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志
内容提要 陆游非常关注北方，但诗中屡屡言及的北方敌情和民心多出自传闻和想象。《剑南诗稿校注》已有所揭示，考之宋金双方文献，可见陆诗偏离历史真实的具体情景。其原因除受客观条件限制之外，主要是主观上偏听偏信，导致其诗多夸张失实之处，进而削弱了其诗的艺术感染力。
关键词 陆游;《剑南诗稿校注》;金国;遗民;夸诞
陆游作为南宋最著名的爱国诗人，北方故国沦入女真族之手，自然让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释怀。北方故土是他爱国感情的重要基石，在他近万首诗歌中，有不少诗歌写到北方故国，涉及到北方的敌情和民心，抒发诗人收复中原的感情和愿望。对此，人们给予了一致的赞赏和肯定。由于陆游平生并未去过北方，这类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有关内容多出于传闻和想象，经常与历史相左，赵翼《瓯北诗话》、钱钟书《谈艺录》已有所揭示，只是一般读者很少考虑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因为其真实与否不会对陆游真挚的爱国感情造成大的妨碍。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弄清相关问题的历史真伪，相信将有助于准确理解陆游的爱国感情、诗歌艺术以及南宋文人的心态。基于此，本文将结合金源文献，具体分析陆游诗中有关北方“虏乱”及“民心”的历史偏差，进而探讨这类误差的启示意义。
一
陆游一心恢复故国，北方敌情始终是他关注的焦点。北方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陆游的注意，特别是所谓的"虏乱"，常常激起他情感的波澜，让他浮想联翩。陆游有十多首诗歌写及“虏乱”，钱仲联先生《剑南诗稿校注》[1](以下简称《校注》)对其历史背景已经做了初步的考证，但尚存在一些不足，我们不妨作进一步的考察。
陆游有关“虏乱”的诗歌，依其真实性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有一定历史依据，但也有夸张失实之处。如乾道九年(1173)九月陆游任嘉州刺史时所作的《夜读岑嘉州诗集》、《闻虏乱有感》等诗，前者谓“群胡自鱼肉，明主方北顾”[1](P332)，后者称“近闻索虏自相残”[1](P346)，《校注》卷四引《金史·世宗本纪》大定十二年(1172)西北路纳合七斤、德州防御史完颜文谋反被杀之事，可见诗中所写有一定的事实基础。纳合七斤，《金史》无传，也不见于《大金国志》等书，他的谋反影响不大。完颜文为名臣完颜宗望之子，贪赃不法，胡作非为，曾被海陵王除名，恢复职位后又被金世宗降职，心怀怨望，遂起反心，事泄被杀。《金史》卷七十四有传。但当时金王朝政权相当巩固，女真族内部的这种矛盾对其政权几乎不构成损害，也就不可能成为“明主方北顾”的契机。显然，陆游夸大了“虏乱”的负作用。
二是所言“虏乱”比较宽泛，没有可以考知的具体事件，其中比较多的只是传闻异辞。如乾道六年(1170)所作的《投梁参政》说：“颇闻匈奴乱，天意殄蛇豕”[1](P135)，但据《校注》卷一，所谓“匈奴乱”只是传闻中的“饥馑连年，盗贼日起”[1](P136)。
庆元四年(1198)，陆游有《作雪》诗曰：“中原乱方作，弱虏运将平。”[1](P2450)《校注》卷三十七未加注释，《金史》亦不见相关记载，陆游所言或有所据，但难以确考。次年冬，陆游作《得建业悴郑觉民书言虏乱自淮以北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从题目来看，似有所据。郑觉民，其人不详，《校注》卷四十二征引宋人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的记载，以为虏乱指“爱王”之叛[1](P2623)，但此事主要出自宋人的记载，史实纷纭难辨。《大金国志》卷十九说爱王是完颜允蹈之子大辨[2](P26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二说爱王为完颜允恭之子[3](P700)，两者所说的叛乱都发生在金国上京或上京以北，但《金史》、《归潜志》等书中没有相关的记载。这种“虏乱”即使存在，其影响也主要在东北一带。该诗中的“虏乱”究竟指什么，已不得而知，很可能只是一种空泛的传言，否则陆游为什么不进一步写出“虏乱”的具体内容呢?
