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岚
内容提要 辛弃疾对道家思想极感兴趣，其词作也从多方面表现出他对庄子人生哲学的接受与认同：思想情感上，他因家国、时势的悲慨与庄子的“天下”、“万世”之悲悯共鸣共振;处世态度上，他力图以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来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处境，“齐物我”以求解脱;处世方法上，他吸取庄子“安时处顺”的生存智慧以应对孤危的处境;闲退之后，庄子崇尚自然、“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观念又对他的山水词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关键词 辛弃疾 庄子 道家思想
辛弃疾对道教几乎是不屑一顾，但对于道家思想却极感兴趣，他尝自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会说忘言始知道;万言千句，不自能忘堪笑”(《感皇恩·读庄子，闻朱晦庵即世》)。据笔者统计，其著作中与庄子相涉者计：词72首，110处，诗17首，文1篇，共90首(篇)128处;与老子相涉者计：词9首，诗4首，共13首。二者合计103首(篇)141处，远过于与佛经相关者[1]。
庄子“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汪洋辟阖，仪态万方”，使辛弃疾得益匪浅，传统的文小、质轻、径狭之歌词，到他手里，变成了“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别调;而异军特起，能于翦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2]”。庄子创造出的大鹏形象，屡入于其笔下：“鹏翼垂空”、“鹏翼徘徊”、“看取垂天云翼，九万里风在下”，连苏词中都未见。庄子所描绘的“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充满天地，苞裹六极”[3]的境界，被看作是稼轩词的特点：“其词之为体，如张乐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4]。庄子自称“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辞虽参差而淑诡可观……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庄子·天下》)这些，似乎在稼轩词中都可以找到对应之处。非仅是文学，庄子的思想，更与屈原、陶潜一起成为鼎之三足，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他的人生哲学。我们决不能因为他力主恢复、重视事功而产生错觉，以为他仅是体现儒家“外王”思想的人物。因此，本文拟专论他与道家思想以及感情的关系。
一、“漆园之哀怨”与“变温婉，成悲凉”
论词者多以“豪放”论稼轩，如果以“婉约者欲其词调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相衡，稼轩词确有不少与后者相符，“豪放”之评并非不确。但是，张綖之论婉约、豪放，是立足于“词体”，是外在的;倘从内在的“词情”而言，还是清人周济最能从辛弃疾之际遇把握其大概：“稼轩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5]如果说在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上，辛弃疾多学庄子的放旷，而从感情而言，却认同庄子的“悲凉”，与之共鸣。
就如同仅以“豪”论稼轩并非真知稼轩，仅以“旷”论庄子亦非真知庄子。在历代研究中，清人胡文英堪称真知庄子者，其《庄子独见》说：“庄子最是深情，人第知三闾之哀怨，而不知漆园之哀怨有甚于三闾也。盖三闾之哀怨在一国，而漆园之哀怨在天下;三闾之哀怨在一时，而漆园之哀怨在万世。”我们这里不作庄、屈对比，且看庄子为何要对“天下”和“万世”心存哀怨?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刘向《战国策·叙录》曾述其特点：“仲尼既没之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涽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兵革不休，诈伪并起。”面对这样的现实，孟子呼吁行仁政，终被视为“迂阔”而无用于世，只得退而授徒、著述。庄子因“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可当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时，他却将重利、尊位视作郊祭之牺牛，坚决地对使者说：“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6]他深知“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骈拇》)”他认为：“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鲍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见母，匡子不见父，义之失也。”