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明妃曲》
漆 侠
作为北宋一代杰出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不仅他的丰功伟绩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抨击，连他的诗文也一再受到反对派的歪曲和诬蔑。王安石的《明妃曲》就是一个极其显著的例证。为了廓清横加给《明妃曲》的种种污尘，本师邓广铭恭三先生在其遗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一书中[1]，特意列出《为王安石〈明妃曲〉辨诬》一节，进行了考辨和分析。本文则是为先生的《辨诬》作一注释，无甚发明。
一 王安石的《明妃曲》
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载于他的集本《临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本)卷四，其一是：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2]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是：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且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这首诗是王安石的著名诗篇。作者以其高度的形象思维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具有浓重爱国主义情怀的王昭君这一形象，是前无古人的。但这首诗也给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王安石为什么借着昭君出塞的故事而抒发其如此深厚的思古之幽情，并由此而塑造出这一形象?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王安石创作这首诗歌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探索，同时还要同王安石在同一时间内创作出其他的诗篇联系起来考察，才能说得清楚。
王安石的《明妃曲》，据清人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系于宋仁宗嘉四年(1059)，即王安石从江东提刑上任调至汴京的第二年[3]。一般说，将此诗系于嘉四年、五年，大体上是对的。但它确切的年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呢?
今按，据王安石集本有《送契丹使还答净因老》一诗，知王安石曾伴送过契丹使臣而有北使一事[4]。王安石在《伴送北朝人诗序》中说：“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而与之辔十有八日”从汴京送到宋辽交界之处。又据王安石《白沟行》一诗，李壁注称：“公此诗必作于使北时也。”[5]李壁的注是含混不清的，王安石是出使契丹辽国呢，还是仅仅伴送契丹使臣到宋辽边界之处?答复应当为后者而非前者，前引王安石伴北使至塞上便透露了这个消息。
今考，王安石曾有两次机会出使辽国，大约母老多病未能成行。第一次在嘉五年(106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记此事道：“嘉五年八月庚辰，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为契丹正旦使……。既而王安石辞行，改命户部判官、兵部郎中、秘阁校理。”第二次在嘉六年(1061)，王安石也未成行。王安石在《次韵平甫喜唐公自契丹归》一诗自注道：“予辞北使而唐公代往”[6]。唐公，系张字，为王安石友人。张北使契丹史有记载：“宋仁宗嘉六年闰八月己丑，户部郎中、知制诰张为契丹国母生辰使……”[7]王安石伴送北使究竟在哪一年?王安石《道逢文通北使归》透露了消息。据该诗歌的注称：“故事：使人相遇，不许相见。”[8]文通，沈遘字。王安石与沈遘是在北使途中贝州相遇的。沈遘出使契丹，是在宋仁宗嘉四年八月己酉，《长编》卷一九○记道：“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判理欠凭由司沈遘为正旦使”。据此沈遘出使于四年八月，与王安石在贝州相会时已是身着“锦貂裘”了(“朱颜使者锦貂裘，笑语春风入贝州”可证)，节令已是在十月底或十一月。那么，王安石的北使当在十月十一月间，北使诗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完成的。
以王安石伴送辽使为线索，可以查出他的北使诗篇。这些诗篇本来是按照行程的顺序和时间写成的，但由于编纂者们按照古诗、律诗分类，以至打乱了原来的诗作顺序。现只好根据李壁《诗注》编次，钩出的篇目是：《塞翁行》、《白沟行》、《河间》、《陈桥》、《澶州》、《北客置酒》(以上卷七)，《永济道中寄诸弟》、《道逢文通北使归》、《将次相州》、《尹村道中》(以上卷二九)，以及《涿州》、《出塞》、《入塞》(以上卷四五)等，计有十三篇之多。这一组诗篇，既陪伴辽国使臣送至宋辽交界之处，又所经之地为宋辽战场和边防要地，这样特殊的情况不能不触发王安石的爱国主义激清，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改变现有局势这一时代感。
由于诗篇内容的繁富，下面仅列述数点。一是王安石对待辽国使臣的态度，《北使置酒》一诗写道：
紫衣操鼎置当前，巾鞴稻饭随粱馆。引刀取肉割啖客，银盘月需臂薨与鲜。
执勤劝洧邀一饱，卷牲归舍觞更传。山蔬野果杂饴蜜，獾脯豕腊加煎。
酒酣众吏稍欲起，小胡捽耳争留连。为酒止欲且少安，一杯相寄非偶然。
