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宋代馆职、词臣之荣显与迁除
陈元锋
内容提要 由进士高第荐试馆职，由馆职选任两制词臣，由两制拔擢辅相，是宋代文章词学之士的荣显通途。但由进士高科出身的王安石初辞召试馆职，再辞集贤校理，又辞同修起居注，最后径迁知制诰，入翰林，为辅相。这一系列打破序迁惯例的举动既蕴含王安石的独特个性和政治追求，对当时士风亦颇有影响。
馆阁、玉堂(翰林学士院)制度，于宋为盛。由进士高第荐试馆职，由馆职选任两制词臣(翰林学士与知制诰)，由两制拔擢辅相，是宋代文人仕宦荣显的最佳途径。馆阁为培养贤俊，储备人材之所，宋代名臣及文章大家多由此出身。但一代名相王安石却屡屡拒受馆阁文职之命，在当时朝野中造成极大影响。这看似反常实亦正常。本文拟通过考察王安石入翰苑前辞让馆职的始末缘由，从一个侧面观察馆阁与宋代文人政治生活的密切联系以及北宋中期(嘉@①)士风的某些特点。
一、从馆职到词臣：名流登瀛之路
所谓馆职，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官之统称。《容斋随笔》卷16《馆职名存》云：
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记注官缺，必于此取之，非经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诰者。
这段话言简意赅，涉及到有关馆职的三个主要问题。结合其他史料，稍作阐释。
第一，入馆资格及程序。欧阳修说：“旧制，馆阁取人以三路：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岁月酬劳，一路也。进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问等第，并只一任替回，便试馆职。进士第四、第五人，经两任亦得试。”[1](《上英宗进馆阁取士札子》)这里说的是元丰以前北宋前期的一般情况。进士是馆阁取人的主要途径。进士入馆资格仍然要求很高，须是进士高第(包括制科)，并经大臣推荐参加考试，亦可自荐而试。考试的内容则与礼部试基本相同，仍以诗赋为主，着眼于选拔优异的文章词学之士。晁迈《纪谈录》(《说郛》本)云：“祖宗故事，进士廷试第一人及第及制科一任回必入馆，然须用人荐且试而后除。进士声律固其习，而制科亦多由进士，故皆试诗赋一篇。”因此，在宋人心目中，馆职实为文学高选。
第二，馆职名称及职务等级。这包含三个层次，按高下依次为修撰、直馆、直院、直阁;其次为校理;再次为校勘、检讨。任命的次序一般是由低到高，也有自校勘越级直接任命为直院者。胡宗愈《请令带职人赴三馆供职》曰：“太宗皇帝深达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秘阁，集四库书，选天下名能文学之士，以为校雠官，给以见俸，食于大官，优其资秩。自选人京官入者，始除馆阁校勘，或崇文院校书;及升朝籍，乃为秘阁集贤校理;或优之则为直馆、直院、直阁。”[2](卷60)实际上，做到校理一级才属于正馆职，校勘、校理才是在馆供职的职事官，较高等级的修撰、直馆等则多为兼职。但即使是校勘这样的“准馆职”，也为一般文士所崇重。正如强至《谢除校勘启》所说：“图书之府，贵比列星之居;校雠之官，宠甚治民之最。”[2](卷122)
第三，馆职词臣之迁除资序。正常序迁过程为馆职——修起居注(或直馆、直院及修撰)——知制诰——翰林学士。修注官虽非馆职，但随侍左右，记录君王言动，保存档案材料，亦非庸常之辈所能胜任。《长编》卷203记：“近例(修起居注)以制科进士高等与馆职有才望者兼用。”而“记注与知制诰为邻”，[3](卷207)即可由此除知制诰，故亦为馆职所冀望。
其次，迁除知制诰须经过又一次专门考试。《长编》卷40记：“故事，入西阁皆中书召试制诏三篇。”考试的内容为四六体的制诰文章，目的在于选拔专门人才。知制诰则已具备了次迁翰林学士的资格，《却扫编》卷上曰：“国朝翰林学士多以知制诰久次而以称职闻者为之。”因此，知制诰自然成为词学之士向往的清要职位。《东轩笔录》卷2载：“世言躁进者有夏侯嘉正，以右拾遗为馆职。平生好烧银而乐文字之职，常语人曰：‘吾得见水银银一钱，知制诰一日，无恨矣。”翰林学士与知制诰为对掌纶诰的两制词臣，凡通过制诰考试者，其文章能力已得到了证明，因此入学士院勿须再试。而做为“天子私人”的翰林学士已经接近权力顶峰——宰辅的位置，《石林燕语》卷7曰：“祖宗用人，多以两省为要，而翰林学士尤号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尝六七。”连贵为一国之君的宋太宗都说：“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3](卷32)