(《盗跖》)对忠、信、廉、义的批判极有说服力。“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齐物论》)人生的奔波劳碌，心为形役，毫无意义，生与死有何区别?故为之深深悲慨。在庄子看来，“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可人世间还充满危机。《山木》以寓言明此理：蝉得美荫而螳螂伏其后，螳螂执翳而异鹊乘其后，异鹊见利而庄周窥其后，待庄周由此悟出“物故相累，二类相召”，捐弹而反走时，虞人又逐而谇之。因此，他为危身弃生以殉物而深悲。确实，他为时势悲，为人生悲，为人之异化而悲，在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中深有悲慨。因之，胡文英以庄子之悲在“天下”和“万世”，确是有识。
辛弃疾的生活期与庄子相隔很远，时势亦不相同，论其世而知其人，是难以画上等号的。但是，辛弃疾尽管不具庄子悲天悯人的“天下”、“万世”之悲，却因“痛二圣之不归，八陵之不祀，哀中原子民之不行王化，”[7]亦具有“一国”且非“一时”之悲，故而不仅是周济谓其词“变温婉，成悲凉”，陈廷焯也深知其“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8]。
言为心声，据笔者统计，在辛弃疾作于江淮两湖时期的词中，用庄子语、事、典者凡8处，其中仅《满江红》(倦客新丰)之题旨是感慨“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其中“翻沉陆”出《庄子·则阳》：“……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其馀7处均无悲郁、哀怨之意。反之，倒是两用鲲鹏形象：“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满江红·建康史帅致道席上赋》)，“看云霄高处，鹏翼徘徊”(《沁园春·送赵景明知县东归，再用前韵》)，前者用以称颂史正志，后者则是勉励赵景明。可见，此期的辛弃疾虽转徙地方任上，来去匆匆，难遂壮志，却未有很深的悲怨，毕竟这还未到“识尽愁滋味”之时。带湖以后则不然。尽管仍有“鹏北海，凤朝阳”(《鹧鸪天·送廓之秋试》)，“看取垂天云翼，九万里风在下，与造物同游”(《水调歌头·庆韩南涧尚书七十》)，但仅从词题即知所用之义。而显见不同的是，自此以后的大鹏、鲲鹏，多用与斥鴳相并，实以“齐物”而自嘲、自释，非复当年大鹏之豪气了。
用庄子而转至为悲，这一倾向是很明显的。《贺新郎·用前韵送杜叔高》上片用《庄子·天运》黄帝张《咸池》之乐一事，称杜斿之诗“恍馀音、钧天浩荡，洞庭胶葛”，而很快即转为“自昔佳人多薄命，对古来、一片伤心月。金屋冷，夜调瑟”;下片移至国事主题：“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销残战骨。叹夷甫诸人清绝!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水调歌头·送杨民瞻》，上片“万事且浮休”出《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下片亦与前词之旨同：“长剑倚天谁问，夷甫诸人堪笑，西北有神州。”由国事而转向自身，辛弃疾更为自身之难与国事而悲：“倘来轩冕(《庄子·缮性》云：“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倘来，寄者也”)问还是、今古人间何物?旧日重城愁万里，风月而今坚壁。”因“药笼功名，酒垆身世”，使之“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以上《念奴娇·瓢泉酒酣，和东坡韵》)，流露出悲愁。在感慨期思“物化苍茫(《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神游彷佛”之时，转而“万事长嗟”，“凭阑久，正清愁未了，醉墨休题”(以上《沁园春·期思旧呼奇狮……》)。更显而明说的是《沁园春·戊申岁，奏邸忽腾报谓余以病挂冠，因赋此》：
此心无有亲冤，况抱瓮、年来自灌园(《庄子·天地》：“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
短暂的七闽时期，辛弃疾虽出山再仕，词中亦屡言悲愁：“人生有得许多悲愁，只有黄花如旧。”(《西江月·三山作》)“闲愁做弄天来大，白发栽埋日许多。”(《鹧鸪天·三山道中》)“只愁画角楼头起，急管哀弦次第催。” (《鹧鸪天》)所以《满江红·和卢国华》下片再用庄子语而言“无所用”之恨：
还自笑，人今老;空有恨，萦怀抱。记江湖十载，厌持旌纛。濩落我材无所用(《庄子·逍遥游》：“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易除殆类无根潦。
另一《水调歌头·题张晋英提举玉峰楼》，亦言庄子而难忘哀乐：
劝公饮，左手蟹，右手杯。人间万事变灭，今古几池台。君看庄生达者，犹对山林皋壤，哀乐未忘怀 (《庄子·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哀乐之来，吾不能御，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为物逆旅耳!”)
