带怨气上《论佛骨表》，险遭不测。平淮西之乱的消息传到柳州，柳宗元非常兴奋，做《献平淮夷雅表一首》和《平淮夷雅二篇》。并向平叛有功的裴度和李愬等献唐雅诗，写《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和《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致贺。平淮之功，李愬第一，裴度以相位亲临调度指挥，也功不可没。《平淮夷雅二篇》：《皇武》与《方城》两章，前以美裴度，后以美李愬，度、愬平列，颂此伟功。元和十三年(818)五月，宪宗下诏讨伐淄青李师道，这是宪宗朝平灭的最后一个强藩。柳宗元有《柳州贺平东表》和代人作的贺表，表达“上下莫不动地欢呼”的兴奋和喜悦心情，从中看出他始终对平藩统一的热切关注。
对韩愈《平淮西碑》一事，自古毁誉纷然。而历来把韩愈《平淮西碑》和柳宗元《平淮夷雅》都当成诗之代表作。宋沈作喆《寓简》说：“柳子厚作楚辞，卓诡谲怪，韩退之所不及。”柳善骚赋，而韩不能。明明韩愈不能作此体文，赞者却美其名曰惟韩愈为得体，还编造理由说这是以文为诗。自古文体，文与诗赫然两体，不能相混谈。中国文学史上从没有确立以文为诗这样的体裁。宋杨升庵一语破的：“人称退之善诗，乃势利他语。”这是在捧韩愈臭脚。韩愈《平淮西碑》与柳宗元《平淮夷雅》的文字纷争其实反映的是政治理念与为人气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