至此，由进士高科经馆职循资序升迁翰林学士，就大体成就了一个文章词学之士所能获得的所有荣宠。与唐代词学之士不同的，一是假如一名士人由进士顺利进入馆阁直至翰学，须经过三至四场考试(礼部、制科、入馆、制诰)，因此，除了诗赋文章(策论)，四六骈文在宋代更为流行，以致宋初时曾有举子“以制诰为贽卷”。[4](卷3)二是知制诰与翰学的迁除次序及职位高低与唐代有较大差异。洪遵《翰苑遗事》云：“唐制，诏敕号令皆中书舍人之职，定员六人，以其一人为知制诰，以掌进画。翰林学士初但为文辞，不专诏命，自校书郎以上皆得为之，班次各视其官，亦无定员。故学士入皆试五题麻诏敕诗赋而舍人不试。盖舍人乃其本职，且多自学士迁也。学士未满一年犹未得为知制诰，不与为文，岁满迁知制诰，然后始并直。本朝既重学士之选，率自知制诰迁，故不试。”[5](卷12)故唐人以专掌诏诰的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6](《职官五》)而宋代翰学地位空前提高，“玉堂尤为天下文学之极选”。[7]三是馆阁具备了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意义，宋代馆阁学士较唐代文馆学士地位更为尊崇。馆阁的重要性可以欧阳修《上英宗进馆阁取士札子》的一段话来做概括：“臣窃以馆阁之职，号为育材之地。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馆阁者，辅相养材之地也。……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由此可见，宋代三馆秘阁几乎集中了当代的知识精英，从整体上说，馆职素质极高，堪称文臣之渊薮，仕宦之先路。从初级馆职经修注、修撰至两制词臣，无非清切贵要之职位，无不对那些词学优长之士充满着诱惑。无怪乎宋人谚语说：“宁登瀛，不为卿;宁抱椠，不为监。”[8](卷35)
二、固辞而后特除：王安石之特立独行
王安石初辞馆职召试，再辞集贤校理，又辞同修起居注，而且多是屡授屡辞。兹综合《长编》、《宋史》、《王荆公年谱考略》及宋人笔记等材料缕述如下。
庆历二年(1042)三月，王安石于杨@②榜进士第四名及第，签书淮南判官，任期满后他没有按规定献文求试馆职。庆历七年(1047)再调知鄞县。皇@①三年(1051)通判舒州，宰相文彦博荐举王安石经数任而无所陈请，有恬退之风，请不次进用。朝廷特令赴阙应试馆职，安石以家贫亲老辞。至和元年(1054)三月，翰林学士杨伟等再荐安石文行颇高，乞除职名，中书言安石累召试不赴，诏特授集贤校理，安石凡四上辞状固辞不拜，有旨与在京差遣，遂除群牧判官。嘉@①二年(1057)知常州。三年(1058)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四年五月(1059)诏令直集贤院，累辞乃拜。五年(1060)四月除同修起居注，安石以入馆才数月，七辞而不拜。“最后有旨，令阁门吏赍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安石遣人追还之。”朝廷终不能夺。十一月再授同修起居注，安石复辞至七、八而后受，六年(1061)除知制诰。“自是遂不复辞官矣。”至治平四年(1067)入为翰林学士。
考察安石前期仕履，自进士高科到知制诰计20年之久，时间应当说是相当长的。机会其实很多，集贤校理、直集贤院、修注、制诰都是美职。但安石前10年既无陈请求试，后10年时间里，馆阁之命屡下而固辞，擢至知制诰后才不再辞官。其升迁完全符合规定的资序，但两个关键职位都系破格，不试而除：入馆(直集贤院)未试学士院，入西掖(知制诰)未试舍人院。《归田录》卷1谓：“国朝之制，知制诰必先试而后命，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才三人：陈尧佐、杨亿及修忝与其一尔。”《旧闻证误》卷2引宋元宪《掖垣丛志》指出欧阳修之说不确，前朝尚有梁周翰，“其后苏子瞻、刘贡父(@③)、许冲元(将)、邓温伯(润甫)亦不试而除。”其实安石也是未经考试而径迁知制诰的，这样北宋时期就至少有9位不试而直接除授知制诰者。《却扫编》卷中曰：“旧制，凡掌外制必试而后命，非有盛名如杨文公(亿)、欧阳文忠(修)、苏端明(轼)，未尝辄免，故世尤以不试为重。”