庄子自剖内心哀乐相继之情，终又落在了“悲”，而之所以悲，在于“世人之为物逆旅耳”，郭象指出：“不能坐忘自得，而为哀乐所寄也。”可谓甚得其本。辛弃疾此处所用，亦得庄子之心。
尽管辛弃疾也常用庄子一生死、等贵贱、泯物我、同是非的思想来自劝、自解，但其瓢泉所作，却从《哨遍·秋水观》“更殇乐长年老彭悲”，进而为《兰陵王》的“恨之极”：
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郑人缓也泣：“吾父，攻儒助墨。十年梦沉痛化余，秋柏之间既为实。”相思重相忆，被怨结中肠，潜动精魄，望夫江上岩岩立。嗟一念中变，后期长绝。君看后母愤所激，又俄顷为石。难敌。最多力。甚一忿沉渊，精气为物，依然困斗牛磨角。便影入山骨，至今雕琢。寻思人世，只合化，梦中蝶。
近代沈曾植认为此词作于韩侂胄方严伪学之禁时，赵汝愚死于贬所，故“苌弘血碧，儒墨相争，托意甚微”[9];梁启超认为“词文恢诡冤愤，盖借以摅其积年胸中磈磊不平之气”[10]。一言当时，一言积年，且不管是一时一事之恨，还是多年累积之愤，其悲怨、愤恨之情却真正是难以掩抑。词中苌弘事用《庄子·外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郑人”三句用《庄子·列御寇》：“郑人缓也呻吟裘氏之地。祗三年而缓为儒，河润九里，泽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与辩，其父助翟。十年而缓自杀。其父梦之曰：‘使而子为墨者予也。阖胡尝视其良，既为秋柏之实矣?’”
即如登山至峰顶，由愁而悲而恨，至《兰陵王》，稼轩词中关合《庄子》者之“变温婉，成悲凉”也到达了顶点。此后，或因岁月流逝，兼而“扫除诸幻绝根尘”，辛弃疾诗词中的“悲凉”也渐渐下坡，但仍常用庄子正言若反的手法，在以庄子思想自解时，不时可见庄谐杂出、寓哭于笑之处。下面再论。
二、“齐物”与“莫把胸中荆棘栽”
“庄子最是深情”，稼轩也具深情，惟其有深情才有悲怨。稼轩深情而悲，既见于上述，而尤见于其诗《哭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临江仙》)
名利奔驰，宠辱惊疑，旧家时都有些儿。而今老矣，识破关机：算不如闲，不如醉，不如痴。(《行香子》)
老去都无宠辱惊，静中时见古今情。(《偶作》)又用《老子》“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作《即事》：
百忧常与事俱来，莫把胸中荆棘栽。但只熙熙闲过日，人间何处不春台。
要能做到不惊宠辱，“莫把胸中荆棘栽”，就要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要摆脱一切“物役”。庄子在《逍遥游》中塑造了“至人”、“真人”、“神人”的理想人格，要实现与道同体的理想人格，就要泯灭差别、界限：“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这样，就能“安时而顺处”，以至于“不乐寿，不哀夭;不荣通，不丑穷。”(《庄子·天地》)“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庄子·天道》)“丧我”而得真我，超越世俗之情，不为现实所拘，获得真正的精神自由。
辛弃疾熟读《庄子》，懂得“洗尽机心随法喜。看取尊前，秋思如春意。”(《蝶恋花》)《庄子·天地》云：“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洗尽了机心，就能如佛所说的，见法而生喜。《庄子·大宗师》云：“凄然似秋，媛然似春，喜怒通四时。”似可作“秋思如春意”的注脚。因为“齐物”，故能达观而不以自己老而为悲：
头白齿牙缺，君勿笑衰翁。无穷天地今古，人在四时中。臭腐神奇俱尽(《庄子·知北游》：“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贵贱贤愚等耳，造物也儿童。以至认为：
老境竟何似?只与少年同。(以上《水调歌头·元日投宿博山寺，见者惊叹其老》)同样，因为“齐物”，“休说须弥芥子，看取鲲鹏斥鴳，小大若为同?”所以对“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的生活也很是满足(《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也因为“齐物”，故久闲而被召，也并无多大欢喜：
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山轻(《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陈端仁给事饮饯席上作》)
待到再退瓢泉，辛弃疾仍以庄子的相对主义哲学看待历史、贤愚和荣名：
盗跖倘名丘，孔子还名跖(《庄子·盗跖》：“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跖圣丘愚直到今，美恶无真实。简策写虚名，蝼蚁侵枯骨。千古光阴一霎时，且进杯中物。(《卜算子·饮酒败德》)
当他晚年被再度起用，尽管仍勤于政事，以国事为念、为忧，但对于个人的穷达则看得很淡了：
达则青云，便玉堂金马;穷则茅庐。逍遥大小自适，鹏鴳何殊。(《汉宫春·答吴子似总幹和章》)
尽管辛弃疾力图以庄子相对主义哲学来看待世界和自己的处境，“齐物我”以求解脱，但是，正如他以“渊明、康节、乐天诗”为“三益友”(《鹤鸣偶作》)，却自愧渊明、亦非乐天一样，他毕竟不是庄子，他还有屈原之忧，还在临终时高呼“杀贼”，因为他本人不是“单色”的，他的思想实具文化综合的特点，以任何一种文化、一家思想相取都失之简单、绝对。不过，他毕竟是努力向庄子学习了，所以悲凉之中还有以上这些可见达观的作品，透出了“苦恼人的笑”。
三、“安时处顺”与“材不材间过此生”
“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保存自己、珍视生命就是第一位的，此即“贵生”，庄子表述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庄子·养生主》)。因此，庄学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阐述生存智慧。