这篇记实诗篇其中有的已不可解，但诗篇的意旨是极其明白的。尽管王安石如实的记述了胡人礼仪、契丹人生活习惯，但把契丹使臣们“流连”酒肉、贪饕和粗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而表现了王安石内心对契丹使臣的鄙视。澶渊之盟已订立五十年，两国使臣虽频频交往，但民族间的隔阂，特别是长时期敌对状态并不能够从人们的思想上感情上清除出去。这首诗反映了王安石民族观的狭隘性，但与这种狭隘的民族观紧密联系的则是王安石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二，再看《澶州》诗。澶州是宋辽最后决战和订立盟约的所在。王安石在此诗中描述了北宋抗击契丹掠夺者的斗争，并且充分肯定了这次抗击中的决策者寇莱公的作用：“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三，不论怎样说，澶渊之盟是宋封建统治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对于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王安石来说，自然是持有反对的批判的态度的。这种态度表现为，对辽夏的岁输是不满的，在《河北民》一诗中深刻说明了这一点：
河北民，生长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9]
尤其是在《出塞》、《入塞》两首诗中，鲜明地写出，自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到澶渊之盟宋辽双方以白沟为界，使石敬瑭的割让合法化，燕云的人民始终怀念着自己的祖国：
涿州沙上欲盘桓，看舞春风小契丹。寒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出塞》)
荒云凉雨水悠悠，鞍马东西歌舞休。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入塞》)
王安石对澶州之盟的批判和反对，不仅仅是站在宋封建统治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极其广泛的民族的立场上，而这一立场当然也包括在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十六州的人民。因而，王安石的这些诗篇寓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
四，正因为王安石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伴送辽使到达北境，看到种种情况，触发了他恢复旧疆的壮志。为限制契丹南牧，宋在北边广筑水塘，许多桑田变成泽园。王安石在《塞翁行》中写道：
塞翁少小垄上行，塞翁老来能捕鱼。鱼长为人水满眼，桑柘死尽生芙蕖。
家家新堤广能筑，胡儿壮马休南牧。……
对于这种单纯防御的局面，王安石不仅是不满的，而且是意图加以改变的。所以在《白沟行》中说：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只有改变这种局面，“万里锄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中原大地与幽燕才能融为一体。而要这样做，“棘门灞上徒儿戏”，不整军经武，改革军事能够达到吗?在这首诗下，李壁曾敏锐地指出，王安石这首诗表明，澶渊之盟以后，“通国以和好为久可恃，不复越白沟一步”，由此进而指出：“窃味全篇，已微见经理之意。”是的，北使一行使王安石从对现实的观察中，寓有经理旧疆之志，在这一点后来同年轻的宋神宗是有共同的认识的。
王安石的《明妃曲》便是以王安石北使诗组为基础而创造成功的。王安石将现实生活中以热爱祖国为核心的悲欢离合等思想感情，加以凝聚、提炼、升华，以其高度的形象思维的艺术能力，以及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王昭君这个形象，具有极大的艺术魅力。于同作品中卓立不群，在文学史上是永放光辉的。
就《明妃曲》这两首诗来说，王安石将昭君出塞悲剧的制造者归于汉元帝，而不是画工毛延寿。昭君自然是十分美貌的女子，使汉元帝无法自持。昭君的美固不必说，尤其可珍惜的是寓存于她的意态之中的神韵，而这种神韵是包括毛延寿在内的任何画工都难以表达出来的——“意态由来画不成”。既然无从表达王昭君的神韵，那么汉元帝屈杀了毛延寿，只能暴露他的残暴。王安石把全部谴责倾泻到汉元帝身上，是非爱憎是非常分明的，亦是非常正确的。史称汉元帝败坏了汉宣帝的事业，汉封建统治日益走上下坡路，而他本人则是“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萧，自度曲，被歌声，分判节度，穷极幼眇”[10]，是个生活上放荡的政治低能儿。王安石以汉元帝为靶子，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统一起来。
至于王安石所塑造的王昭君这一形象，虽然她遭受很大的不幸，远去朔漠，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父母，但是她却怀有一颗这么高洁的心，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祖国，关切自己的祖国。《明妃曲》全面纤细无遗地刻画了王昭君的这一心曲，一层深于一层，一环紧扣一环。尽管胡人迎嫁的毡车百辆，迎嫁的胡姬满座车上，场面如此盛大，但对于一个对自己祖国怀有坚定信念的女子来说，又能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试看——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用着尽汉家的衣服，犹之苏武始终手持汉节那样，以表示对祖国的眷念;“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多么渴望知道故国家乡的消息，只有寄声于年年飞去飞来的大雁;郁结在内心深处的思念祖国的情怀，在他乡异域是没有诉说之处的，只有将这一心曲传到琵琶上使自己知道——“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于琵琶心自知”。怎样使这个远托异国的女子浓重的故国之思稍抒缓解或者得到些微的慰籍?作者以其超凡的想像力安排了两次对话。一次是第一首中来自家乡的劝慰：“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您没有看见吗，不论南北，到处都有失意的人，陈皇后不是因为娇妒失宠而幽闭在长门宫嘛!还是想开一些，在毡城好安心的生活下去，不必思挂!”