可见这种特授虽打破常规，但由于他们素负闻望，故非但不会引起异议，反而更提高了他们的知名度。那么，王安石缘何屡辞馆职及其他文职?其中原因颇值得探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品行上，王安石无疑都是宋代最有争议的人物。他以性格执拗著称，在宋人笔记小说里记录有不少关于他如何“不近人情”的生活细节。屡辞馆职的举动同样显得特异不凡，符合其“凡事孤行一意，全不犹人”的性格。[9](卷8引宋牧仲《筠廊二笔》)但正如蔡上翔所说：“考安石辞试馆职，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则皆有故，其书具在，非苟为辞让者。”[9](卷14)今细读安石当时辞状及其他文章，结合当时情势及安石思想，试对其屡辞馆职的初衷提出合理的解释。
其一，据安石自述，辞馆职的理由是家庭困难。《乞免就试状》(皇@①三年)云：“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谓之恬退非臣本意……伏望圣慈察臣本意，止是营私。”这些确是实情。安石父王益，祥符八年进士，宝元二年(1039)卒于通判江宁府任上，庆历八年(1048)始归葬。其祖母谢氏卒于皇@①五年(1053)六月。安石兄弟7人，姐妹3人。《辞集贤校理状四》(至和元年)之一及《上执政书》提到不受集贤校理的原因：“门衰祚薄，二兄一嫂，相继丧亡，奉养昏嫁葬送之窘，比于向时为甚。……至于馆阁之选，岂非素愿所荣，然而不愿就试者，正以旧制入馆则当供职一年。臣方甚贫，势不可处此。”因此“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亲戚往还之势，而成婚姻葬送之谋”。辞修注时(嘉@①五年)已久住京师，但“亲老口众”的情况依然，又加自己“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医药百端”。[10](《再辞同修起居注状五》之一)由于安石入仕最早，而接连遭遇家庭变故，故亲老口众，婚嫁丧葬等家庭生活负担自然更多地落在他身上。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说：“方今制禄，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从之列，食口稍众，未有不兼农商之利而能充其养者也。”而馆职俸给尤薄，况且京城生活费用较高，假如在馆阁供职一年，的确不便于照顾家庭。宋人号称“皇朝以孝治天下，笃厚人伦”，[11](卷2)士人尤重家族观念，“且臣子远宦，孰无坟墓宗族亲戚之念”，[11](卷5)因此上述理由是能够得到朝廷体恤的。
其二，据安石自述，辞修注是因为资序不够。安石于嘉@①四年五月直集贤院，五年四月即授同修起居注，安石认为“至今就职才及数月，又蒙恩有除授，臣窃观朝廷用人皆以资序。臣入馆最为日浅，而材何以异人”。[12](《辞同修起居注状七》之一)“臣入馆资序最为在后。”(之三)至此年十一月，入馆已一年有余，但《再辞同修起居注状五》依然强调“入馆最为日浅”而“今同馆之士才能资序出臣右者尚多”，故固辞之。按照官场循资排辈的规则，这一理由未始不可成立，但当朝廷用人之际，不次拔擢的情况是常有的。自谦如此，并不符合王安石的性格，“数月”、“日浅”云云，在很大程度上恐怕只是一种托辞或策略。
其三，朝野之时议。王安石一再不试馆职、不受特除之命，被时人目为“恬退”，舆论反响强烈，影响久远。文彦博云：“且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3](卷170)“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12](卷327)恬然淡泊与躁进奔竞在当时就有对照显明的例子。《东轩笔录》卷9载：“至和初……时沈康为馆职，诣恭公(宰相陈执中)曰：‘某久在馆下，屡求为群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是不带职朝官，又历任比某为浅，必望改易。’恭公曰;‘王安石辞让召试，故朝廷优与差遣，岂复屑屑计资任也。朝廷设馆阁以待天下之才，亦当爵位相先，而乃争夺如此，学士之颜视王君宜厚矣。’康惭沮而去。”一争一让，境界高下立判。《默记》卷下亦记：“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不过安石是有大志有准备有识见的青年，他对区区虚名及暂时得失可能略不置意，但也无须刻意向世人制造恬退的印象以沽名钓誉，平心而论，“恬退”对安石实在是不虞之誉，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增加他处世立身出处进退的困难。