道家文化的先驱老子对生存智慧有许多发见。他曾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韬光第七》)“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老子·运夷第九》)这些都为后人所重。他所说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荣守辱，也给人以启迪。
辛弃疾作品中用《老子》凡13处，除前引的“宠辱若惊”兼有达观和处世之义外，他还对老子以齿舌之刚柔明存亡之道颇感兴趣。《说苑·敬慎》引老子语：“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辛弃疾在词中曾三用之：“看依然舌在齿牙牢，心如铁” (《满江红》)，“齿牙牢在莫欺翁”(《鹧鸪天》)，“刚者不坚牢，柔底难摧挫。不信张开口角看，舌在牙先堕”(《卜算子》)。如果说前二者仅用其事、其语，后者则用其理，是一种人生体验的表达了。
老子以人之有大患，是因为有身，若无身，又有何患!感慨之馀，他又不遗馀力地探索处世之道，总结生存智慧。庄子清醒地了解社会现实，但他又深知自己的无奈，在承认“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的同时，认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间世》)，以听天由命、安时处顺为原则。但是，庄子在用齐生死、一寿夭的相对主义哲学自劝和劝人同时，为真正能做到安时处顺、全身保生，他也在探索处世之道。《庄子·山木》所载的庄子与弟子对答，颇可见庄子的处世之道：山中的大树因其“不材”，故不夭于斧斤，得终其天年;朋友家的哑雁因“不能鸣”，故被杀而烹之。前者因“不材”生，后者因“不材”死，弟子就这一矛盾现象而作“先生将何处”之间。庄子在这两难之境，从容应对：“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辛弃疾对于庄子的处世之道的取舍，是很矛盾的。《千年调·蔗菴小阁名曰卮言，作此词以嘲之》，显然是不满于庄子：“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滑稽坐上，更对鸱夷笑。寒与热，总随人，甘国老。”“然然可可”出《庄子·齐物论》，又见于《庄子·寓言》，因前者有错简或脱漏，故当以后者为是。后者的原文：“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这段如绕口令的语言，其实可用两句话概括：存在就是合理;人家认为如此，我也认为如此。以辛弃疾的个性为人，当然于此为不然，所以他以寒热随人的甘草喻之，下片更以秦吉了之善学人言以讽之。自己不愿屈己干人，俯仰随人，也终因“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由自感“孤危一身”(《淳熙己亥论盗贼刽子》)而终至被劾落职。这又使他不得不考虑处世之道而选择、认可了庄子。与前面的《千年调》同作于带湖时期的《鹧鸪天·博山寺作》，显然对庄子是转“非”而为“是”。词云：
不向长安路上行，却教山寺厌逢迎。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宁作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花山鸟好弟兄。其中第三句出《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四句出《庄子·山木》。如果说庄子之“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既是面对弟子矛、盾相攻而表现出的辩才和急智，又是随时、随地应对环境、不拘一法以求生存;那么稼轩此取也具反思自己而调整处世方法的意义。
庄子提倡顺应自然、安时处顺，以人活在世界上，当不以外在的毁誉荣辱撄其心，因此在《应帝王》和《天道》篇中，都有“为马”“为牛”之说。前者云：“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后者曰：“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苟有其实，人与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皆以任人呼己为马为牛皆无不可，且“情信”、“甚真”、“恒服”，从不虚假，非有心以服之。辛弃疾在瓢泉时期以之写过《卜算子·用庄语》：
一以我为牛，一以我为马。人之与名受不辞，善学庄周者。江海任虚舟，风雨从飘瓦。醉者乘车坠不伤，全得于天也。下片所用“庄语”分见于《山木》和《达生》篇。前者云：“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偏心之人不怒。……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后者曰：“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其神全也，……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圣人藏于天，故莫之能伤也。复仇者不折镆干，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是以天下平均。故无攻战之乱。”看来，经过岁月风雨，辛弃疾对庄子的生存智慧、处世之道已很有体会了，故词中用庄语如同己出而不见斧凿之痕。
辛弃疾在瓢泉时期所作的三首《哨遍》，兼及“齐物”达观和处世方法，词长，摘其相关者而简论之。
《哨遍·秋水观》的大半篇幅都用《庄子》事、典、语，阐释“齐物”之理、明达观之义：
蜗角斗争，左触右蛮，一战连千里。君试思，方寸此心微。总虚空并包无际。喻此理，何言泰山毫末，从来天地一稊米。嗟小大相形，鸠鹏自乐，之二虫又何知?记跖行仁义孔丘非;更殇乐长年老彭悲。火鼠论寒，冰蚕语热，定谁同异。 噫。贵贱随时。连城才换一羊皮。谁与齐万物?庄周吾梦见之。
《哨遍·用前韵》就陶渊明归隐躬耕事发其人生感慨，词中亦大量运用《庄子》，其中换头的“物讳穷时，丰狐文豹罪因皮”，亦近山木、哑雁之意，故以“富贵非吾愿”自宽，以忘机忘己自处，作者认为，既然河伯可以休惭于海若，大小均为水，物不齐而齐，又何必为世间事而喜愠呢?