嘉泰四年(1204)，陆游先后写下了《闻虏乱代华山隐者作》、《闻虏乱次前辈韵》。其中的“虏乱”，于史无考，陆游可能张大其辞。
三是捕风捉影，背离史实。这种情况比较突出。
绍熙二年(1191)，金国北疆平安无事，但陆游《闻虏乱》则说：“运数群胡尽，烟尘北道昏。”[1](P1644)《校注》卷二十二引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二的观点，认为“烟尘北道昏”是指明昌二年完颜宗浩所平定的“契丹余种”扰边之事[1](P1644)。这种解释虽然符合诗意，但并不正确。今考《金史·完颜宗浩传》：
章宗即位，出为北京留守，三转同判大睦亲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便宜从事。朝廷发上京等路军万人以戍。宗浩以粮储未备，且度敌未敢动，遂分其军就食隆、肇间，是冬，果无警。北部广吉剌者尤桀骜，屡胁诸部入塞。宗浩请乘其春暮马弱击之。……明年，宴赐东北部，寻拜枢密使，封荣国公。[4](P2073)
金章宗即位于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次年改元明昌。章宗即位当月，“参知政事宗浩罢”[4](P209)。宗浩担任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留守当在这以后。北京留守为正三品。大睦亲府即大宗正府，掌管皇族政务，同判大宗正府事的职务仅次于判大宗正府事，官阶为从二品。从北京留守到同判大睦亲府事，经过“三转”，至少经历了好几年时间，也就是说"北方有警"不可能在明昌二年。考《金史·章宗本纪三》，承安四年(1199)“三月丁酉，同判大睦亲府事宗浩为枢密使，封崇国公”[4](P250)，以此向前逆推两年，宗浩奔赴泰州(今吉林白城南)当在承安二年(1197)。《金史·章宗本纪二》又载，承安元年正月，“大盐泺群牧使移刺睹等为广吉剌部所败，死之”[4](P238)，说明广吉剌(蒙古部族)侵入边境造成重大破坏的是在承安元年，这以后才引起金廷的高度重视。该年二月，朝廷“初造虎符发兵” [4](P238)，也印证了宗浩“佩金虎符驻泰州”不可能在此前的明昌二年。另外，宗浩所破的广吉剌(弘吉剌)、合底忻(哈答斤)、山只昆(散只兀)诸部，也并非“契丹余种”，而是北方蒙古部系。总之，陆游绍熙二年所闻“虏乱”以及“烟尘北道昏”的推测不可能是几年后与蒙古族的战争。陆游所言只是没有多少根据的传闻之辞。
最典型的是因金世宗回上京而引发的“虏乱”系列传闻，几乎是无稽之谈，却被陆游津津乐道。
大定二十四年(1184)三月，年迈的金世宗“久思故乡”，便率领宗戚、大臣一行从燕京返回金国上京(今黑龙江阿城)，让太子完颜允恭留守燕京。金世宗安排周密，一路游宴，历时一年半，次年九月返回燕京，往返都很顺利，《金史·世宗本纪下》有详细记载。但此事传到陆游笔下，便成了“虏酋遁归漠北”的大好消息。四月，陆游作《闻虏酋遁归漠北》曰：“共言单于远遁逃，一夕荆棘生燕台。天威在上贼胆破，捧头鼠窜吁可哀。”[1](P1270)将金世宗巡幸上京丑化成遁逃鼠窜，还进而想象出"荆棘生燕台"的衰败景象，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几个月后，陆游又听到了一些风闻，更加相信“虏政衰乱”，激动地写下了两首《闻虏政衰乱扫荡有期喜成口号》[1](P1285)，诗中所谓“虏政衰乱”的唯一依据就是金世宗巡幸上京未归，而金世宗是金代最贤明的君主，连宋人都知道他有“小尧舜”[3](P842)的美名，他执政的大定年间是金代最承平的时期，实际情况与陆游所言大相径庭，“虏政衰乱扫荡有期”云云只是想当然而已。
最耸人听闻的传言是金世宗途中遭遇刺客。淳熙十二年(1185)秋天，陆游作《秋夜泊舟亭山下》曰：“羽檄未闻传塞外，金椎先报击衙头。”自注：“闻虏酋行帐为壮士所攻，几不免。虏语谓酋所在为衙头。”[1](P1321)其实，当时金世宗已经顺利返回燕京。传闻的起因可能是，上年冬天金世宗在上京，考虑到“天寒地远”、交通不便等因素，便诏令宋、高丽、夏国暂停派遣正旦使、生日使，这本是保境息民的善举，而“边境奸民，因妄传边报”[1](P1321)，以致以讹传讹，谬以千里。