因此他在辞状中曾反复表白，唯恐自己的行为担上干誉朝廷，要君罔上的“伪让”罪名。安石《舒州被召试不赴偶书》诗云：“戴盆难与望天兼，自笑虚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独清廉?”可见当时辞召试时的矛盾心情。《邵氏闻见录》卷9还提出一种说法。韩琦知扬州时，安石任佥判，常彻夜读书，入府衙时迟到且不及盥漱。韩琦怀疑其夜饮放逸，曾劝告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魏公(韩琦)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终不屈，如召试馆职不就之类是也。”因偶然遭人误解而耿耿于怀，不能释意，未免显得太倔强狭隘，意气用事。这种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综上所述，无论是家庭困难、个人健康及资序尚浅等客观原因，还是恬退的主观心愿或孤傲性格，都只是表面现象，都不能成为解释王安石屡辞馆职的唯一或主要的理由。如果不把此事看作一件孤立的行为，而将安石对馆职的相关态度在日后的发展联系起来看，可能探究到更深层的原因。我们注意到，安石所辞皆为文字之职，这与他后来贬抑诗赋文华的倾向当有一定联系。北宋馆阁取士以进士与制科一路为主，其考试内容也大体与这两科相对应。宋初进士取士沿袭唐代，以诗赋定去留，召试馆职也大体如此。但围绕诗赋、策论、经义的先后轻重乃至兴废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科场及文馆规则反复不定。其大致趋向是由诗赋为主逐步过渡到诗赋与策论相兼，直至熙宁元年(1067)率先在馆职召试中以策论取代诗赋。
王安石是反对诗赋取士的主要代表。嘉@①八年(1063)安石同知贡举，就对诗赋取士制度表示过强烈不满：“少时操笔坐中庭，子墨文章颇自轻。圣世选材终用赋，白头来此试诸生。”[10](《试院中五绝句》之一)“童子常夸作赋工，暮年羞悔有扬雄。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论才将相中。”[10](《详定试卷》)其时“盖已嫉词赋之弊”。[13](甲集)熙宁四年(1071)所上《乞改科条制札子》云：“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此外，王安石一直将诗赋文章视为无益于世用的虚浮文华与吏能政事对立起来。熙宁三年(1070)神宗欲重新起用欧阳修，反复征询王安石的意见，“安石曰：‘修好用文华人。’安石盖指苏轼辈，而上已默谕。他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辞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从事于放辞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3](卷210)而治平以前进士入馆考试恰恰以诗赋为主，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安石早年屡辞文字之职时即有一种鄙薄文章诗赋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呢?对已经勉强参加过进士诗赋考试的王安石来说，再赴馆阁作那种应景文章，恐非其内心所愿。与此同时，他力求外任，先后在地方担任知县、通判、提点刑狱，在中央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群牧判官等职，积累了丰富的行政工作经验。另外，庆历以来馆职冗滥的现状也会影响安石入馆的积极性，乃至影响到其将来的政治施为。范仲淹于庆历三年(1043)上疏奏事时即指出：“国家开文馆，延天下英才，使之直秘庭，览群书，以待顾问，以养器业，为大用之备。今乃登进士高第者，一任才罢，不以能否，例得召试而补之;两府、两省子弟亲戚，不以贤不肖，辄自陈乞馆阁职事者，亦得进补。”[3](卷145)但朝廷一直无得力措施杜绝此类行为，至皇@①元年(1049)监察御史陈旭又上言重申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窃以三馆职事，文儒之高选。