如果说以上两阕由“齐物”而达观，再作自宽自慰，有一定的连带、因果关系;另一首《哨遍》则是独言人世险境，以之用作自警，以明处世之道。稼轩此词系为探寻《庄子·徐无鬼》论“于蚁弃知，于鱼得计，于羊弃意”之义而作，词前250多字的长序，就庄子文中所说，稼轩却发现了其中文意不相属的疑义。辛弃疾对“或言”“蚁得水而死，羊得水而病，鱼得水而活”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此最穿凿，不成义趣”，而自己“反复寻绎，终未能得”，故“姑先识余疑于此词”。上片从“人适忘鱼，鱼适还忘水”写起，引出庄子所论，以“千古遗文，我不知言，以我非子”为上结。下片则就本应是“悠悠自得”的鱼大做文章：
噫。子固非鱼，鱼之为计子焉知。河水深且广，风涛万顷堪依。有纲罟如云，鹈鹕成阵，过而留泣计应非。其外海茫茫，下有龙伯，饥时一啖千里。
更任公五十犗为饵，使海上人人厌腥味。似鹍鹏变化能几。东游入海此计，直以命为嬉。古来谬算狂图，五鼎烹死，指为平地。嗟鱼欲事远游时，请三思而行可矣。显然，全词几全是以《庄子》多篇演衍鱼所面对的环境：内河是“网罟如云，鹈鹕成阵”，外海有龙伯之钓、任公之饵，倘不能如鲲鹏变化，东游入海当是以命为嬉，因此，郑重警告鱼，若要远游，请三思而后行。《庄子·徐无鬼》以尧、舜是役于仁义而丧失性，而真人如许由、徐无鬼却抱和守真、循顺自然而回复人之本性，故其篇末云：“是以神人恶众至(指以羶行招致民众)，众至则不比，不比则不利也(众聚则不和，不和而求其和，殚精劳形，故不利)。故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此谓真人。于蚁弃知，于鱼得计，于羊弃意。以目视目，以耳听耳，以心复心。若然者，其平也绳，其变也循。古之真人，以天待人，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林希逸认为：“蚁，至微之物也，而犹未尽能无知;羊，至愚者也，而犹未尽能无意;唯真人则无知矣，无意矣。故曰于义弃知。于羊弃意。鱼之在水，悠悠自得，真人之自为计，但如鱼然。”“以目视目”三句，成玄英以为不逐物于分外而知止其分内，是真人之道。最后几句意谓应以自然之道待人世，而不以有心预自然之理，要生死得失，一任自然。庄子所说，由政治哲学而人生哲学，而辛弃疾专就鱼之在水悠然自得，而在词的下片做反面文章。庄子原意是全身保真，辛弃疾则有孤危之感，显然，这是作者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反省和陈述，从中可见南宋官场的宦海风波，借庄子旨在“复于不惑”的寓言外壳，赋予了全新的现实社会政治含义。但从人生哲学、处世之道而言，并未悖庄子抱德炀和、循顺自然之旨。稼轩在他处说过“惊世功名不须多”，“乐天知命且无忧”，亦与之密切相关。
辛弃疾的三首《哨遍》论者多以其全用《庄子》，有“理”而无“趣”，多不遑论之。其实不然，其对处世之道的探索很具深意，不仅对稼轩本人，对封建时代的士人也具普遍意义。
四、山林皋壤之乐与“山鸟山花好弟兄”
倘不言无所作为、无所思虑、仅以渔樵度日的隐士，道家确可看为隐逸文化之祖。庄子自谓“相忘于江湖”，其实是以隐居避世作为“全生保真”之法。邓乔彬先生曾论庄子所说的理想人格和精神自由，包含着“无情”、“无己”两个重要内容，而关于“无情”，“其实是不以情伤身，要以理化情”。并认为：“一方面是对人世、欲念、情感的超脱，另一方面是追求精神自由，‘与物有宜’，‘与物为春’，移情于大自然。他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钓于濮水，游于濠梁，向往藐姑射之山，都是对人世‘无情’而对自然‘有情’之证。‘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更是明言其‘乐’。”且以庄子为追求“林下风流”的先导[11]。
庄子反对人的异化，崇尚自然，主张“与天和”，他曾说：“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人要挣脱得失，超越功利，而通向审美的人生态度，“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庄子·天道》)。天和、天乐都得之于天而非人，审美的人生是在大自然中实现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庄子的“以虚静推于天地”，“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和“观于天地”，使后来的文艺家得益匪浅。如陶渊明“在作品中实现了道家追求‘自然’，玄学推崇‘平淡’的美学理想，他不信奉佛教的虚幻，也不以‘大人先生’式远游高举逃避人生，而是以道家知足寡欲、乐天安命、自然无为的思想挣脱苦闷，创造出宁静、平和的物我交融之境。”[12]，同样，“自愧渊明”却又屡屡言之的辛弃疾，也在词苑中有超越他人的创造。
