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齐
辛弃疾一生4次赋闲，总计达23年之久。在赋闲期间，他失去了为国家在一线施展才华奋力拼搏的机会，这是历史造成的个人悲剧。然而，赋闲时期又是辛弃疾词创作的高峰时期，他诗意地栖居在人生的舞台上。辛弃疾的词作有一大半创作于赋闲时期。赋闲时期的辛词，既有婉约的作品，又有豪放的篇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辛弃疾的诗意栖居。
[关键词]辛弃疾;赋闲;闲适词;豪放词;诗意栖居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5-0104-08
张思齐(1950—)，男，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诗经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湖北武汉 430072)
一、辛弃疾一生中的赋闲
我国南宋时期伟大的文学家辛弃疾(1140 —1207)首先是一位爱国志士。洪迈在《稼轩记》中这样概括辛弃疾的一生：“予谓侯本中州隽人，抱忠仗义，彰显于南邦。齐虏巧负过，赤手领五十骑缚趋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慨，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入登九卿，出节使二道，四连帅幕府。顷赖氏寇作，自潭薄于江西，两地惊震，谈笑扫空之。使遭事会之来，挈中原还职方氏，彼周公谨、谢安石事业，候固绕为之。此志未偿，固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无亦大不可欤?” [1](P88)然而，这样一位忠义奋发、始终一节的爱国志士，一生中却长期赋闲，才华得不到应有的施展。具体说来，辛弃疾一生中赋闲的情况如下：
辛弃疾第一次赋闲，发生于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至乾道三年(1167)之间，长达三年之久。在辛弃疾一生的履历中，这三年间的事迹，史传无载，行踪不明。人们对此作过种种推测，似乎证据都不够充足。有学者认为，在此期间，辛弃疾曾经潜回金国，秘密考察敌情。据史书记载，辛弃疾杀掉为金朝授以伪职的叛徒，率领义军归南宋，乃是一桩影响非常大的事情。一般说来，经历此事之后他要潜回金国几乎不可能。笔者以为，辛弃疾在这三年中实际上也处于赋闲状态。只不过他当时年轻，不以为意罢了。辛弃疾以为将来的机会必定很多，于是他便任情潇洒游历南方各地去了。
辛弃疾的第二次赋闲，发生于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直至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冬，长达10年之久。赋闲之前，辛弃疾曾为方面大吏，以刚正不阿和勇敢果决著称。他在兴利除弊，济贫救荒，惩治贪官污吏，乃至为朝廷镇压“强盗”方面都颇有建树。本来，辛弃疾是应该得到升迁的，但他却被撤职了。原因在哪里呢?不为别的，就为他改革地方弊政的许多措施触怒了豪强和官僚。结果，“事未行，台臣王蔺劾其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闽王殿’遂丐祠归。”[2](P9565)
辛弃疾的第三次赋闲，发生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冬，直至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夏，长达8年之久。在这次赋闲之前，辛弃疾曾于绍熙二年(1191)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他思欲有所作为，因而积极改革财政，并准备打造铠甲，招募新军，随时准备接受祖国人民的召唤，重新跃马疆场，走上抗金斗争的第一线。不过好景不长，短短两年后他就被免职了。辛启泰在《稼轩先生年谱》中记载：“宁宗庆元二年丙辰，先生年五十七。所居毁于火，徙居铅山县期思市瓜山之下。”[3](P6584)在第三次赋闲时期，辛弃疾有6年多的时间居住在铅山县期思瓢泉新居。
辛弃疾第四次赋闲，发生于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夏，直至他于开禧三年(1207)九月病逝，一共两年余。此前，朝廷对辛弃疾有所任命。嘉泰四年(1204)正月，宋宁宗召见了辛弃疾。于是，辛弃疾当面向皇帝陈述了意见，认为必须认真做好北伐的准备工作。可是，辛弃疾还没来得及施展抱负，对他的各种谗言和陷害便接踵而来。此后，因为朝廷曾欲借重辛弃疾的威望挽救危机，所以又对辛弃疾有过两次任命。不过，这两次任命均被辛弃疾毅然决然地辞去了。这是因为，辛弃疾已经看到了朝政的腐败。他料定，仓促的北伐，必然成为败局。
