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昌
内容提要 黄山谷虽出自苏门，政治观点属于苏轼一派，但在诗歌艺术上却与苏轼相似处少，而与王安石相似处多。王安石实际上是黄山谷最为推崇和重点师法的前辈诗人：二人都强调师法杜甫;二人都重视诗歌法度技巧的考究研磨;二人诗风的共同趋向是变平易坦直为深拗劲峭;山谷诗在立意、句法和艺术手法上多受王安石的影响。
诗史上向来“苏黄”并称。其所以如此，因为人们认为在宋代独有山谷的诗歌成就堪与东坡匹配，两人并辔争驱，风格相近，足以代表有宋一代诗风。从唐宋两代诗风的总体对照而言，苏、黄诗确是宋调最为典型的代表，它们的风貌与唐诗迥然有异，而显示出宋人的独特面目。但倘就宋诗壁垒内部各别作家个体风格而论，黄诗与苏诗却又各有独诣，面目互异。
关于苏黄的异同，须另文探讨。这里想要说明的问题是：山谷出自苏门，历来苏黄并提，学术思想与东坡相近，政治观点上属于苏轼一派，然而，在诗歌艺术上，山谷诗体与诗风却与东坡相似之处少，而与王安石相似之处多，王安石实际上是山谷最为推崇和重点师法的前辈诗人。梁启超说：“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王安石评传》)是有道理的。那么，黄庭坚和王安石在诗艺上有哪些相近之处和承传关系呢?下面拟粗略地予以考察。
山谷与介甫虽属同乡，但他年小24岁。他举进士时，王安石已是声誉赫赫的政界首脑和文坛名流。熙宁初，他甫入仕途任叶县尉时，王安石正入参大政，推行新法。据说王安石曾经很赏识山谷的文才。《垂虹诗话》载：“山谷尉叶县日，作《新寨》诗，有‘俗学近知回首晚，病身全觉折腰难’之句，传至都下，半山老人见之，击节称叹，谓黄某清才，非奔走俗吏，遂除北都教授，即为潞公所知。”《临川集》中有《跋黄鲁直画》七言诗一首，但从中却无从看出王安石与黄庭坚的关系。由于王安石是山谷的同乡和前辈，大约山谷对王氏早怀倾慕。山谷在政治上虽不赞成熙宁新法，但他对王安石却并无攻击的言论。相反，在王安石过世，旧派异口同声全盘否定王氏新学，甚至王氏门生也乘机下石的日子里，山谷却能独立不倚地发表一些平正公允的言论。在《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中，他显然表示出对旧派舆论的不满。在《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的一组诗里，他大胆地对王安石的学术成就给予称颂：“荆公六艺学，妙处端不朽!”荆公身后，山谷对这位乡贤极表钦佩，多次低徊缅怀，评赞称道。如《与俞清老书》云：“惠及荆公遗墨，入手喟然，想见风流余韵，昭庆、定林之间，无复斯人矣!”在其《书王荆公骑驴图》中也说：“荆公晚年删定《字说》，出入百家，语简而意深，常自以为平生精力尽于此书，好学者从之请问，口讲手画，……此胜事不可以无传也。”山谷集中提及荆公的文字，大都贯注着仰慕之情。
在诗歌创作上，山谷有不少地方学王安石，在诗歌艺术的追求上，山谷与荆公有一些很为相近之处。
其一，王、黄都强调师法杜甫。
王安石编过《老杜诗后集》，对杜甫佚诗辄能辨别真伪。《遁斋闲览》记述了他的一段李杜比较论，他特别推崇杜甫，称颂他“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其序《杜工部后集》曰：“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词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可见他要尽力学杜。其《杜甫画像诗》更是评杜的名篇。宋初学晚唐、白体、义山的诗人较多，王禹@⑴、林逋、宋祁等虽均称述杜甫，但对杜诗评价提到如此高度，在宋代王安石要算第一位。他的诗既学杜甫关切现实的宏大襟怀，又师法其用语的淹博无极，同时在炼意炼句上也多用老杜家法。黄山谷的父亲黄庶、舅父李常、岳父谢师厚，都是学杜的，他的学杜，有家学渊源。山谷对杜诗用力甚深，曾为杜诗作过笺注。