第二次劝告是一个好心胡人的劝告，而这次劝告使诗歌的思想达到高峰。诗原作是：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且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沙上行人且回首”，是诗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句子，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所谓“沙上行人”，指的是在朔漠行路的胡人。这个好心的胡人，同王昭君家人一样，对着暗自垂泪的汉宫宫女，劝勉王昭君：“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以便让王昭君安心地生活下去。尽管有家人们的劝告，有好心的胡人的劝告，始终不能减轻王昭君怀念乡国的哀思。她的坟墓已经掩没在“寒烟芳草”凄迷之中，但她怀念故国的心曲却在哀弦中留传下来了。
王安石《明妃曲》所塑造的王昭君这个具有浓厚爱国主义情怀的形象，如前所说，是以王安石的北使诗篇为基础。稍事比较即可得出这一结论的。《明妃曲》写王昭君“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以表示对祖国的眷念;而王安石《入塞》诗在涿州写道：“塞雨巧催燕泪落，蒙蒙吹湿汉衣冠”，不也表达了割让百年之久的燕云人民对祖国的眷念?《明妃曲》描述王昭君无时无刻不在怀思祖国，“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而《入塞》诗“尚有燕人数行泪，回身却望塞南流”，燕云人民怀念祖国到什么程度;在《明妃曲》中，王安石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只能将王昭君对祖国的无限思念，寄托在哀弦中保留下来;而在现实生活中的王安石，通过北行，把《明妃曲》中的思古之幽情转化为收复燕云疆土，“万里锄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重新统一起来。《明妃曲》与北使诗组有其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而爱国主义就是关连这两者的纽带。写到这里，不知孔夫子能否说一句，“可以言诗”者欤?
二 南宋反动统治逆流下对王安石《明妃曲》的诬蔑
王安石《明妃曲》曾经轰动了汴京文坛。文坛盟主欧阳修及司马光等名士大夫纷纷唱和，年轻的评论者如黄庭坚以为此诗可与李白、王维的作品比美、抗争[11]。可是随着王安石变法日益受到攻击，特别是由于南宋初年反动政治逆流的四溅，王安石的这首优秀诗篇遭到前所未有的歪曲和诬蔑。所以横遭攻击是由宋高宗赵构及其追随者范冲一道造成的。史载：
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馆范冲入见。……[冲]对曰：……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祖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上曰：极是。朕最爱元。……上又论王安石之奸曰：至今仍有说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至直如此。冲对曰：昔程颐尝问臣，安石为害于天下者何事?臣对以新法，颐曰不然。新法为害未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术不正，为害最大，盖已坏了天下人心术，将不可变。臣初未以为然，其后乃知安石顺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为无穷之恨。至于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只罪过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
李心传《系年要录》的这段记载至关重要，特意抄下，以论述其对南宋初年以来政治、学术上的影响。[12]
(一)、宋高宗及其追随者范冲对此前新旧党争，明目张胆地站在元保守势力一方(所谓“朕最爱元”云云)，把“天下大乱”、国家衰亡归罪于王安石以及王安石变法，实出自于赵构们反动的政治需要。在《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的几个问题》中，我曾经指出，北宋亡国罪责首先应当由宋徽宗承担，赵构们为在江南一隅站稳脚步，把此前宋亡国罪责“推卸给蔡京，又拐弯抹角的归诸王安石以及王安石主持下的变法运动。”[13]由此开脱宋徽宗。不遗余力地打击王安石变法，由此消除王安石变法的种种影响，实为宋高宗一朝内政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可等闲视之。
(二)、早在靖康年间(1126)杨时即已向变法派进行攻讦，胡说天下之乱成于蔡京而兆始于王安石。宋高宗范冲们不过拾其馀唾而已，但由于宋高宗的特殊地位，使杨时的建议变成政策，从而产生了杨时所无法起到的作用。杨时，是立雪于程颐之门的两个著名的弟子之一，曾经是蔡京门下士，及至蔡京垮台之时，他来了个反戈一击，在南宋初以道学家的面貌出现在朝廷之上。程学，就是在杨时等积极鼓倡、任过宰相的赵鼎的大力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在熙丰变法过程中，程颐以及后来由程颐所代表的洛派，在政治上学术上都是保守的，因此南宋初年这派的后继者杨时等，与赵鼎形成为一个政治集团，南宋反动、保守的政治逆流与赵鼎一派的鼓煽是分不开的。高宗一朝的政治，对金投降，对内强化镇压(包括镇压人民与镇压抗金力量)，而在学术上，则日益走上排斥异己、视野狭窄、空疏无用的自我修养道路。
(三)、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反动逆流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不仅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本人，而且王安石的《明妃曲》才受到赵构范冲们的肆意污蔑。程颐一向认为，作诗写文章是玩物丧志、有害于道的。范冲以程颐的一句话为由头，对王安石的《明妃曲》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对于一个流落在塞外的孤弱女子，范冲评论以“以失身为无穷之恨”，这种道学家的迂腐观点，已是令人可笑，而把“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一句本来是胡人劝勉王昭君的语句，硬加在王安石的头上，由此妄加引申，把“背君父之恩”、卖国投敌的刘豫的罪责，也统统归诸王安石，赵构范冲们的恣意诬蔑猖狂到什么程度了!
