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学术著作经过长时间的删汰仍傲然卓立，一定有过人之处。那么，李长之《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过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是它站在了当时学术的前沿，其研究李白的角度、方法使人耳目一新。
李长之写作《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时候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出版于1940年8月，但实际动笔是在1936年底或1937年初。《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发表于1937年4月26日《北平晨报》。《李太白导论》(相当于《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之《导论》而略有不同)，分两期发表于1937年5月31日、6月7日《北平晨报》。《李白：寂寞的人》(相当于《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之《李白：寂寞的超人》)发表于1939年2月《再生》。1939年11月19日写此书的序言。)，他不仅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熏陶，而且非常迅速地吸收了尼采、弗洛伊德等现代德国哲学家的营养，并用这些新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巨人，他强调要“深入到诗人世界中的吟味”，实际上就是对于研究对象进行人格精神的分析，不仅研究诗人写什么、怎样写，而且进一步探究诗人为什么要这么写。表面上看，李长之“从道家的特征推阐李白的为人与创作特点”似乎并没有超出传统批评，但实际上他在李白的研究上展开了一个全新视野，他是以人的“生命流露”来研究李白的。他一则说：“说真的，他的人生和我们一般人的人生并没有太大的悬殊，他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我们也有喜，并且他所悲的、所喜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然而，然而有一个不同，这就是他比我们喜、喜得厉害，悲、悲得厉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而这种扩展和解放却又是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于种种压迫之余，所时时刻刻的在期待着，在寻求着的”。“我们知道一般的疯子、狂人的价值，就更该知道一般的艺术作品的价值，就尤其该知道诗人李白的价值了。”再则说：“就根本处说，李白不能算矛盾，他有丰盛的生命力，他要执着于一切。但是就表现上说，就不能不算矛盾了，因为他要求得急切，便幻灭得迅速，结果我们看见他非常热衷，却又非常冷淡了。一会是‘人生在世需尽欢’，一会是‘人生在世不称意’，一会他以孔子自负：‘我志在删述;’一会他又最瞧不起孔子：‘凤歌笑孔丘’，矛盾多么大!”最后他说：“总之，他是太人间了，他的痛苦也便是人间的永久的痛苦!这痛苦是根深于生命力之中，为任何人所不能放过的。不过常人没有李白痛苦那样深，又因为李白也时时在和这种痛苦相抵抗之故(自然，李白是失败了的牺牲者)，所以那常人的痛苦没到李白那样深的，却可以从李白某些抵抗的阶段中得到一点一滴的慰藉了!这就是一般人之喜欢李白处，虽然不一定意识到。”
李长之常说：“我们比以前人占便宜处，是我们懂得了体系化。”(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他处处用“生命和生活”解读李白的行事和作品。他认为李白信仰道教的原因是“李白的本质是生命和生活，所以他之接收道教思想是当然的了，生活上的满足是功名富贵，因此李白走入游侠，生命上的满足只有长生不老，因此李白走入神仙”。他解释李白诗歌题材何以雄大壮阔的原因是“因李白生命力充溢之故，他所取材的歌咏对象多半是雄大壮阔的：‘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横江词》)，‘墨池飞出北溟鱼，笔端杀尽中山兔’(《草书歌行》)，‘日出东方隅，似从地底来，……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滓同科’(《日出入行》)，这种局势，可以说在中国四千年来的诗坛上少有第二人”。对于李白诗歌中的豪气和清真风格的形成，他同样认为是生命力充溢的缘故，他说：“不错，清真是李白对于诗所要求的一个标准;不错，李白以这个标准而选择了谢朓。但李白自己的诗，却绝不以清真尽之。李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的写照了。