辛弃疾以其“力能杀人”的“青兕”气质，在其仕宦之时，所写之词尚多注目于功业，他虽也曾道：“白鸥来往本无心”(《西江月·江行采石岸，戏作渔父词》)，但又深知“一叶软红深处，应不是、利名客”(《霜天晓角》)，在真正认识到“功名浑是错，更莫思量着”(《菩萨蛮》)之前，其江淮两湖之什中，似“梅子生时到几回，桃花开后不须猜。重来松竹意徘徊。 惯听琴声应可谱，饱观鱼阵已能排。晚云挟雨唤归来。”(《浣溪纱·别成上人，并送性禅师》)这样的作品是很少见的。
闲退带湖之后，他不时流露不平和愤懑，但面对“千丈翠奁”，“杖屦无事”地“一日走千回”，就渐渐能以平和的心境移情于自然，写出了不少山水佳篇，尤其是小令、中调，颇有“以虚静推于天地”之作，如：
隐隐轻雷，雨声不受春回护。落梅如许，吹尽墙边去。 春水无情，碍断溪南路。凭谁诉?寄声传语，没个人知处。(《点绛唇·留博山寺，闻光风主人微恙而归，时春涨断桥》)
庄子在《齐物论》的篇末讲述了著名的“蝶化”故事：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这里所展示的是主客结合、真幻两忘之境，倘非摒弃世俗的种种牵羁系念，能臻此与自然、宇宙交感，转化为熨贴、合一之境吗?陶渊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时，感受到此中真意，却欲辩难言，这“真意”岂非物我交互、天人合一之境?辛弃疾在与大自然的长久相处中，也因“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而逐渐有“物化”之情，创造出特有之境，如：
青山招不来，偃蹇谁怜汝。岁晚太寒生，唤我溪边住。 山头明月来，本在天高处。夜夜入清溪，听读《离骚》去。(《生查子·独游西岩》)
后来在长调中更多“物化”的名篇，如：
叠嶂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蒙蒙。
总之，庄子教人“原天地之美”，“物化”而至主客结合、真幻两忘之境，确对稼轩的山水词有不可忽略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 本文所引辛弃疾词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增订本;所引辛弃疾诗、文据辛更儒《辛稼轩诗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 《四库全书总目·稼轩词》，中华书局1965年版，1816-1817页。
[3] 本文所引《庄子》，据郭庆藩辑《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
[4] 范开《稼轩词序》，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596页。
[5] 《宋四家词选序论》，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1643页。
[6] 以上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
[7] 谢枋得《谢叠山集·祭辛稼轩先生墓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8]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六，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3925页。
[9] 沈曾植《稼轩长短句小笺》，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427页。
[10] 梁启超《辛稼轩先生年谱》，载《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饮冰室专集之九十八》，中华书局，1989年。
[11] 邓乔彬《有声画与无声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51-52页，57页。
[12] 邓乔彬《古代文艺的文化观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427-428页。
原载：中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