此外，陆游诗中还有其他一些荒诞不经的传闻。作于淳熙三年(1176)五月的《客自凤州来言岐雍间事怅然有感》：“前日已传天狗堕，去年十一月天狗堕长安，声甚大。今年宁许佛狸生?”[1](P587)所谓“天狗堕长安”本是陨石类的自然现象，很可能是从大定十四年(1174)十一月的日食附会而来，陆游却据之推导出“逆胡数尽”、“佛狸”将亡的结论。
从上文可知，陆游所谓“虏乱”真实成份较少，大多是传言不实之辞，有的近乎荒谬。
二
北方遗民对宋的感情，是南宋君臣关注的又一焦点。南宋使金文人如范成大、韩元吉等人到中原之后，都留心观察遗民的态度，在诗中较好地表现了遗民群体的复杂心理。陆游没有范、韩等人的便利，但他同样非常关注北方民心，有很多诗歌写及北方义士及遗民。
陆游诗中的北方民心，有的出于他自己的亲身见闻。乾道八年(1172)三月至十月，陆游参加王炎的幕府，在南郑一带从军，渐深入到前线地区，与金兵发生遭遇战，写下了许多寄意恢复的诗歌，可惜大多数诗歌据说不慎落水遗失。好在他后来一再回忆这段人生中最宝贵的经历，其中至少两次忆及金国将士向他所在的南郑宣抚司提供军事情报。一是淳熙十四年(1187)所作的《昔日》诗，末尾两句曰：“至今悲义士，书帛报番情。”句下自注云：“予在兴元日，长安将吏以申状至宣抚司，皆蜡弹方四五寸绢，虏中动息必具报。”[1](P1442)二是嘉泰元年(1201)所作的《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四首之四：“关辅遗民意可伤，蜡封三寸绢书黄。亦知虏法如秦酷，列圣恩深不忍忘。”诗末亦有自注：“关中将校密报事宜，皆以蜡书至宣司。”[1](P2928)当时，王炎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出任四川宣抚使，权力很大，有心北伐，打算收复长安等北方失地。这时，有北方将士私下支持王炎的北伐活动，完全可能，加之此事出自陆游的亲身经历，可靠性自然很高。可以想见，陆游一定倍受鼓舞。但是，这些“义士”、“将校”是否真的不忘“列圣恩深”，是否真的“具报”“虏中动息”，恐怕也不可全信。四川宣抚司钱帛丰足，有所谓的“降赐”、“激赏”等名目[3](P799)，他们自然会用钱帛来收买敌方情报。就在陆游从军的乾道八年，出使金国的韩元吉在《书朔行日记后》中说，朝廷为了获得金国的情报，“遣侦伺之人，捐费千金，仅得一二”[5]。既然有金钱的利诱，对方自然有人投其所好，也就不免让人怀疑其动机和情报的可靠性。韩元吉还说，他在使金途中为了了解民心，多方尝试，“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 [5]，然后才能得知民众中存有怨敌之情。由此也可见北方遗民并不像陆游所想象的那样积极主动地向南宋人提供情报。赵翼就不相信陆游所言蜡书之事，认为“彼以蜡书来利赏赐，自必诡言其败，以中吾喜，肯以实告耶?”[6](P92)虽然有绝对化之嫌，但并非没有道理。
陆游还多次回忆南郑期间北方民众欢迎南宋士兵的情况：
忆昔从戎出渭滨，壶浆马首泣遗民。--《校注》卷三十六《忆昔》
忆昔王师戍陇回，遗民日夜望行台。不论夹道壶浆满，洛笋河鲂次第来。在南郑时，关中将吏有献此二物者。--《校注》卷四十八《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四首之三
此事出自陆游亲身经历，当有其事，但应该有其特殊性，至少民众欢迎南宋士兵的时间、地点、程度，会有条件限制的。因为“虏法如秦酷”，民众们不可能如诗中所言的那么大规模，那么高热情，倒是诗中的自注平实有分寸，可能更切合事实。