总起来说，辛弃疾一生赋闲的时间长达23年以上。纵观辛弃疾的一生，他21岁参加抗金起义，旋即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在奖励耕战和安定民生方面颇有作为，还屡次提出抗金恢复方略。辛弃疾一生的盛期也是他积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时期。这段时期为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至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之间，共计46年。其间，辛弃疾赋闲在家的时间竟然达到23年以上。也就是说，从他积极投身社会以来，差不多有一半的时间在赋闲之中度过。这委实令人感到惋惜。
二、辛弃疾赋闲与闲适词
闲适词是辛弃疾在赋闲期间诗意地栖居于人生舞台之中的一种方式，能够体现辛弃疾诗意栖居的闲适之词大都创作于他十年赋闲时期(1181—1191冬)。从当时的世界格局看，虽然南宋版图缩小，但是由于科技发达，南宋的生产力处于世界领先行列，有东方的“文艺复兴”之称。南宋的官员，得享高寿的不少。加之辛弃疾是一位精力极其旺盛、终生奋斗不息的抗金战士，其意志力远在一般人之上。当十年赋闲时期开始的时候，辛弃疾42岁，年富力强。赋闲在家，虽然可惜，但他坚信一定还有再次被起用的机会。这是因为，一方面南宋实行提举制度。精明的南宋统治者，一般不轻易将“犯错误”的官员杀掉，而是让他们去提举某座宫观。如果被解职的某官员想管事，自然也可以去宫观里指挥这指挥那。如果他不想管事，也可以待在家里，根本不去，反正薪俸照领。这等于将遭受免职的官员们养起来，以便在必要时起用他们，让他们戴罪立功。另一方面，如俗谚所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识相的官员们也懂得来日方长的道理。在赋闲期间，他们大都研读诗书，吟诗作画，养花种草，锻炼身体，以便将来获得起用，争取戴罪立功。辛弃疾自然也不例外。
十年赋闲期间，辛弃疾创作了不少闲适歌词，咏唱自己的生活。这些作品大都篇幅短小，它们是所谓的小歌词，或如希腊的田园诗，或如法国的小夜曲，咏唱起来，聆听之中，都很优美。比如，《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就是如此，词曰：“三径初成，鹤怨猿惊，稼轩未来。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埃?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东冈更葺茅斋，都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应先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均恩未许，此意徘徊。”[4](P484)此词作于淳熙九年(1182)秋。这一年辛弃疾43岁，罢官后在带湖居住。带湖位于今江西上饶市北郊灵山之下。还在遭罢职之前，辛弃疾就在带湖湖畔建造了房屋，购置了良田，以便必要的时候在那里耕读。此词中隐含有4条文化信息，均有助于我们了解辛弃疾此时是如何进行其诗意的栖居的。第一，“三径初成”，它使我们想到了陶渊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在陶渊明的园舍中，三条路径将要荒芜掉了，其主人的心境，未免有些黯然。在辛弃疾的园舍中，才刚开辟好三条小路，正待主人散步时去踏行，他的心情是快活的。第二，“应先种柳”，它使我们既想到了陶渊明，又想到了柳宗元。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这样描述他自己：“宅边有五柳树，引以为号焉。闲靖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5](P420)辛弃疾和陶渊明，二人何其相似!当然，辛弃疾比陶渊明乐观开朗。在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励志改革弊政、决意造福人民方面，辛弃疾更接近柳宗元。他们奋发努力，也希望留下良好的口碑，庶几民众认识和承认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第三，“秋菊堪餐，春兰可佩”，它使我们想到了屈原。《离骚》第65—66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第11—12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第四，最重要的是，这首词中还流露出辛弃疾对朝廷抱有诸多幻想的心态，因为他说：“沉吟久，怕均恩未许，此意徘徊。”在这里，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天真无邪的顽童，以为继父真的很重视他，继母真的很疼爱他。其实，柳宗元长期赋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南宋朝廷对他的不信任，南宋朝廷认为他是一个来自北方的归化人而并非嫡系。
