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与柳忠秧先生有过交流，当时我专注于长篇小说写作，对诗歌抱有一定的看法，甚至不愿对诗歌发言，但我知道他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很深，是一个活在楚文化里的现代狂人。当年他的状态在我看来就有开宗立派的气度，那时他已经有了个性化的写作走向，但他来去自由，动如脱兔，静若处子，似乎不与诗歌界有过多的接触。那次在北京，不见他多说话，一个沉默的人，他给我留下了神秘的印象。

　　这样的印象保持了多年，后来我又重新写诗，小说写作放慢了。而此后的这十年，是柳忠秧先生狂飙突进的十年，他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不小的动静，与过去的沉默者形象简直判若两人。虽然我深知他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是狂放与痛快，但他纵身跃向时代的姿态还是让我颇为惊讶。

　　他在这十年里走完了一条漫长的中国文化与诗歌的开创性道路，他完成了对中国古典诗歌精神的恢复，并且打通了古典与现代的审美关系，就凭这一点，我对他刮目相看。

　　再见到他是在2013年底的北京，他的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我因为工作而错过了到研讨会现场发言，第二天才专程与他见上一面。这次会晤，让我更全面地了解了他的巨大变化，一个有文化抱负的诗人形象代替了十年前的沉默者。

　　他辞商回归，潜修苦吟，其闭门写作的纯粹精神令人感动，他不愧为文化行者，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充当诗歌英雄更需要勇气。

　　他送给我几本诗集《楚歌》、《自由天下骑黄鹤》、《岭南歌》以及他的长诗《哭长江》、《圣美大江》、《天下江山黄鹤楼》、《天下洞庭天下楼》等，其诗集厚重，出版精美，看得出长江文艺出版社对他的诗集很重视;同时《经济日报》、《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诗词报》、《香港成报》等媒体都是一整版一整版的全诗刊发，这种现象多年不见了，在他身上似乎出现了中国诗歌井喷的奇迹。

　　他喝酒不动声色，但越喝越勇，大有把一桌诗人全都喝翻的架式，也全然不顾下午的视频采访了。他是我所见的能完整地继承古代诗人饮酒传统的诗人，白酒与诗，狂放与痛快，既是生活的，更是他的“新楚骚诗派”的精魂。

　　他既写古体诗，又写现代诗，传统与现代的诗神集于一身，让他神游天地，自由穿梭于时间宇宙。这是他十年后给我的更加鲜活的印象。

　　读他的几部诗集，我感到原来还有不一样的思考者与坚守者。他的诗不是简单的抒情，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思考。他面对是整个历史，他要解决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自“五四”以来，这种关系遭到了全所未有的破坏，并且被后人视为一种新的文化建设，而柳忠秧先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不是建设，而是毁灭。所以，他的长诗与诗集，包括他狂饮的形象总体上传达给我的是忧思与愤怒，是痛苦与孤独。

　　我发现柳忠秧先生的“新楚骚诗派”有强大的中国文化背景。在世界文学里，其实我们的汉语言文学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柳忠秧写作的源头在屈原，在忧乐天下与家国天下的大悲大痛之中，所以他是一个形象鲜明的现代诗人，而非一个孤傲的写作古体诗的诗人。在过去或许有人把柳忠秧归入在当下写作古体诗的诗人之列，是的，他的古体诗写得风生水起，但他的古体诗里有强烈的现代性基因，是当代人的古体形式的表达，形式对于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忧思与突破。在我眼里，诗体不分新旧，把古体诗写好的诗人更了不起。写好现代诗是天职，但古体诗要写好，并非易事。可以说他的忧思超越了“诗经文化”，而坚守了家国天下的“骚体文化”。