关于北方民心，陆游还有另一种消息渠道，那就是采自其他人。陆游与范成大、韩元吉、李壁、姜特立等众多使金文人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完全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相关消息。但这类诗作并不多，标明源自使金之人的仅有两首，一是《得韩无咎书寄使虏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略曰：“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书来寄我宴时词，归鬓知添几缕丝?”[1](P371)该诗作于乾道九年(1173)冬天。头年十二月，韩元吉使金，次年三月抵达，返宋途中写下了《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一词：“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人呜咽。”该词侧重表现韩元吉故都听乐的感伤，只字未提北方遗民。陆游读后，却联想到汴京舞女、庐儿已经胡化的妆扮和语言，这一内容显然超出韩词本身所提供的信息量，也是陆游不敢想象、不愿面对的现实，它很可能源于韩元吉的书信，显得比较真实。另一首是《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其中关于中原父老的记载直接来源于范成大的使金日记《揽辔录》，也比较可靠。
除使金文人之外，陆游还有其他途径了解到一些中原消息，如作于绍熙元年(1190)的《估客有自蔡州来者感怅弥日》诗云：“几岁中原消息断，喜闻人自蔡州来。” [1](P1605)尽管估客带来的只是“如今胡马饮淮流”[1](P1606)，但毕竟增加了他对北方的了解。
上述两种渠道所获知的北方民心，在陆游诗中数量不多，最多的是第三种方式，就是大胆的想象。其中有对北方义士的称赞，有对北方义士的期待。陆游不仅在感情色彩很强的诗中将他们当成收复故国的重要力量，如他在多首诗中说，“幽并从古多烈士，悒悒可令长失职。王师入淮驻一月，传檄足定河南北”[1](P397)，“遗民久愤汗左衽，孱虏何足烦长缨”[1](P1188)，还在相对平实的文章中，也认为“王师一出，中原豪杰，必将响应”，必能一举“定万世之业”[7](P2219)。从《金史》等书来看，在北方虽然确实存在一些农民起义，但这些农民起义本身不等于陆游所期待的抗敌救国行动，它对南宋收复中原所起的作用是否像陆游所估计的那样重大，也值得怀疑。
陆游还想象北方民众盼望、欢迎南宋官兵的情形：
三秦父老应惆怅，不见王师出散关。--《校注》卷五《观长安城图》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校注》卷八《关山月》
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校注》卷二十五《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关中父老望王师，想见壶浆满路时。--《校注》卷五十八《书事》
类似情景也出现在范成大等使金文人的诗歌中，说明这种想象有其合理性。但遗民们并不都是这样念念不忘宋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由悲愤、惆怅、失望发展为冷漠、麻木。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使金，陈亮作《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从其“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的词句中，可以看出他对北方民心的隐忧。庆元三年(1197)，陆游眺望北方，表现出类似的担心：“中原堕胡尘，北望但莽莽。耆年死已尽，童稚日夜长。羊裘左其衽，宁复记畴曩?”[1](P2307)这时，真正意义的北宋遗民几乎全部去世，第二代、第三代遗民成长起来，他们对宋王朝记忆模糊，对女真族的统治渐渐习以为常。其实，早在绍兴十三年(1143)，洪皓在回宋途中就已经目睹了一批“不知有宋”[8]的河北青年。