上述王安石《明妃曲》的遭遇说明了什么问题?对一个人物，一个事件，或者对一篇诗文，它的评价往往取决于当时的政治、政治斗争或政治动向。唯其如此，以至于优秀的、先进的事物往往被视作反动的或者落后的，或者说鲜花变成毒草。对于这种情况，只有依靠人们的辨别力，确定政治、政治斗争或政治动向的性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而后才能评论一个人、一件事或一件文学作品。王安石《明妃曲》留给后人的教训，这不能不算一条吧!
三 在“司马光热”下对王安石《明妃曲》的曲解
“六朝旧事随流水”，宋代变法反变法的斗争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王安石、王安石变法以及王安石的诗文依然遭到人们的曲解和诬蔑。
八十年代初，形成了一股“司马光热”，以极力贬低王安石、极力抬高司马光为能事，论文连篇累牍，单是出版的司马光传就有四五种之多。对“抑王尊马”论者们的高见，我在《关于王安石变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14]，仅仅从使用材料这个史学研究的最基本方面指出这些论谈者在学风上存在的种种问题。今后如有机会将继续进行商榷。现在则打算从王安石的《明妃曲》看看“抑王尊马”论者是如何予以曲解的。
有一本叫做《司马光评传》的书，作者为了评论司马光的《明妃曲》，也把王安石的两首《明妃曲》抄录下来，然后给以评论。《评传》作者的这个做法是非常之好的，同类作品、同类诗文，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够评定出优劣高下来。俗话说得好，“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好，下面就比较一下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明妃曲》，这两人的诗的优劣得失。王安石的诗已抄录于前，下面抄录的是司马光的诗：
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
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往巫山，布袖篙簪家乡县。
万里塞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
愁坐冷冷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
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他年流乐府。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悟人主。
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15]
“诗言志”。《评传》作者认为，“有关王昭君的《明妃曲》大都是后世好事者，借昭君来抒己心情的”。《评传》作者就是立足于这一原则上来评论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明妃曲》的。对王安石《明妃曲》的全部评论是，“王安石的诗，意在说明元帝不明，既在事先对昭君的绝伦美貌不了解，回来又枉杀画师毛延寿，又借事生论，在汉家宫室中，咫尺长门，也有失意之人。言外之意是，既在汉宫失意，还不如到胡廷中得宠。这有讽刺君王不明之意，也表现了王安石自己的哀怨，‘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改传统之见，表现了于我为善则善之的观点。实际上王安石在向皇帝讨价。”《评传》作者对司马光《明妃曲》的评价如下：
“司马光于王安石观点不同，他笔下的‘汉主’是有情有意(原文是此字)的，昭君也是一个忠君爱国者的形象，他所鞭挞的只是欺君的奸臣。”
“据王的《道山清话》载，神宗皇帝认为司马光的这首诗甚佳。”[16]《评传》作者的上述评论，虽然称不上“奇文”，但也足可以观止的。只要认识中国字，就能分辨出来：司马光的《明妃曲》远远超过了王安石，前者是属于“甚佳”的好诗之列，而王安石则是“向皇帝讨价”的，他的《明妃曲》所抒发的感情，不言而喻是官迷心窍的自私者。
《评传》作者的此类见解能否经得住检验呢?先从《评传》作者评论《明妃曲》的原则或标尺谈起。这个原则或标尺重复一句是后世《明妃曲》作者“借昭君抒己之心情”的。不错，诚如《评传》作者指出的那样，“王安石的诗，意在说明元帝不明”，“这有讽刺君王不明意”。