……说到根本处，我们还得归到老话，所有这一切，只是由于生命力充溢之故，而这生命力，又经过道教的精神洗礼之故。因此，他毫无尘土气，他一空依傍;在那精神的深处，光芒四射而出，万物经这光芒的照耀，跑到了他的笔端的，也便都有着剔透玲珑的空灵清新之感了”。在李长之看来，李白诗歌修辞上的特点也源于李白旺盛的生命力。他指出李白诗里满满的“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这些极度的夸张的字眼，在别人是不常用的，这在一方面看，容易认为是像李白的一种口头禅似的了，在不经意之中，就总是这样夸大惯了罢了，然而另一方面看，却可以见出有他的性格所以使之然者在，正因为他内心里的要求往往是强烈的，所以他即使在不经意的时候也就如此流露而出了”。他又认为李白的“诗里常有‘忽然’的字样”，“忽然的情调”，而这“正是代表他精神上潜藏的力量之大，这如同地下的火山似的，便随时可以喷出熔浆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形，正是为‘灵感’一词下了一个具体的注解。‘灵感’不是由外而来的，却是自内而生的，只是似乎不能自己加以操纵似的，要来，却是不期而来，所以用‘忽然’二字去描写那情景，便是再好也没有了。李白‘忽然’的情调特多，换言之，也就是他写诗的材料———灵感———的莅临也最频繁。诗有作的，有写的，作的勉强，写的自然，大家只知道李白的诗那么自然，冲口而出，真似乎妙手天成，却不知道这有一种根本的关系在，这就是他那充溢的生命力使然了”。
不能说李长之这种用“生命流露”的诠释全都正确，一无瑕疵，也不能说这种诠释前人就一点也没有触及，而且有时它难以避免简率的诟病，但这种全新研究的视界无疑具有20世纪的气息，像乍起的清新空气，吹拂了当时的李白研究学界。
文学界评论李白，向来有李杜对照的传统，“唐世李杜并称，未尝有所轩轾。惟元微之作李杜优劣之论，独重子美，于是后之人以为谈柄，不免于左右袒。至于今，论诗者言李，则必曰李杜，而后知为太白，若言杜，则不必连及李，而无不知为子美者”(玄修《说李》，《同声》杂志1941年第一卷第九期、第十一期)，20世纪初研究李白的专著也大都沿着这一路数，比如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1933年汪静之的《李杜研究》等，而且“即使其他几种仅标题为李白研究的著作，也把很多篇幅放在二人的比较研究上”(周勋初《李白研究百年回眸》，《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李白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李长之突破了这一模式，由于他所写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原是“要合并起来写的关于中国五个大诗人(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李商隐)的一部大书的一部分，所以这小书中也时时以他们五个人作为对照”。
无疑，这种多维度的比较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李白的性情人格和他的诗作艺术特点非常有益处。假如我们把李杜两人的比较比作黑白反差的照片的话，那么将李白、屈原、陶潜、杜甫、李商隐五个诗人加以比较，那照片的色度和像素显然就丰富多了，宛如彩照，把李白活泼泼的影子在我们面前展现得更清晰。当然，以五个诗人相互参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敏锐的眼光，丰富的学识，融会贯通的笔力，这对于二十多岁、刚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李长之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我们看到，李长之是多么举重若轻地接受了这个挑战而应对裕如啊。
一部学术著作能够传之后世，当然一定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抢占制高点，在当时就造成轰动效应，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但是，仅凭这点是不够的，因为那仅具备了学术史的资格，随着理论和方法的普及，随着更多的学术著作的涌现，日月递嬗，春秋代序，它会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乃至被现实的人们所遗忘。一部学术著作要能够传之后世，它还必须在表述上具有独立鲜明的风格，具有文学艺术性，具有文学上的绝对的价值。这在文史哲方面的学术著作中尤其是这样。