虽然朝廷这样看待辛弃疾，但他却不这样看自己。总的说来，在辛弃疾的一生中，他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奋斗精神，欲大有为于当世。因此，即使在辛弃疾的闲适歌词中，我们有时也能感受到他那急切跳动的音符。《沁园春·再到期思卜筑》就是一首优美与壮美相结合的闲适词，这首词作于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属于8年赋闲时期的词作。这一年，辛弃疾自福建安抚使罢职归来，在期思(位于今江西铅山县东)选择地方建造住房，以度过漫长的赋闲时光。按说，这是辛弃疾仕途上受到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但他在歌词中流露出来的情绪是乐观、昂扬、积极向上的。这时的辛弃疾，颇似德国大诗人歌德笔下的人物——浮士德：“我一无所有，却非常满足，/因为我追求真理，爱好幻想。/还我那不羁的干劲，/深厚而充满痛苦的是造化，/还有憎恨的威力和爱的权柄，/还给我吧，消失的青春年华!”[6](P192-197)辛弃疾一门心思想着的就是：既然泰初有为，人生就应该有为!生命的跃动，战斗的渴望，从根本上将辛弃疾的闲适歌词与小晏(晏几道)、秦郎(秦观)的词作区别开来，尽管辛弃疾的闲适歌词也是秾纤而绵密、妩媚而轻柔的。
三、辛弃疾赋闲与豪放词
豪放词是辛弃疾在赋闲期间诗意地栖居于人生舞台之中的另一种方式。在十年赋闲期间，辛弃疾不仅创作了许多闲适歌词，还创作了一些豪放歌词。总的来说，豪放歌词是辛弃疾歌词创作的主体，因而，豪放歌词是体现辛弃疾诗意栖居的基本方式。不过，能够体现辛弃疾诗意栖居的豪放歌词，主要还是那些创作于其八年赋闲时期(1194冬—1203夏)和两年赋闲时期(1205夏—1207. 9)的作品。八年赋闲时期开始的时候，辛弃疾55岁，结束的时候他已64岁了。他深深地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他能够为当世作贡献的机会在减少。在这一时期，辛弃疾对人生机遇的无可奈何感在增加，而他渴望战斗的迫切感也在增加。在这一时期，由于辛弃疾阅世已多，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也在向深度发展，因此，他有可能写出在思想上更为深刻的词作来。从辛弃疾在这两次赋闲期间所创作的豪放词来看，他对历史的反思和探索比较多、也比较深。于是，他那熔铸经史子集入词亦即“掉书袋”的特色也就更为明显。因此，此时辛词的文本质地也较从前深厚、细腻得多。可以说，辛弃疾在这两次赋闲期间所创作的豪放词，大都是沉郁而激励的。辛弃疾的豪放词，其底气特别充足，其基音很雄浑，其旋律在盘旋之中渐次高昂渐次上升，其心灵的呼喊声以一种特殊的感动力而变得激越、清亮、明快，这些就是辛弃疾在两次赋闲中所创作的豪放词所具有的基本美质。由此，我们看到了，辛弃疾的心在这一片澄明洁净之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了。换句话说，辛弃疾的心是自身就呈现在他的词作里面的，而并非作者刻意表现的结果。
在澄明中端呈辛弃疾那颗永不停息的奋斗之心的那些词中，有《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歔飏、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一首，词曰：“绿树听歔飏。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7](P429)这首词作于辛弃疾隐居铅山瓢泉期内。在这首词中，辛弃疾一共写进了5个离别的故事。第一，“马上琵琶关塞黑”写王昭君出塞的故事。西汉元帝时，汉朝对匈奴实行和亲的政策，将宫女王昭君出嫁给匈奴的呼韩邪单于。第二，“更长门，翠辇辞金阙”写阿娇离汉宫的故事。汉武帝时，陈皇后(小字阿娇)失宠后，辞别汉武帝，凄惨地退居长门宫。第三，“看燕燕、送归妾”写庄姜送戴妫的故事。戴妫是卫庄公的妾，陈国人。戴妫在卫国的遭遇很悲惨，她的儿子被卫君州吁所杀，她不得已而回娘家。第四，“将军百战声名裂”写李陵别苏武的故事。