他的《老杜浣花溪图引》，侧重写杜甫后期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在驰纵俊爽的笔力中，贯注着对老杜深厚的钦仰思慕之情，堪与王安石《杜甫画像诗》前后媲美。他称颂杜甫“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足见他并未忽略对杜诗社会内容的高度估价。他很赞扬别人“作诗，以杜子美为标准”(《跋高子勉诗》)。他在《与王观复书》之二中说：“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谪黔州时，他曾想嘱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刻杜子美巴蜀诗序》)，后在友人协助下，终于实现这一宿愿。东坡写诗，自由挥洒之处更接近李白，而王、黄则强调学杜。所不同者，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前期更重视杜甫那种忧念黎元、关切社稷的精神;山谷除继承这种关怀民瘼政局的精神外，更加强调老杜诗法。不过王安石学杜诗句法，在宋人中也是较早较突出的。如他的《春日》诗中间两联：“莺犹求旧友，燕不背贫家。室有贤人酒，门无长者车。”查慎行指出：“如此诗三、四景中有意，乃为绝唱，老杜家法也。”(《查初白十二种诗评》)其中“室有”、“门无”两句，还是用少陵成语。故许印芳谓：“荆公诗炼字、炼句、炼意、炼格，皆以杜为宗。”(《律髓辑要》)山谷学杜重视夔州以后诗，但也并非只讲吴体、拗格和诗作技巧，他也继承了杜甫仁民爱物、关切时事的创作传统。“官宁惮淹留，职在拊@⑵嫠”(《丙辰仍宿清泉寺》);“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怍”(《寄李次翁》)，这些诗句都可以看成诗人的内心自白。他深深地同情贫弱的小百姓，决不愿把牺牲百姓利益作为升官的垫脚石，这种善良的心态，同杜甫“穷年忧黎元”的精神，不正是一脉相承的吗!
其二，王、黄都重视诗歌法度技巧的考究研磨。
李唐是诗歌诸体灿然大备的时代。赵宗文人崛起于唐代诗歌高峰之后，从诗体的创制上已无从寻求突破，只有就唐代定型的诗体范围内，或向生活深层发掘，或由诗法技巧上开拓，或就语言锻造上求新变。所以宋代诗家除表现出“取材广而命意新”的趋向外，广泛地兴起了研讨诗法和技巧的风尚，王安石、黄庭坚可说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王安石前期从施政的角度论文，主张文章“以适用为本”，“不必巧且华”，表现出忽视文艺性的狭隘的实用观念。然而人的精神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作为诗人的王安石，尤其到他退出政治漩涡的晚年，却刻意于诗法诗艺的讲求，故人称其“暮年诗益工，用意益苦。”(《后山诗话》)王安石的创作实践，也确实体现了讲法度、重技巧的倾向。这体现在诸多方面。如描摹景观物象，前人认为“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王安石的“缫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含风鸭绿@⑶@⑶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等，就符合这一原则。他不说蚕丝、麦浪、春水、垂杨，而以“白雪”、“黄云”、“鸭绿”、“鹅黄”代之，使用语增强了色彩感、描绘性和形象美。王安石于律句讲求对偶精严，细微到以汉人语对汉人语、梵语对梵语等。在用典上，他反对“编事”，提出“借事以相借发明”的要求，主张巧于活用、反用。对景语，讲求动静反衬法，或静中见动意，或动中见静意。语言上往往“为文皆有所本”，如《虎图》诗“神闲意定始一扫”句，《谩成》诗“日月不jiāo@⑷时易失”句，看似常语，而其实出处并不寻常。至于善于下字，一笔不苟，例子更多。如此精琢细锻，穷究技法，在北宋诗人中，山谷而外，要数王安石最为突出。