到这时，北方民众对宋的感情自然更加疏远、淡漠，陆游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既然如此，他们还会大力支持南宋收拾旧山河吗?恐怕连陆游自己也缺少十足的信心了。开禧北伐迅速败北，多少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陆游在诗中似乎鲜能理智地看待这一问题。他总是乐于夸大官军的胜利，像《书几试笔》中所言“解梁已报偏师入”、《闻西师复华州》所言收复华州之事均不符合历史，受到赵翼的批评[6](P92)。陆游还经常想象官军收复故国的具体情景，一边恣意丑化女真官兵“马前腽咿争乞降，满地纵横投剑戟”[1](P625)、“今兹缚纛下，状若斛觫牛”[1](P3528)，宣泄其民族仇恨，一边纵情想象北方百姓幸福、激动等种种情状。其名作《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描写收复西凉府后，“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1](P970)，既表现了当地的和平安祥，又表现了百姓对宋王朝的归顺向往之心，当然非常浪漫而温情。这种情景出现在梦中，或者借梦境、借醉酒言之，都顺理成章，但如果出现在清醒状态下，那就无异于白日做梦。陆游却偏偏喜欢将非常复杂繁难的恢复大计简单化，将根本不切实际的梦想当成触手可及的未来，如下列诗句：
落蕃遗民立道边，白发如霜泪如雨。褫魄胡儿作穷鼠，竞裹胡头改胡语。阵前乞降马前舞，檄书夜入黄龙府。--《校注》卷十一《出塞曲》
渔阳女儿美如花，春风楼上学琵琶。如今便死知无恨，不属番家属汉家。--《校注》卷十四《军中杂歌》
第一首写宋朝官兵所到之处，落蕃遗民悔恨交加，女真官兵仓惶掩盖其身份，缴械求降。事实上，早在绍兴年间金兵中就有大量的汉族百姓和士人，于宋王朝他们并没有陆游所想象的那样忠诚。第二首写渔阳收复之后，当地女子无比幸福、惬意，她们可以死而无恨了，因为她们已经属于宋朝的子民。这恐怕也是想当然之辞。渔阳一带百姓长期处于民族冲突、民族融合的要冲，形势所迫，他们的胡汉观念淡薄，华夷之防模糊，身处其地的金世宗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燕人自古忠直鲜，辽兵至则从辽，宋人至则从宋，本朝至则从本朝，其俗诡随，有自来矣。虽屡经迁变而未尝残破者，凡以此也。”[4](P184)在这种风尚下，“渔阳女儿”还会不会那么在乎“汉家”身份，自是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陆游笔下的北方民心有虚有实，虚多于实。
三
类似陆游诗歌上述不实的情况，在南宋人中不是个别现象。陆游诗中类似传闻比同时其他文人更加突出，则具有代表性，值得注意。
陆诗失实的重要原因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宋金双方互相对峙，交往有限，特别是战争期间，传言四起，真假难辩。陆游没有辛弃疾那样的北方生活，没有范成大等人的使金体验，自然比他们多了一层隔膜。他基本上是通过间接渠道获知北方消息，可是有时连官方正式通报也不准确。《书几试笔》所云“解梁已报偏师入”之事，据其自注是来自官方邸报[1](P3848)，却并不属实。同样，使金之人带回的消息也不一定准确。像范成大的使金组诗可能就存在主观化的成份，他的《揽辔录》自然也带有他的视角。陆游的名作《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作于绍熙三年(1191)，上距范成大使金已有20年，似乎又说明他没有从这位好朋友处及时、全面地获得相关消息。《老学庵笔记》卷一有则材料记载谢深甫使金归来的见闻，可以参考：
谢子肃使虏回，云：“虏廷群臣自徒单相以下，大抵皆白首老人。徒单年过九十矣。”又云：“虏姓多三两字者，又极怪，至有姓斜卵者。”[9](P13)