　　他对当代的思考走在了许多人的前面，他的长诗《哭长江》里包含了太多的文化伤痛，包含了太多的历史思辨，也包含了太多的诗人情怀与历史反思。这首长诗应该是“新楚骚诗派”的代表作。他在诗中对天地的呼唤，无不让人动容。他的“新楚骚诗派”之哭久久回荡在我耳边，这是何等悲伤与痛决的哭喊?这是何等艰难与勇敢的祈求?他的“哭”的动作预示了他的现代性的完成，也给出了他胆敢挺身而出的文化姿态。我们经常说“历史担当”与“文化使命”这样的大词，但真正落实在写作中的人很难见到;或者有此心者并不在少数，可是鲜有对应的“文本”作品示人，故《哭长江》的出现可喜可贺。

　　《哭长江》标志着一个新的诗歌流派的诞生。以柳忠秧先生为核心的众多诗人与诗歌理论家、文化学者组成了这一诗歌流派，重新点燃了中国诗歌流派的火焰。中国自古就有诗歌流派的历史，但因为文化的断裂，因为现代诗长久以来的自相矛盾与合法性的怀疑，压制了诗歌流派的生成与发展，让新诗流派一度倒退或消失。

　　恢复古老的中国诗歌流派传统，承接李白、杜甫那一代诗人在中国诗歌文化里的荣光，成了柳忠秧先生的当下责任。现在他以十几部长诗与诗集为基石，以他“21条诗观”为出发点，创立了“新楚骚诗派”。这一诗派在我看来是成立的，尤其到现在可以说是水到渠成。

　　柳忠秧先生在《哭长江》里的独白可视为是现代人对“天、地、人、神”等九届的独白，全诗读来震撼灵魂，给人留下对现实的反思与对历史的伤感，这是屈原的“天问”式的伤感。这样的历史性的“伤感”奠定了“新楚骚诗派”在历史与人性之中挣扎的双重审美构架，“歌”与“哭”成了柳忠秧先生最基本的“诗歌动作“，如此“诗歌动作”在当下鲜有人这样大胆表露，非“楚狂人”与“酒神诗人”柳忠秧先生莫属了。

　　我认同他的“诗歌动作”，他倡导的“新楚骚诗派”是对逝去的诗歌传统重新回到当下的一次努力。

　　“新楚骚诗派”要恢复汉语诗歌的荣光，要重构“天、地、人、神”的宇宙观，要坚持汉语言文学“经典性写作”，这些主张我非常赞同。柳忠秧先生肩负了巨大的文化使命，他任重而道远，所幸他已经有了牢固的基石：他的历史性写作与现代性写作都有具体的文本，他双重的诗学建构在“新楚骚诗派”的未来展开了一个自由飞翔的空间，让写实变得更实，让“歌”与“哭”在现代性道路上获得更大的“人性”与“历史”的力量，这个诗派重建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柳忠秧先生作品北京研讨会上，著名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匡汉认为：“柳忠秧诗歌传达出了让人振奋的东西。那说是要坚持本土立场，要打通断裂，要还原历史，要多元并生。有些诗人是西方诗歌的搬运工。我认为中国诗还是要多关注本土，要多关注本国诗歌传统。我认为诗歌不能分新旧，不能分长短，主要是要看诗歌的好坏，艺术上的粗细。柳忠秧的诗歌就打通了古今，他的诗让我们看到祖先离我们并不远。”杨匡汉进一步分析说：“柳忠秧的创作不是一个模式，他在探索，长短篇各种体裁都有。我们一定要鼓励探索!柳忠秧诗歌也告诉我们写诗要回归自然，回归心灵，回归古典，回归美感。”杨匡汉强调：“回归古典不是说要亦步亦趋，而是要吸取古诗中有价值的东西。柳忠秧的作品也启示我们，每个诗人都要有自己的风格，这才能形成诗歌流派。我们当代文学的问题是六十年来，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学派，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可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有名无实。我发现柳忠秧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形成了诗歌流派。所以我期待柳忠秧和他的朋友们，要不断的特立独行，要深入创新。我们为柳诗已经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也希望他带领自己的朋友，共同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柳忠秧先生“歌”与“哭”的诗歌建设与“新楚骚诗派”开宗立派的文化突破，表明了他对中国诗歌复兴一往情深，显示了他对中国诗歌复兴的独特贡献。