李陵身经百战，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最后投降了匈奴，这导致他身败名裂。李陵在匈奴境内送别苏武的时候，神情黯然，无限感伤。第五，“易水萧萧西风冷”写荆轲别燕丹的故事。据《史记》卷86《刺客列传》，燕太子丹派遣荆轲去秦国刺杀秦始皇，在易水边上为荆轲饯行，荆轲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这首抒写壮怀的词，竟然以铺叙离别之情的赋体来表现。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来，词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岂不是相互矛盾吗?其实不然。这5个故事记录了中国历史上5次惨烈的人间悲剧。民众对这几位历史人物都给予了深厚的同情。辛弃疾在读史之余，自然会反思自己的命运，他不免悲愤。然而，在辛弃疾所处的那个时代，壮志未酬，悲歌未彻的，又岂止他一人!岳飞的遭际，从本质上说与辛弃疾很相似。岳飞在《满江红》词中写道：“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这是我们熟悉的词句，其情愫与辛弃疾颇为一致。然而，辛弃疾却不然，他一生未得大用，大部分光阴白白地被虚掷了。辛弃疾通过这样的处理，就赋予了他的豪放词以一种崇高的美。尽管辛弃疾这首《贺新郎·绿树听歔飏》在篇幅上比屈赋短小得多，然而就其艺术感染力而言，它与屈原的政治抒情诗《离骚》一样，也是不仅催人泪下并且还发人深省的。《贺新郎·绿树听歔飏》中虽然罗列了5个故事，但是全篇的结构却很严整。正是结构的完整，使得这首词以及辛弃疾的许多类似作品，具有崇高的美质。诚如郎加纳斯在《论崇高》一书中指出：“崇高的第五个原因，总结全部上述的四个，就是整个结构的堂皇卓越。”[8]具体说来，5个故事全都纳入一个框型的结构之中。这个框形结构，前面用“算未抵、人间离别”总起，后面用“谁共我、醉明月”收束。这就好比将许多的事情暂时封闭起来，再将它们安入词的叙事线之中，这就有效地避免了在词的用事中容易显得凌乱这一通病。这种办法有助于作者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也有助于读者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于是，我们看到，辛弃疾所使用的创作方法，颇类似于现象学家胡塞尔所提出来的“历史括号法”。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历史括号法在客观上具有这样一种效果：它把历史事件通通封存在括号之内，搁置起来，暂时不予考虑。这就使得作家在作品中叙述历史而不沉迷于历史，观察历史而放眼于当今。那么，在辛弃疾生活的那个时代，根本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挽救民族危亡、救亡图存，就是抗击金兵入侵的伟大斗争。
倘有机会，人生当须投入火热的斗争。人要在当世建立功名，而且要以此为己志。这是贯穿在辛弃疾豪放词中的基调。如辛弃疾的《沁园春·和吴子似县尉》，这首词作于辛弃疾隐居铅山县瓢泉期间。吴子似，即吴子嗣，鄱阳人，自庆元四年(1198)起任铅山县尉。这首词从正面申说了辛弃疾的人生观。辛弃疾劝好友吴子似以建立功名为己志，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抱负。辛弃疾在《柳梢青·辛酉生日前两日，梦一道士话长寿之术，梦中以理析之，觉而赋八难之辞》词曰：“莫炼丹难。黄河可塞，金可成难。休辟谷难。吸风饮露，长忍饥难。 劝君莫远游难。何处有西王母难。休采药难。人沉下土，我上天难。”这首词作于嘉泰元年(1201)，当时的辛弃疾仍然隐居于铅山县瓢泉。难，语助词，犹如兮、啊、哪之类。因此，《柳梢青·莫炼丹难》一词实际上是用一连串的祈使句、判定句和反诘句写成。去掉这个“难”字，文义便明白如话了。词人说：“莫炼丹!黄河可塞，金可成。休辟谷!吸风饮露，长忍饥。劝君莫远游。何处有西王母?休采药!人沉下土，我上天!”这首词从反面申说了辛弃疾的人生观。在这里，辛弃疾嘲笑了道教那一套消极退避、只求长生的做法。他仿佛在告诫我们：要立足当下，多做些实事。人的诗意栖居，不仅在于赋闲之中，更在于火热的斗争之中。正是这一点使得辛弃疾的词作不朽。这个道理，诚如沈约《宋书》卷87《萧惠开传》中所说：“惠开素刚，至是益不得志，寺内所住宅前，有向种花草甚美，惠开悉刬除，列种白杨树。每谓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为夭也。’”[9](P464)当然，辛弃疾的思想境界远在萧惠开之上。