谢深甫于淳熙十六年(1189，金大定二十九年)使金。所言徒单相指徒单镒，生年不可考。据《金史·徒单镒传》，明昌元年(1190)拜参知政事，二十三年后(1213，金贞祐元年，宋嘉定六年)进拜左丞相，因足疾，诏侍朝无拜。次年卒。如果按照谢深甫的记载，徒单镒任左丞相时已经114岁高龄。这绝无可能。可见，谢深甫使金时徒单镒不可能有九十高龄。他所说的女真姓氏斜卵，当是斜卯之讹。对这些不合常理的不实之辞，谢深甫自己居然信以为真，陆游当然更是无从分辨，可见他们对金国多么生疏隔绝!他们当时了解对方情况所面临的客观困难，可能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另一方面，陆诗失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主观上的偏听偏信，这从反面也反映了他异常强烈的爱国感情。“传闻之事，类多失实”[5]，这应该是当时许多人的共识，也是最起码的常识。对一些传闻，无从分辨，那是条件所限，而不加分辨，甚至不愿分辨，以讹传讹，则是陆游的主观倾向。像“虏酋遁漠北”、“天狗堕长安”等等传闻，在他看来，有利于鼓舞南宋民心士气，加大朝廷抗敌复国的决心，尤其符合他自己的心理期待，所以他轻易地信以为真，借以表现收复故国的理想。开禧北伐之前陆游有多首写“虏乱”的诗歌，夸大对方的内乱，过高估计对方百姓对南宋的支持，乐观地相信“淮以北民苦征调皆望王师之至”，以为这是北伐的良机，北伐开始后，他继续宣扬“中原蝗旱胡运衰”[1](P3818)，实际上他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嘉泰四年(1203)，韩侂胄遣其外甥张嗣古使金，刺探金国虚实，张嗣古回来后，禀告韩侂胄“敌未可伐，幸太师勿轻信人言”[10](P87)。次年，韩偏胄又遣李壁使金，再探虚实，李壁回来后亦“言兵不可轻动”[3](P826)。张嗣古、李壁使金归来之所以反对北伐，是因为对金国有了大体切实的了解，可惜韩偏胄北伐心切，未予采纳。对此，陆游应该有所知闻，因为这前后陆游与李壁有所交往，在开禧三年所作的《次韵李季章参政哭其夫人》诗中陆游还提及李壁使金之事，陆游完全有条件向他了解金国情况以及他反对用兵的理由。可是，陆游出于其执着急切的北伐之念，无视这一点，热情地支持北伐。
诗歌艺术不等于历史、军事，我们当然不能以生活真实来要求诗歌。陆游这类诗歌表明，他很好地突破生活真实，进入艺术真实的境界。这是陆游爱国诗歌创作的一大关捩所在。很难想像，如果陆游念念不忘南宋妥协投降的政策、衰弱的国力和军力、强大的女真敌人，处处从无奈的现实出发，还怎能表现激烈的理想、时代的强音?其结果可能只会发出沉痛的低吟。只有不拘于生活真实，才能展开飞腾的想象，激发杀敌报国的斗志，宣泄其澎湃的爱国豪情。像《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塞亡曲》纯以想象落笔，以将军、战甲、剑戟、风雪、沙碛等意象组合成纵横豪壮的边塞图画，抒发其消灭强敌的雄心壮志，风格近似岑参、李白。有的短篇想象优美，如《闻西师复华州》想象自己于华山下饮酒逍遥、观赏美景之情，充满着诗意，应该说这得益于不拘现实的想象。
需要辨明的是，不拘现实每每与夸张不实相伴。上引《闻虏酋遁归漠北》、《战城南》、《出塞曲》等诗应有夸张失实的倾向，另如“三更穷虏送降款，天明积甲如丘陵”[1](P367)、“海东小胡辜覆冒，敢据神州窃名号”[1](P591)、“请书一尺檄，为国平胡羌” [1](P475)、“驿书驰报儿单于，直用毛锥惊杀汝”[1](P1597)等等逞一时口舌之快的诗句，不可胜数，其感情真实虽然不容怀疑，但一旦联系到宋金对峙的现实，这些言论便成了无根之谈。方东树批评陆诗尤多“客气假象”[11](P36)，刘熙载批评陆游“有意要做诗人”[12](P67)，钱钟书批评他“气粗言语大”“不仅‘作态'，抑且‘作假’”[13](P457)，这些批评都与其诗中的夸张失当有关。说其有意作假，虽未必准确，但这类诗歌至少暴露出陆游纸上谈兵、不通实务的书生本色。