如果说王安石晚年表现出刻意讲求诗歌技巧的端倪，那么山谷则是继承和大大发展了这种好尚，而兴起了一股研磨诗法的潮流。与苏轼追求天然美的创作主张不同，山谷论诗，强调“法度”，刻意求工。他在《论作诗文》中说：
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其《胡宗元诗集序》还说：
至于遇变而出奇，因难而见巧，则又似子所说诗人之态也。可见山谷更加自觉地倡导写诗要规模法度，讲求奇巧。山谷研磨诗法，比荆公益加细密化、体系化。他不仅对写诗的章法、句法、字法、用事法等有不少言论，而且在善于点铁成金、因难见巧的技法方面，更被许多人推许为深得诗学三昧。《于湖居士文集》序谓“文章有以天才胜，有以人力胜。出于人者可勉也，出于天者不可强也。”可以说苏轼偏于以天才胜，王、黄偏于以人力胜。
其三，变平易坦直为深拗劲峭是王、黄诗风的共同趋向。
王安石律诗法度精严，笔锋老辣，健语léng@⑸céng@⑹，带有一种逋峭雄直之气，同多数唐诗的圆熟温润，在韵味上颇为不同。如《双庙》：
两公天下骏，无地与腾骧。
就死得处所，至今犹耿光。
中原擅兵革，昔日几侯王。
此独身如在，谁令国不亡。
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
志士千年泪，冷然落奠觞。此诗前八句凌空而起，从大处着笔，纯使议论;“北风”一联陡然接写景物，绾合诗题;尾联以吊古作结，含情无限。全篇抑郁顿挫、沈雄健炼。这种诗格，上承杜、韩，下开江西。山谷许多融化事典、深含思致、笔力重拙的五言古律，都与荆公此类诗作相仿佛。至于山谷诗的瘦硬奇崛之风，更与荆公诗有明显的承传嬗变关系。王、黄两家用力最深的均在律诗，律诗的显出与唐音不同的宋调，应该说开始于荆公而完成于山谷。陈善《mén@⑺shī@⑻新语》说：“欧阳公诗，犹有国初唐人风气，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后诗格遂极于高古。”吴沆《环溪诗话》也说：杜甫创拗体，“然诗cái@⑼拗则健而多奇，入律则弱为难工。荆公之诗入律而能健，比山谷则为过之。”可见王安石律诗多得杜甫晚年句法，这为黄庭坚学杜甫夔州以后诗开了先路。王荆公体在江西诗风的形成方面是起了某种过渡作用的。
其四，山谷诗在立意、句法和艺术手法上多受王安石诗的影响。
山谷诗取材立意勇于求新，往往不践前人行迹，出口超人意表，但他却偶有步武荆公之处。如王安石有《山鸡》诗。
山鸡照渌水，自爱一何愚!
文彩为世用，适足累形躯。王诗取材于张华《博物志》，借以隐喻世人炫耀华藻，适成其累。山谷《奉和文潜赠无咎篇末多见及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诗其一，则以五律敷衍此意，后两联云：
后生玩华藻，照影终没世。
安得八hóng@⑽@⑾，以道猎众智。山谷诗把后生比为山鸡，由其贪玩华藻而累身，说到要张设大网来捕灭机智，进一步发挥了道家弃绝圣智、归朴返真的要义。王安石咏史诗《韩信》中，有“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之句，是用韩信礼遇广武君事，意在赞扬韩信礼贤重才，能争取被俘谋士为汉军服务，识度高远。黄庭坚有《淮阴侯》诗，据分宁本引黄@⑿注引蜀本原文，中有“功成千金购降虏，东面置说师广武”;“虽云晚计大疏略，此事已足垂千年”等语，措意与王诗一脉相承。故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说：“二诗意同。”再如山谷六言诗《次韵舍弟题牛氏园》之“春事欲了鹦催，主人虽贫燕来”，脱胎于王安石《春日》之“鹦犹求旧友，燕不背贫家”;山谷《和曹子方杂言》之“三十六陂浸烟水，想对西江彭蠡湖”，脱胎于王安石《题西太乙宫壁》之“三十六陂烟水，白头想见江南”。诸如此类的例子，足以说明山谷诗有的在立意上受到荆公启迪。