两年赋闲时期发生在辛弃疾66～68岁期间。这是辛弃疾一生中最后的峥嵘岁月。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辛弃疾的词依然富有战斗精神，只不过此时期的多数辞章，写得比较婉转含蓄。然而，其基调依然是雄浑豪放的。倘若我们全面地审视辛弃疾的词创作，就会发现，在辛弃疾的词中婉约与豪放并不对立，而是互补的。
四、辛弃疾词中人的存在
人的存在是辛弃疾词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其诗意栖居存在的基础。
辛弃疾的词风开阔浩瀚，因为它是词家自然本性的产物。范开的《稼轩词序》中说：“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知夫声与意之本原，则知歌词之所自出。是盖不容有意于作为，而其发越著见于声音言意之表者，则亦随其所蓄之浅深，有不能不尔者存焉耳。世言稼轩居士辛公之词似东坡，非有意于学坡也，自其发于所蓄者言之，则不能不坡若也。坡公尝自言，与其弟子由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之所为。公之于词亦然。苟不得之于嬉笑，则得之于行乐;不得之于行乐，则得之于醉墨淋漓之际。挥毫未尽而客争藏去。或闲中书石，兴来写地;亦或微吟而不录，漫录而焚稿。以故多散佚，是以未尝有作之之意，其于坡也，是以似之。虽然，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藏敛其用，以事清旷，果合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7](P561) 范开乃辛弃疾门人，认识其师的思想和创作自然也最深刻。纵观辛弃疾的一生，我们发现他的确并没有把词的创作看得有多么重要。因为在那个时代，拯救国家，抵抗外敌入侵，乃是第一要务。有人说，余事做诗人，这或许含有某些调侃的意味。在南宋那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辛弃疾余事做词人，则是时势造成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辛弃疾的词作中存在着一些奇特的作品。这些作品似乎是在漫不经心的状态下写出来的，因而从中流露出来的情感是完全真实而无丝毫做作的。这些作品最典型的特征是：其中存在着许多血肉丰满的、意义充实的、活生生的人。同时，他的不少作品似乎仅仅提供了一个思维的框架，其中留下了许多空白，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读者的神思可以在其中自由驰骋。这样的空白可以由读者来加以填补，进行似乎永远没有终结的最终完成。辛弃疾的词中有不少名作，它们具有极其强烈和独特的个性。辛弃疾的词，现存620余首。他的富于爱国主义和战斗精神的词作，已经得到了学者们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笔者这里只讨论那些个性化程度极高的篇章，也就是那些不看作者的名字即可知道为稼轩词的作品。笔者以为，最能代表辛弃疾个性的词作是那些仿佛其中有一群活人存在而词人正面向着这一群活的人说话的作品。这些作品写得很美，也很明白，它们所描绘的是一群人的活动。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曾说：“美看来是最明明白白的人类现象之一。它没有沾染任何秘密和神秘的气息，它的品格和本性根本不需要任何复杂而难以捉摸的形而上学理论来解释。美就是人类经验的组成部分;它是明显可知而不会弄错的。”[10](P175) 用这个观点来考察辛弃疾的词创作，有助于我们理解稼轩词的独特魅力。
辛弃疾的词，不论是大篇，还是短章，都写得十分优美。构成辛词的美质之因素很多，但在诸多因素中必定还有一个根本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存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构成辛弃疾词的美质的根本因素是什么呢?笔者以为，就在于辛弃疾的词直接地处理了人。如，《南歌子·新池开，戏作》，这首词，如标题所示，是一首“戏作”。在一般情况下，戏作往往最能看出作者真实的思想和感情。在这首词中，辛弃疾利用词别是一家因而可以抒写不便于在诗中表达的个人感情这一特点，表现了他对能够理解他胸襟的恋人之态度。这首词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凿个池儿，唤个月儿来。”开凿一个池塘，毕竟是比较大的一个工程，词人却轻轻道出，似乎易如反掌。倘不是为着心中的恋人，谁会如此对待之呢?九天揽月，绝非易事。词人却可以把月亮呼唤下来，仿佛月亮就是他的朋友。第二，“有个人人，把做镜儿猜。”在这里，“人人”当作单数使用，意即“人儿”。“有个人人”，语气极其亲切，显然是指心中所爱。第三，在这首词中，存在着三个血肉丰满的大活人。一是作者自己(他散发披巾，正在做浮瓜沉李的游戏);二是作者心中的恋人(她匀了红粉，还频频照其香腮);三是被拟人化了的月亮(此乃知心朋友，可以随时叫来一块儿玩)。