陆诗的这种夸张、不通实务很像李白。但陆游没有李白孕育于盛唐的大气，没有强大的时代后盾，所以他的夸张相对勉强，加之其艺术表现不够集中，故其艺术感染力明显不及李白。如《将军行》一诗作于绍熙四年(1193)，内容是陆诗习见的理想--收复故国。当时金政权巩固，南宋也没有北伐动议，陆游几乎凭空杜撰出这样一场复国战争，而且将它写得那么轻松、顺利，可谓淋漓畅快。但如果联想到它出现在退守半壁江山的南宋时期，居然将盘踞北方国土的劲敌随意贬为"孱王似兔"，就显得有些诞幻。这种诞幻感多少会降解其艺术感染力。
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言：“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14](P33)所谓放翁似杜，当是就其七律而言。他的七律最能代表其诗歌成就，被公认为杜甫、李商隐之后的大家。陆游所处的时代，倒与杜甫经历的乱世有几分相似，他也确实继承了杜甫以律诗写时事、表现重大题材的传统，可惜他未能扎根于现实，未能写出更多感人肺腑的诗篇。他在律诗中搀杂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言和豪气，削弱了诗歌的内在底蕴。如“贼势已衰真大庆”[1](P694)、“老子犹堪绝大漠”[1](P1136)仍不免不实之辞。贺裳形象地形容陆诗“颇有祢衡踏地而来，嵇康扬锤不辍之态”[15](P451)，像“八十将军能灭虏，白头吾欲事功名”[1](P1079)、“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1](P3818)之类的诗句，给人的感觉的确很像衰颓老汉硬要冒充英武少年，精神固然可嘉，但不免力不从心。陆游七律最受后人推崇的是对仗精工的技巧。如果就艺术感染力而言，陆诗远逊于杜诗。喜爱放翁的赵翼列举陆游许多写景、使事、抒怀的名句，而在论列杜甫之后“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却只字不提陆游，仅提及元好问一人[6](P117)。钱钟书更是说，陆游的爱国诗“舍临殁二十八字，无多佳什”[12](P132)。其原因之一就是好为大言使得陆游很多爱国诗篇缺少杜诗真诚深厚的感情，缺少杜诗千回百转、力透纸背的力量，更缺少杜诗诗史的品格。代价可谓大矣!
周必大在《跋陆务观送其子龙赴吉州司理诗》中称陆游“得李杜之文章”[16]，看来有些过誉，倒是陆游临终前一年回顾自己创作生涯时所说，“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1](P4263)，或许更贴近实际。
参考文献
[1]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16)[M].四库全书.
[6]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陆游.陆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
[8]洪适.盘洲文集(卷74)[M].四库全书本.
[9]陆游.老学庵笔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1]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3]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刘克庄.后村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5]贺裳.载酒园诗话[M].清诗话续编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6]周必大.平园续稿(卷11)[M].四库全书本.
原载：《中国韵文学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