山谷诗在句法和字法上，于唐人着意规模杜甫，于宋人时或参酌荆公。王、黄二家有个别诗句，极为相近者。如王安石诗“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⒀丝”(《促织》)，与黄庭坚诗“莫作秋虫促机杼，贫家能有几@⒀丝”(《戏以前韵寄王定国》);王诗“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岁晚》)，与黄诗“小立近幽香，心与晚色静”(《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这可能由于山谷对荆公诗作记诵较多，偶因某种生活情景触发，王氏原句浮现笔端，便不自觉地借用入诗。但这种不经融化和创造地师法前人，难免有蹈袭之嫌，毕竟不足为训。不过，山谷学荆公，更多的是借鉴其诗法，而独立创造。以字法来说，荆公《重游草堂次韵》其三，有句云：
拂尘书所见，因得拟阴何。这是说草堂览胜撩起了诗兴，扫几写出象阴铿、何逊那样的佳句。山谷《次韵高子勉》其二对“阴何”有类似用法，但诗句却是：
寒炉余几火?灰里拨阴何!“拟阴何”一变而为“拨阴何”。山谷借鉴王诗，兼受《传灯录》百丈和尚在炉中深拨得火种的启悟，吟出此联，说明寒夜围炉取暖，推敲琢磨直至深夜，乃能锻炼出阴、何那样的名世之作。这比起王诗，义蕴变得深厚，诗境也新警、深刻多了。山谷《胜业寺悦亭》写雨过天霁，峰峦破雾而出的景象，有“苦雨已解严，诸峰来献状”之句。“解严”、“献状”，下语警策新颖，受到前人称赞。“献”字如此用法，原来渊源于王安石的“木落冈峦因自献”(《清凉白云庵》)，不过王氏句法略显拙直，而山谷措语则趋于新巧。以句法来说，王、黄律诗的对偶句法有很多讲究。例如以排偶之势运单行之气。荆公多此种句法，试看：
还见子孙持汉节，欲临关塞抚羌酋。(《送李太保知仪州》)
当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独惊人。(《贵州虞部使君访及道旧窃有感》)两联的上下句所表现的都是一个被陈述的主体行动的连续和递进，故而骈偶中有一气直下的流走之势。山谷擅长这种句法并有所发展。也举两例：
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过平舆怀李子先时在并州》)
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题胡逸老致虚庵》)前例出句是果，对句是因;后例出句是因，对句是果。两联不仅用“岂无”、“难得”、“能与”、“必有”等关联性词语，把上下句扭紧，而且整联成为一个完整的意念单位，不容停顿，读来自然一气贯注，顺流而下。两人诗比较，王诗是事句，黄诗是理句，王诗直陈，黄诗用典，因而后者意蕴尤显丰厚。对偶句法的讲究，古人还认为“律诗中间对联，两句意甚远而中实潜贯者，最为高作。”(《韵语阳秋》卷一)古人于对句最忌“合掌”，即字面虽对而含意犯复，因这会造成言多意少;如果对句意远，则能收言简意丰之效，被视为难得。如王诗“家世到今宜有后，才士如此岂无时。”(《寄阙下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出句从家道说，对句就才学论，“有后”正说，“无时”反说，内容似远而意念连贯。山谷发展了这种对仗句法，如《寄上叔父夷仲》：
万里书来儿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此联出句写家计之窘，对句写旅况之艰，空间范围极阔。“儿女瘦”和“冰雪深”，表面上又似绝无干涉，而实际异常深刻集中地写出了自我处境的困顿。这种用“缩地法”来写一家老幼或行或居的生活情景，比写一物一景的对句，容量要大得多，感慨要深得多。所以葛立方说：“如此之类，与规规然在于媲青对白者，相去万里矣。鲁直如此句甚多，不能概举也。”(《韵语阳秋》卷一)