近时无复典故，用人益轻，遂为贵游进取之津要。”[3](卷166)因此，当安石在皇@①初年被召试馆职时，遂以一种拒受的姿态含蓄地表示了对这一现状的态度。正是早期这种对诗赋取士(包括科举与馆阁选人)制度及馆职浮滥的不满，自然延伸到了他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比如对馆职的录用标准渐渐倾向于吏才，入馆考试被逐步取消。治平四年(1067)针对10人同时除馆职一事，安石上《论馆职札子二》，建议设置三馆祗候，给予一年的考察试用期限，使其处理一二十件实际政事，作为对考试的补充，“考试可以出材实，访问可以知事情”，这样选拔的馆职“可以备任使之才”，否则则可以罢去。客观地说，从培养政府官员的实际行政能力和提高工作效率的角度改革馆阁的思路是可取的。但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又带来了消极的结果。《古今源流至论续集》卷7“馆阁”云：“王荆公初年力辞馆职之命，盖以此选为重也。至后复请严召试之法，意犹以此选不滥用也。”但是“王安石当国喜用少进，主行新法，遂不由召试直除馆职，由是@④茸躁进之士得以滥厕儒流，而储才之地遂轻矣”。至元丰五年(1082)新官制实行以后，馆阁几罢几复，馆职召试旋废旋兴，馆阁中充斥着“钱文俗吏”，馆职的文学色彩日益淡薄，都是安石执政时改革馆阁制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因此，安石屡辞馆职一事不能轻看。毕竟安石初辞召试时已逾而立之年，“文辞政事，已著闻于时”，[9](卷4引陈襄《与两浙安抚陈舍人荐士书》)当日的辞让既非一时冲动，日后的变法理当渊源有自，这其中的思想联系是必然的。以上的推断是否成立，仍可进一步讨论检验。
三、得官辄让：嘉@①伪饰躁竞之士风
王安石辞让再三再四甚或章七八上乃止，而且最终都得到了皇帝的恩准，乍看这的确有些不可理解，因为“朝廷未尝许人辞让职事”，[10](《辞同修起居注状七》之六)礼节性的辞让至多再二再三也就适可而止了。然而翻看嘉@①间史料，竟会发现这并非绝无仅有的孤立现象，相反竟是士林官场中的一种风气。与王安石类似的著名例子如皇@①二年(1050)吕公著召试馆职，不就，于是上谕：“知卿有恬退之节。”[3](卷168)嘉@①五年(1060)，除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授，安石五辞而听许。有意思的是，司马光辞修注即以王安石曾辞修注为说辞，曰：“王安石差修起居注，力自陈述，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臣乃追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14](卷9《考异》引)嘉@①七年(1062)司马光与吕公著将除知制诰，并召试中书，光已试而公著三辞不就。及除光知制诰，光乃自言：“拙于文辞，本当辞召，初疑朝廷不许，故黾勉从命。继闻公著终辞得请，臣始悔恨向之不辞，而妄意朝廷决不许也。”遂上九章而卒改他官。光言“拙于文辞”指其不善作四六骈文，故其后来亦以此力辞翰林学士。司马光本意极想辞官，但始终担心朝廷不许，其始犹豫不决，事后追悔不及，正说明辞官并非朝廷提倡的行为。
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都是仁宗朝进士，熙、丰间名臣，文章学术为世所称，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在嘉@①中辞让文字职事官，不论原因如何，应当说都是真诚的，并非以此博取“恬退”的虚名，故力辞不已，态度坚决。司马光五辞修注而后受，九辞知制诰而后得请，安石则四辞集贤校理，前后十二辞同修起居注，都堪称是创记录的了。当朝廷急于用人之际，皇帝自然不会轻易应允。最终可能有两个原因促成了上述诸人的辞官行为。一是仁宗的优容文臣。北宋帝王如太宗、真宗、仁宗都以眷礼文士、崇奖儒学著称，仁宗尤号仁恕宽厚。《东轩笔录》卷11载：“仁宗朝，两制近臣得罪，虽有赃污，亦止降为散官，无下狱者，旋亦收叙。”《燕翼诒谋录》卷5载：“(天圣)九年十二月癸丑，诏流内铨，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职听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风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臣僚之官罢任，所过山险去处，差军士防送，无过送迎人之半。