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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集中现存酬赠崔侍御的诗有十一首,除个别诗篇以外,大部分诗篇都写到崔侍御的不幸遭遇,因此可以看出,这些诗中所指的崔侍御应该是同一个人。此人是李白一生交游中很重要的人物之一,搞清楚这个崔侍御的情况,对考察李白的生平思想也很有帮助。可是,崔侍御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历来李白的研究者却都没有弄清楚。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位崔侍御作较为详细的考辨。

  一、崔侍御、崔成甫非崔宗之辨

  今本李白集都在《酬崔侍御》一诗前,附有“摄监察御史崔成甫”《赠李十二》的一首诗,诗云:

  “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

  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谪仙人。”

  此诗作者崔成甫,官衔是“摄监察御史”,自称“放逐臣”,与李白大部分赠崔侍御的诗中一再提到“蹭蹬”、“迍毡”的遭遇是相符合的。因此过去已有人提及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就是崔成甫。另外,李白还有一篇《〈泽畔吟〉序》,其中说:

  “《泽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业文宗,早茂才秀,起家校书蓬山,再尉关辅,中佐于宪车,因贬湘阴。从宦二十有八载,而官未登于郎署。……”

  这个“贬湘阴”的“逐臣”“崔公”,与“我是潇湘放逐臣”的“摄监察御史崔成甫”显然是同一个人。因此,考察李白诗中的崔侍御,这篇《〈泽畔吟〉序》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那末,这个崔成甫是怎样的人呢?

  长期以来,人们把崔侍御、崔成甫与崔宗之混为一人,如高高棅《唐诗品汇》就说:“崔宗之,名成辅,以字行,日用之子。开元中,官至右司郎中侍御,谪金陵,与李白以诗酒唱和。”近几年来,学术界有的同志认为“摄监察御史”的崔成甫《赠李十二》一诗“即是崔宗之所赠”,还认为《泽畔吟》也是崔宗之所作,说他曾“被谪贬于湘阴”,“继又移官金陵”,与李白“诗酒唱和”。

  我以为这些说法尚可商兑。

  关于崔宗之为“侍御史”和“谪官”的说法,最早见于《旧唐书·李白传》。它说:“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宫中顾瞻笑傲,旁若无人。”

  按今本李白集没有描写“自采石达金陵”的诗文,只有一首《自金陵溯流过白壁山玩月达天门寄句容王主簿》的诗,但此诗内容与崔宗之、崔侍御毫无关系,了不相涉。至于描写“月夜乘舟”、“顾瞻笑傲”的诗,现在李白集中也是有的,那就是《玩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诗云:

  “昨婞西城月,青天垂玉钩。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忽忆绣衣人,乘船往石头。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棹海客,喧呼傲阳侯。……”

  这里说的是李白“从金陵孙楚酒楼往石头”,不是“自采石达金陵”,是李白“访崔四侍御”,不是“与侍御史崔宗之”一起乘舟。与《旧唐书》所说大相径庭。《旧唐书》的记载是否另有所据,不得而知。但从现存的李白诗文中却看不到与“侍御史崔宗之”在金陵“月夜乘舟”的事迹。这是可疑点之一。

  很可玩味的是《新唐书·李白传》的记载就与《旧唐书》不同。它删去了崔宗之的“侍御史”头衔和“谪官金陵”的事迹,只含混地说:“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说明《新唐书》对崔宗之为“侍御史”和“谪官金陵”的说法是持怀疑态度的。这是可疑点之二。

  考崔祐甫《齐昭公崔府君(日用)集序》说:

  “公嗣子宗之,学通古训,词高典册,才气声华,迈时独步。仕于开元中,为起居郎,再为尚书礼部员外郎,迁本司郎中,时文国礼。十年三月,终于右司郎中。年位不充,海内叹息。”

  关于崔宗之的事迹,略见于此。文中根本没有关于崔宗之为侍御史、谪贬湘阴、移官金陵等事迹的记载。这是可疑点之三。

  李白集中现存酬寄崔宗之的诗有四首:即《酬崔五郎中》、《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赠崔郎中宗之》、《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每首诗题中都标明了官衔:“员外”或“郎中”。这四首诗贯串了李白与崔宗之的一生交游。其中《酬崔五郎中》是初次相识时所赠,当时崔宗之先有《赠李十二》一诗(附李白集中),此诗具的官衔也是“左(右)司郎中”;而《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诗则写于崔宗之死后,题的官衔仍是“崔郎中”;这与崔祐甫序文所记“终于右司郎中”完全符合。崔祐甫序文没有崔宗之为“侍御史”的记载,李白赠诗也不称崔宗之为“侍御”,这是可疑点之四。

  综合以上四点,我认为崔宗之当“侍御史”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至于崔宗之“贬湘阴”、“移官金陵”则更找不到丝毫根据。

  另一方面,从上引材料可以看出,崔宗之很长时间历职郎署;而《〈泽畔吟〉序》中的“崔公”,则明明是“从宦二十有八载,而官未登于郎署”的。这就充分证明:《〈泽畔吟〉序》中的“崔公”,不可能是崔宗之了。

  同时,从李白赠崔宗之的诗中称“崔五郎中”还可以看出,崔宗之在弟兄间排行第五。可是,李白赠崔侍御的诗有的在题上就标明是“崔四侍御”,表明这位崔侍御在弟兄间的排行是第四。从行第的不同也可看出,李白酬赠崔四侍御的诗决不是崔宗之。

  考《干唐志斋藏石》有《大唐义丰县开国男崔四郎墓志》,其中说:

  “君讳宜之,字□□,博陵人也。……父日用,吏部尚书,常州刺史,齐国公。”

  可见此人乃崔宗之的四兄,卒于开元五年五月十日。既然四兄名叫宜之,那末,宗之也应当是五弟的名而不是字。由此可知,所谓崔宗之“名成辅,以字行”的说法也是无征不信的。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崔祐甫《序》记载崔宗之卒于天宝十载(751 )三月,李白有《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一诗悼念他。诗中说:“一朝摧玉树,生死殊飘忽。留我孔子琴,琴存人已没。谁传广陵散,但哭邙山骨。”当是天宝十一载李白途经洛阳谒邙山崔宗之墓时所作(此后李白没有再到过洛阳)。可是李白在宣城酬赠崔侍御的有六首诗,则很明显写于天宝十二载以后。因为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一诗中,明明提到在“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之后,“蹉跎复来归”,才“时游敬亭上”的。按李白的幽燕之行是在天宝十一、二载间,则来宣城当在十二载以后是确定了的。而崔宗之早在天宝十载已卒。这就可以断定:李白在宣城写的这些诗中的崔侍御,就决不可能是崔宗之了。

  从上述考察已完全可以看出:李白诗中的“崔侍御”、《〈泽畔吟〉序》中的“崔公”、“潇湘放逐臣”的“崔成甫”,其经历和事迹与崔宗之的经历事迹无一相类。由此完全可以断定:李白诗中的“崔侍御”、《〈泽畔吟〉序》中的“崔公”、“潇湘放逐臣”的崔成甫,决不是崔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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