山谷擅长“以物为人”的艺术手法。《环溪诗话》谓：“山谷除拗体似杜而外，以物为人一体最可法。”所谓“以物为人”，就是拟人化的形象描写手法。王安石诗措辞新巧，善于拟人。山谷对此更有所发展。王安石以物为人多数是以写人的语辞写物，赋予物以某种人化的意识和感情，因而把物或景写活，显得亲切生动。如“两山排闼送青来”(《书湖阴先生壁》);“风沙不贷客，云日欲迷人”(《冬日》);“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宿雨》);“紫苋凌风怯，青苔挟雨骄”(《雨中》)等等。山谷的以物为人则别有风致，如《次韵张询斋中晚春》中云：
春去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春天快要离去了，窗外的黄鹂三番五次地鸣叫，多情地对主人发出游春的邀请。黄鹂在诗人的生活中成了有感情、有思想而热心地关怀主人的可爱角色，这种拟人多么新警而出人意表!再如“翩翩佳公子，为致一窗碧”(《和甫得竹数本于周翰喜而作诗》)，把竹比成风度翩翩的美男子，他为主人提供满窗绿荫。“西风鏖残暑，如用霍去病”(《次韵答斌老病起游独乐园又和》)，把西风说成著名将军，经过苦战，方把残暑打退，想象何等新巧而奇特!虽然令人惊愕，但并不感到勉强穿凿。这类诗正如朱熹所赞叹的：“精绝，知他用多少功夫。”“山谷诗忒好了。”(《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此外王安石有三、四首六言诗，其中《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题西太乙宫壁二首》三首名作，黄庭坚都有和篇。山谷爱写六言诗，集中六言四五十首，名篇即有七八首之多。六言句式紧缩，要求行文斩截，重视笔力劲拔。山谷六言多佳作与其笔力有关。据《诗事》载：“苏子瞻作翰林日，因休沐邀门下士至太乙宫，见王荆公旧题六言……。子瞻讽咏再三，谓鲁直曰：‘座间惟鲁直笔力可及此尔!’对曰：‘庭坚极力为之或可追及，但无荆公之自在耳!’”其事虽未必真确可靠，但从这则传闻，也可以说明，山谷对王安石的诗作很为推崇，山谷笔力足够追蹑、仿效王安石，王、黄在诗歌上确有不少承传关系。
为何山谷与荆公政治上分属两派，而诗歌艺术上却表现出某些相似的趋向而存在着一定承传关系?这有多方面原因。从气质上说，作为诗人，东坡属于对客挥毫的“豪放型”，故提笔略不经意而文思滔滔如泉涌;山谷属于闭门雕镌的“苦吟型”，故尝云：“诗非苦思不可为。”(洪炎《豫章先生退听堂录序》引)荆公近于后者。东坡主张“冲口出常言”;荆公赞赏“成如容易却艰辛”。一重才思坌涌，一重人力切磨。山谷政治思想与苏氏近，艺术气质与王氏近。从艺术追求上说，东坡强调行云流水，天然自得;荆公早年重经义，薄文辞，但并不废弃“以刻镂绘画为之容”，晚年更不自主地步入了刻意为文的道路。山谷讲究“文章斧斤”、“师匠楷模”，正与晚年的荆公契合。从继承的传统来说，东坡近乎太白、香山，诗风趋于平易爽畅;荆公多学少陵、昌黎，文字走向沉奥奇崛。前者以快意放笔，驰纵恣肆为贵;后者以刻苦磨砺，chán@⒁绝劲峭见长。山谷服膺杜、韩，江西诗风正渊源于杜韩而发展到极致。可见创作个性和文学风貌的形成，实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有关，并不一切以政治态度为决定关捩。从王安石与山谷诗的关系，还可以说明王安石的诗作对宋调的形成发生过重要作用，在宋代诗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外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⑴原字为俘去子加冉
@⑵原字为女右加上旬下加丁
@⑶原字为粼的左半部右加甾的上半部
@⑷原字为月右加戮的左半部
@⑸原字为山右加凌的右半部
@⑹原字为山右加曾
@⑺原字为打的左半部右加门
@⑻原字为虱的繁体字
@⑼原字为才的繁体字
@⑽原字为线的左半部右加雄的左半部
@⑾原字为置去十
@⑿原字为把莹的繁体字的玉换田
@⒀原字为线的左半部右加句
@⒁原字为山右加才的繁体字的右半部
原载：文史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