王安石对汉元帝不仅是讽刺，而且把评判的火力集中到汉元帝，这样做是否正确?前面说过，以汉元帝为靶子完全正确，这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既然对汉元帝批评正确，那么《评传》作者所说“实际上王安石在向皇帝讨价”，批评皇帝与向皇帝讨价的内在本质联系是什么，作者应当向人们交待清楚，“向皇帝讨价”这类诬蔑性的语言是没有根据的。特别令人惊奇的是，《评传》作者居然拾取宋高宗范冲们断章取义的手法，对王安石《明妃曲》任意曲解。“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这两句本来是昭君家人和路上胡人向昭君的慰勉，以减其乡愁，《评传》作者同宋高宗范冲们的无知和恶毒作法相同，完全当作王安石的语言，而且由此作更进一步的引申，说什么“既在汉室失意，还不如到胡庭中得宠”;像这类的“言外之意”能够说是探索文学艺术的正确做法吗?这样的解释除了增加新的混乱之外使文学艺术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评传》作者认为，“司马光与王安石观点不同”。这个不同是，司马光“笔下的‘汉主’是有情意(当作义，不论是校对的问题还是作者的问题，像这样的误失是不应当有的)的。揆诸史实，如前所说，汉元帝算不上什么“有情有义”的皇帝。司马光的诗篇是对“汉主”的曲笔，是对汉元帝的谄美。惟其如此，宋神宗对司马光的这首诗奖勉有加，称之为“甚佳”的。根据《评传》作者所说《明妃曲》作者大都“借昭君来抒己之情”，既然王安石借昭君失意，有讽刺君王之意”，也表现了王安石自己的哀怨，那么，司马光把“汉主”说成“有情有意”，美化汉元帝，这又表现了“司马光”的什么心理状态呢?批评汉元帝的王安石是“向汉元帝讨价”，那么，“美化汉元帝”的司马光向“汉元帝讨”什么呢?《评传》作者试图借《明妃曲》贬抑王安石、吹捧司马光并不是多么美妙的。
如果真正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索王安石、司马光的诗歌，就应当承认，从总体上看，司马光的远不及王安石，《明妃曲》之间二者的差距更大。诗贵含蓄，意蕴深厚的诗才有可能成为好诗。王安石《明妃曲》之所以震惊当时文坛，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此。作者用高度的艺术技巧和手法将其从历史实际中和社会现实生活中凝炼的爱国主义思想，溶化在《明妃曲》中，通过王昭君思念故乡、怀念祖国，以及由此把自己这种心曲的哀弦表达出来，从而感人也深。从全诗的风格看，是哀而不怨的，从而体现了作者所受传统诗歌教育的深厚素养。而司马光的《明妃曲》诗味不浓，意蕴不厚，人们从这首诗中究竟能得到些什么?王昭君即使美貌无伦，但诸如“自嗟不若往巫山，布袖篙簪嫁乡县”，充满怨愤的语言，对王昭君的形象不能不产生副作用，甚至是破坏的作用，又从哪里看出像《评传》作者所称道的“一个忠君爱国者的形象”呢?《评传》作者对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明妃曲》评论显然是不够公正和不正确的。其所以不够公正，显然是受当时学术界司马光热的影响，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吹捧司马光，随意地贬低王安石。至于评论之所以不够正确，令人不解的是，像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明妃曲》有如此明显的差距，而《评传》作者硬是不顾一切地薄王安石而厚司马光，是学术风向造成的呢，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但不论怎么说，如果孔夫子看到这类诗评，也一定会说：“不可与言诗矣”!
附注：
[1]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页45——49，人民出版社，1997年10月，北京版。
[2]集本系四部丛刊本，个别文字与其他版本不同。集本“几”字雁湖《诗笺注》等本作“未”字，“几”、“未”皆仄声，“几”字在本句差胜“未”字，特注明。
[3]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七，第1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6月版。
[4]《临川先生文集》卷一五。
[5]李壁《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上)卷七，第4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6]李壁《诗注》卷二九，第1334页。
[7]李焘《长编》卷一九五。
[8]《诗注》卷二九，第332页。
[9]《诗注》卷二。
[10]《汉书》卷九《元帝赞》。
[11]参考《诗注》卷五《明妃曲》注。
[1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九。
[13]《知困集》第235——236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4]《知困集》第235——261页。
[15]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光文集》卷三。
[16]《司马光评传》第93——95页，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
漆 侠 1923年生，山东巨野人。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河北省社科联副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主要论著：《隋末农民起义》、《王安石变法》、《宋代经济史》。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