在辛弃疾的《生查子》一词中，也有着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人的存在。请看：“去年燕子来，帘幕深深处。香径得泥归，都把琴书污。 今年燕子来，谁听呢喃语?不见卷帘人，一阵黄昏雨。” [11](P1926)在这首词中，同样存在着三个人。第一是“谁听呢喃语”中的“谁”，这是词人发问的对象。第二是“不见卷帘人”中的“卷帘人”。辛弃疾的这一首《生查子》，很容易使人想起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恋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在李清照的《如梦令》中，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卷帘的仆人，一个是词人李清照。那位卷帘人是她发问的对象。辛弃疾的这首《生查子》则不一样，卷帘人不是他发问的对象，否则“谁”就成了多余的重复，而与小令的要求不相符。第三是一个隐含着的人，即词人自己。
在辛弃疾的《水调歌头·赋松菊堂》中，存在着更多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人。在这首词中，同时存在着古人和今人，他们好像在同台共舞，都是活生生的人。古人有两位：一位是陶渊明，这是词人心仪的对象;一位是屈原，也是作者心仪的对象。今人则包括两方面的人们：一方面是具体的个人。他们至少有两位，一是作者辛弃疾，他在读书、扫地、休息、赏景(手把离骚读遍，自扫落英餐罢，杖履晓霜浓);一是作者的客人。在今人当中还有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有了人民大众，祖国的河山才如此美丽，才会江山如此多娇!这就是“何人收拾，千载风味此山中”的含义。此外，还有人格化了的“青山”。为什么说“青山”人格化了呢?因为她能“巧”，她能将芙蓉花插在自己的头上。在辛弃疾的词中，拟人化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过去往往认为，拟人化是为了让作品显得更加生动。拟人化固然有这样的效果，但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拟人化的作用远不止此。拟人化从根本上为作品提供了一个话语场。在这个话语场中，作者可以和他创造的对象即所拟的人物展开对话。
我们说，辛弃疾的词作中存在着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人，这是以作品内部的证据为依据的。辛弃疾的词创作喜欢用经、史、子、集语，但是那些为他所用的古人，在他看来，是一个个血肉丰满的大活人。比如东晋诗人陶渊明，这是辛弃疾最喜欢的古人之一。陶渊明生活的年代，距离辛弃疾的时代已经有将近800年了。但辛弃疾却认为，陶渊明是仍然活着的为他所敬爱的师友。我们不妨再看一个更为典型的例子。辛弃疾在《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词中写道：“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衙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11](P1921)在这首词中，存在着众多的历史人物。第一位是樊须，字子迟，孔子的学生，他曾经向孔子请求学种庄稼，见《论语·子路篇第十三》。第二位是卫灵公，《孟子·万章上》：“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第三位是宋国的司马桓魋。第四位是长沮，这是一个人的绰号，真姓名已经无传，见《论语·微子篇第十八》。第五位是桀溺，这也是一个人的绰号，真姓名亦无传，见《论语·微子篇第十八》。杨伯峻说：“长沮桀溺不是真姓名。其姓名当时已经不暇询问，后世更无由知道了。”[12](P195)第六位是孔丘。虽然以上这些都是历史人物，但他们都是血肉丰满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日日与辛弃疾为伴。在辛弃疾看来，这些历史人物并不遥远，也不陌生，他们就在眼前，与他日常交往的“东西南北之人”一样。因此，我们说历史人物以活人的姿态生活在辛弃疾的词中，不是文学描写上的夸张，而是符合逻辑的结论。人就是诗意栖居的主体。
五、辛弃疾赋闲的当代启示