此闵其道路羁旅，恐不得所也。仁宗施恩臣下者如此，可谓仁矣。……仁宗可谓能弘家法矣。”此所谓“家法”，即优礼文臣之传统。其二是朝廷借以激励士风。《燕翼诒谋录》卷5：“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职守，惟务奔竞，乞申严戒励。”比如景@①二年太子中舍陆东献文召试学士院，本望贴职三馆，但只赐进士出身，改太子中允，陆东心怀怨望，竟掷敕不受。加以馆职浮滥的状况难以改变，因此仁宗对安石辞让召试的“恬退”行为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更欲授予美官不次拔擢，“以激奔竞之风”，为士子树立一个正面的楷模。
然而，优容滋生着纵容，应允暗含着鼓励，人心毕竟不古，因此王安石等人的辞让举动与朝廷的褒奖，不仅没有收到扭转士风的积极效果，反而助长了辞让风气，竟至成为众人仿效的仕进之捷径。嘉@①四年(1059)刘敞对这种现象做了深入剖析：“窃见顷来士大夫每有除命，不问高下，例辄累让。虽有出其至诚，恬于势利，然亦已逾典制……若习俗逐巧，流风稍敝，必且挟伪采名，要上迷众，更以此为进取之捷径，奔竞之秘策，甚可恶也，岂独烦于礼哉!”史臣称：“时士大夫稍矜虚名，每得官辄让，众亦予其恬退之称。让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让端无穷，或四五让，或至七八，天子常优容之。下至布衣陈烈等，初除官亦让，赐之粟帛亦让。”[3](卷190)辞让竟成为名利兼得的高级秘策，真是辛辣的讽刺。观此中所论情事，始作俑者，其安石乎!但这种结果，恐怕是当日王安石及执政者们也始料不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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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into Wang Anshi's frequent decline to the Position of Court Scholar
CHEN Yuan-feng
(Department of Chinese,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Abstract：That from Jinshi to recommend to examine the court scholars,and be selected by court scholars academicians of Halin and advisors in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be risen by academicians and advisors to a prime minister,is a honor road to become bureaucrats for the intellectuals in Sng Dynasty.But Wang Anshi frequently declines the court scholars,and finally directly rises to the advisors in the Imperial Secretariat,enters into the Hanlin,and serve as the prime minister.This series which disobeys to the action of promotion tradition contains Wang's special character to pursue with politics,and as well has influence on at that time scholars'custom.
Key words:court scholars/Song Dynasty/Wang An-shi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加右
@②原字宀下加真
@③原字分加放去方
@④原字门内加榻去木
原载：文史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