李长之向来视论文的写作如同创作的，他说：“我写论文，有一个特点，就是视若创作。我一定等待灵感来时，好像一气可以把握整个文字的面貌———内容和形式———了时，才激动着写下来。”“写论文要像写创作，这是我的第一个要求。其次是，我把风格看得很重。所谓风格，就是这一篇东西，放在别人的作品中，可以立刻令人辨认出来。风格有消极积极两意义。消极是，它不同于流俗，积极是，它要显示它自己。风格要纯，要一贯。风格就是个性。”(《关于写散文》，见《梦雨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可以说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可以看作是李长之这一观点的注脚。
据说《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的创作缘起是这样的：在1936年底的时候，张荫麟想编一本中国通史，他希望约请李长之写杜甫的一章，李长之问他为什么不写李白，他说李白是浪漫派，不能写，李长之为了对抗他的观点，于是写了《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因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各章节陆续发表虽然延宕了三四年之久，但实际上是在1937年的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一气呵成的。在其中，涌动着李长之对于诗人李白的热爱和冲动，涌动着他那浓烈的情感，因为在李长之内心的深处，他毋宁在李白和杜甫的轩轾中是更热爱李白的。
一般人知道李长之是学者，是浪漫派批评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浪漫诗人。《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不仅表现的是一个批评家锐利的透视，也是诗人深入到另一个“诗人世界中的吟味”。《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语言流畅、飘逸，像散文诗一样具有抒情色彩，像“他这方面的感情实在太浓烈了，‘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可知他平日的挂念为何如了，这还不过和他的爱子们才别了一年而已!至于‘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抚背谁复怜’，这便都是在别了他的爱子们三年以后写的了，那印象更多么具体，字句更多么给人刺激!没得到过家庭的温暖的诗人，但并没因此令他对于子女的慈爱有所欠缺。在一般目李白为狂人，为不近于人情的人，在这里要反省的罢，漂泊的李白，没有家的李白，狂歌度日的李白，他却是有着一颗多么与通常人逼近的、相通的心!”简直是在代李白抒情了。有时这种叙述在音韵、节奏上直造成一种低徊咏叹的味道：“我们总括了看，李白的痛苦是一种超人的痛苦，因为要特别，要优待，结果便没有群，没有人，只有寂寞的哀感而已了;李白的痛苦也是一种永久的痛苦，因为他要求的是现世，而现实绝不会让人牢牢的把握，这种痛苦是任何时代所不能脱却的，这种痛苦乃是应当先李白而存在，后李白而不灭的，正是李白所谓‘与尔同销万古愁’，这愁是万古无已的了;同时李白的痛苦又是没法解决的痛苦，这因为李白对于现世在骨子里是绝对肯定的。”李长之在本书的前言中慨叹“外国很好的批评文字。那么亲切，有时像家常。———自然，在家常中，总有锐利的透视，耐人寻味的风趣”。他说：“难道不能同样写中国的诗人吗?”我们看到，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李长之显而易见在追求这种叙述的意境，而其追求是多么贴近成功了啊。
作为小册子，《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结构上非常完整，它以“生命和生活”为介入点，以李白的道家特征为推阐中心，以李白充溢的生命力和浪漫的热情为贯穿红线，旁涉李白的政治、思想、性情、文学的各个方面，勾画出诗人李白活泼泼的影子。文学艺术作品的首要特征是完整紧凑，《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有导论，有结语，各章节间首尾衔接，勾连贯穿，所引李白诗歌不仅是论据，而且与李长之的论述水乳交融，融为一体。尤为难得的是连语言风格也连成一片，不辨崖涘。对此，李长之非常自负，他说：“现在我请求读者的是，假若你根本不看这本书，我当然没有话说。如果你看，我希望顺次序看，而且不要跳着看，小地方也要看，引的诗更要看。为什么呢?因为本书是一篇整个的有机的长文故。小地方，也关连着整个的意义。施宾格勒(Oswald Spengler)不是从这些小地方看文化的形态学么?我们何尝不可以从小地方看诗人生命流露?其次，假如你有兴致，我又愿意你一次看下去。”试问，阅读这样的学术著作你还能不深深地感动吗?
既有学术著作锐利的透视，又有散文诗样耐人寻味的气韵，是《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李白研究领域成为常青树的原因，也是李长之众多学术专著仍然活跃至今的原因，当然，这也是古今中外著名的学术专著成功的共同秘诀。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