辛弃疾的诗学理论可以概括为：“诗句得活法，日月有新功。”(《辛弃疾诗话》)[13](P6792) 这也适用于辛弃疾的词创作。在这一总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辛弃疾进行了伟大的创作实践。在他可歌可泣的一生中，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的地方很多。辛弃疾的诗词，常常令人反复阅读而从不厌倦。细读辛弃疾的词之后，笔者发现其词与其人的存在浑然一体，这一现象很值得加以研究。辛弃疾诗歌、散文和词各体兼善。据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中记载：辛弃疾的文墨议论，尤其英伟磊落，世之知辛弃疾者，常常讽诵其诗词。辛弃疾的作品曾经被编为多种文集。可是，由于他生活在北宋和南宋之间那动荡的岁月中，他的作品散失了许多。其中，散文与诗歌的散失，尤为严重。自明代以后，各种本子都湮没失传了。这也为我们从理论著述的形态上研究辛弃疾的人格存在造成了困难。不过即便如此，他的人格存在仍然可以从文学创作的形态之中，间接地加以寻绎出来。辛弃疾是婉约与豪放两种风格皆极擅长的词人，而以其豪放词名家，与苏东坡一起并称苏辛词派，载于文学史册。辛弃疾的词作之所以感人，乃是由于贯穿其中的真情。这种情形，如但丁所说：“我要满怀信心地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像真情的流露得当能够导致崇高;这种真情如醉如狂，涌现出来，听起来犹如神的声音。”[8]这就是辛弃疾赋闲而其词不闲、其词如淙淙泉水流淌在我们心中的原因。总的来说，赋闲时期是辛弃疾的诗意栖居表现得较为充分的一个时段。由于这个时段长达23年，其间又有若干积极的社会生活贯穿其中，因此，赋闲中的辛弃疾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反复的追忆和对比，于是赋闲就成了一个诗意地反观自身的时段了。在辛弃疾的几次赋闲中，追忆斗争生活和创作各种词是水乳交融地合在一起的：辛弃疾创作词就是在进行追忆;辛弃疾进行追忆也就是在创作歌词，或者说，至少是在打腹稿，在“口占”吧。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作品，在艺术上才有可能达到醇美的境界。如在《美芹荩谋空传世——读辛弃疾<美芹十论>、<九议>》一文中，顾易生先生训示云：“确实，他不仅是位大词人，也是卓越的军事家;而政治、军事上的雄才大略，正是他的歌词臻于‘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境界的重要基础，实大声宏，与那些强作大言的枵响，血脉贲张的力竭声嘶，迥然异趣。”[14](P379)拿这种观点来审视豪放词，有助于我们见到豪放词内部具体风格的多样性，以及在总的豪放之中见出作家诗意栖居的种种微妙的心态来。
我们的祖国目前正在进行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祖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久远，因而也积攒了不少问题。要想大家都能够伸展自己的抱负，唯一的办法是把事业做大一些，再做大一些。然而，这本身就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实现。况且，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变得丰裕，人们的寿命也在延伸。在繁复的急剧变迁的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我们得学会诗意地栖居。处于一线的时候，努力地工作，要对得起人民的那份信任。处于二线、三线的时候，要心情愉快，做好现有的工作，不虚度此生。赋闲之后，我们要以国家为念，将自身利益、个人得失等与人民的宏大事业连在一起来观想各种问题，冷静客观地对待别人，也冷静客观地对待自己，尽可能避免各种磕磕绊绊。辛弃疾通过他的歌词创作，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时代，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基础。辛弃疾的诗意栖居，有助于我们在当下建构和谐社会，并将爱国主义精神贯彻到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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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顾易生.顾易生文史论集[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