　　我曾一度被人误认为是湖北人，只因我在武汉生活多年。柳忠秧先生是地道的湖北人，湖北人的务实作风在他身上有很好的体现。我做为一个南洞庭湖人，喝汨罗江水都喝出了“元诗”味道，我把“新楚骚诗派”视为一次具有革命意义的诗派行动，我相信他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会让这个诗派得到更多人的认同。

　　记得美国文化诗学的代表学者斯蒂芬?格仁布莱特先生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中阐述文化诗学“是一种实践活动，”那么，“新楚骚诗派”也应是一种文化诗学的“实践活动”，需要其流派成员的写作实践。斯蒂芬?格仁布莱特先生在《文艺复兴自我塑型》中认为文化诗学的“中心考虑是防止自己永远在封闭的话语之间往来，或者防止自己断然阻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生活之间的联系。毫无疑问，我仍然关心着作为一种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此处，我不便于展开讲文化诗学，我只想说明“新楚骚诗派”在“实践”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为一种人类特殊活动的艺术再现问题的复杂性”也会在“新楚骚诗派”的未来出现，需要柳忠秧先生及其同道投入更强大的自觉校正能力的诗歌文本。

　　“文化的根”是柳忠秧先生曾经反复强调的，这也是他诗歌的人文精神。《哭长江》哭的是江，但又可理解为“哭”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哭”的是中国诗歌精神的丧失，从这个意义上看，“新楚骚诗派”多了一层启蒙主义的精神。

　　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性面前徘徊，一边是害怕，一边是向往，害怕什么呢?害怕传统成了现代性进程的绊脚石，向往什么呢?向往西方文明的理想模式。我发现正是因为既向往又害怕，导致我们的步子迈得不够大，不够快，甚至常常摔得鼻青脸肿。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中国的古典诗性不能丢弃，而中国的现代诗性更应加固。对我们古典里的“现代经典”必须自觉坚守，同时进行批评性重建，这才是惟一的出路。从《哭长江》里我看到了重新出发的“新骚体”，它是狂热的，甚至是灼热的，热度强烈到可以烧掉一切腐朽的思想，诗歌永远只是诗歌，诗歌不是政治，也无法替代文明，我把《哭长江》定义为是从当代问题出发的对经典的重构，这个“经典”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性的，矛盾与悖论之美才是现代之美。

　　如何在审慎中创新、创新中探求，是“新楚骚诗派”在中西与古今的对立与突围中要解决的问题：柳忠秧先生已经激活了中国诗性的那一部分，呈现出生生不息的东方文化复兴的活力，他的诗歌里有李白、杜甫、屈原的诗歌精神，更有一个楚狂人的现代性解构。他开创的“新楚骚诗派”首先是一种求索的扭打中西与古今的文本，同时是一种以诗性的方式去探求真理的文本，不管此真理是诗的真理还是时代的真理。柳忠秧先生个体的情怀与感受，最终走向了历史的考证与梳理。

　　“新楚骚诗派”在当代处境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获得了重建的机会，柳忠秧先生意识到了诗歌启蒙在当代的意义，主动投身其中，表现出了少见的勇气与热情。我尊重柳忠秧对这份文化的热情与诗歌的勇气，在错综复杂的中国诗歌问题场域做出我正面的回应，也是经过了一番思考的。做为同道，我理解柳忠秧对中国文明的自信但又怀疑的痛苦，他骨子里的另一个屈原追打着他，让他向着“新楚骚诗派”的江水纵身一跃!但愿我批判式的介入能在一片闪烁的波光里给勇敢者以更大的勇气，给执着于“歌”与“哭”的诗人以更大的“歌”与“哭”的合唱。

　　2014年2月28日于北京树下斋

　　作者简介：

　　周瑟瑟：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兼为艺术策展人与纪录片导演。生于湖南，现居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长篇小说与文集17部，达500多万字。曾获中国最有影响力十大诗人与年度十佳诗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